当年在科大念书的时候，大家都很刻苦，所以我跟现在的同学们，包括香港的同学们讲，他们都很不理解。他们问我：Do you have any fun？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乐趣？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大学期间，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去食堂，吃完饭马上就去教室，我们当时还要占位置，要提前半小时才能坐第一排，都争着去坐第一排。现在我教书，发现学生都喜欢去最后一排，大家都不愿意坐第一排。我当时喜欢坐第一排，因为坐第一排不容易受到其他同学的干扰。当时，大家去得都很早，甚至有先把书包放在教室，再去食堂吃饭的。中午吃饭，然后就做实验，当时化学物理和生物物理专业是整个科大实验最重的两个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跟化学系一起上课做实验，还要跟物理系一起上课做实验，所以我们要上两个系的课，做两个系的实验。到了晚上，基本上就是做作业，所以我到了科大，才真正体会到中国的一句成语，就是“逆水行舟”。我可以讲，没有哪一个同学敢一个星期不看书。
科大的氛围是比较宽松的，这点我一直不知道。后来到了美国，见到很多其他学校的同学才知道。他们的77届，当时很多是有晚自习，点名的，老师看着的。科大从来都不点名。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们只在进校后进行了一次党团活动，就再也没有过。我记得在科大读大学的时候到过复旦，复旦的情况，你没有校徽是进不去的。在科大，根本没这个事，反正你都可以进去。当时南七那边的门有时候锁了，我们就干脆爬墙进来。不仅是男生，有的女生都爬过去。整个的气氛都比较宽松，老师对我们也是比较宽松的。这一点我一直引为自豪，我为我们的老师感到骄傲。
科大的专业是非常宽的，我记得我在科大的四年，只有两门专业课，一门激化化学，一门催化原理。就是这两门专业课，还是选修课。我记得当时我上物理化学这门课的时候，上物理化学（二）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当时是化学课代表。当时我对电动力学这门课感兴趣，但是这门课，我们化物是没有的，是在四系。我非常想学这门课，就跟物化老师商量，我可不可以不来听课，物化老师说没有问题，你就不用上课了。我说我保证做作业，因为我是课代表，我说我保证把作业收完交给你。但是我不来上课，我只交作业参加期中期末考试，老师就同意了。我想这在很多学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所以我现在当老师，你不来上课，你能通过，你是最好的学生。
科大对我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基础是比较宽厚的。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学了很多的基础课，数学，物理，化学。这点上我想跟科大的课程设置是有关的。我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我发现科大化学系毕业的同学，在美国的大学里做教授有很大的优势，其他专业我不知道，但是化学系确实是这样，你可以看一看，在美国一流大学的化学系里几乎都有科大的校友在做教授。这个问题我想了，因为科大的化学系，数学物理比较宽，这样出去后转到别的行业，就比较好。我们当时这个班，现在干什么的都有，我们的同学，有做统计的，有完全做理论物理的，或者完全做有机合成的，就是说各个行业都有。就像我现在做高分子，我大学的时候高分子一个字也没学，然后就做了高分子，完全是转过去的。科大的基础教育很宽厚，对大家成长是有好处的。
我记得我在科大读书的时候，老师们跟我们说，科大的学生需要的是加速度，不是初速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上很多的专业课，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你初速度比较大。如果你正好做这一行，看上去你上手很快，可是你的后劲就不大了。而我们出去后，专业课比较少，初到某个特殊行业的时候，觉得不够。可是因为你基础比较宽，后来很快就赶上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大家在这里念书一定要把基础打好，尽量把基础搞扎实点、宽厚点。你不要想这个有没有用。很多同学可能在想，我这个专业不好，我要不要换个专业，其实大可不必。
在中国的大学里，科大在基础课的设置上是有优势的。现在我知道有很多大学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在我们那个时候，科大的课程设置同国外最接近。所以科大的毕业生，有很多做了稀奇古怪的职业。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我们的班长周全同学，他现在是做风险基金投资经理，他非常成功。大家可能不知道，你们都用过百度和QQ吧，听说都是被他弄上市的。他跟我说，他投资百度的时候，百度才只有两间办公室，现在在美国上市，不知道有多少亿美元的资产了。你可以想想，他大学有没有学过投资，他靠的是什么？我想应该跟科大的训练有关。虽然在科大学的化学对他没什么用，但是那些训练对他是有用的。
科大还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校训——理实交融。我们当时念书的时候，外面一直有个观点，就是科大学生的动手能力不够。但我觉得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实验，正因为做了很多实验，积累了很强的动手能力。我当时到美国去的时候，连计算机都没见过，当时科大只有一台计算机，在图书馆里面，看都没看过。但是也没有问题，我做实验，有关计算机的很快就学会了。所以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不要想着就是对付实验报告，把实验做完，最后拿个成绩。不是这样的，你做实验的时候，你用心思跟你不用心思会差很多。
我1982年到美国学习作研究，是个很好的机会。在这点上，我同样要感谢科大。当时科大提出要送77届的40个同学出去，科学院就同意了。但是科学院说没有钱，这些同学必须在外国拿奖学金，科学院可以帮我们办护照。由于这个原因，我有机会出去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机会上大学，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机会出国，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而且我的年龄偏大。
后来我就去了美国，去读研究生。1991年的时候，我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我在公司做的是应用问题，在大学里你不能只做应用问题，尤其是在香港，它没有化学公司。于是我就转去做基础问题。这个实际上就是靠着科大给我的教育，你知道当时我去香港签约的时候，答应我的启动经费是多少？是10万港币。我还没有到大学前，正在运送行李的时候，他们发过来一个传真，说重新预算一下。我说，怎么重新预算？他们说告诉我一个数，增加10倍，就是100万港币。我想100万港币正好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1995年的时候，当时的化学院院长俞书勤老师找到我，说有没有可能回到科大申请杰出青年基金，帮助科大建立一个实验室。我答应了。当然不光是帮助科大，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也得益于科大，因为在香港，条件实际上是有限的，科大拓展了我的实验室。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没有实验室也没有经费。我记得很清楚，朱清时老师把他的实验室借给我。俞书勤和何天劲老师以及他们的夫人李老师和张老师都帮了我许许多多的忙。1998年的时候，梁好军老师从东北调过来，后来我们搬到了国家实验室，条件大大改善。2002年8月，张光照老师来到科大，过了一年时间，刘思勇老师来了。我们不是在一个实验室工作，不是一个单独的项目。我们是联合在一起，各有特长，互相配合，提高水平。讲到这里呢，我还是要说，我人生的运气很好！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可能大家考进科大，都是天之骄子。你们每个在中学里，可能都是第一名，还可能是市里第一、县里第一。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通常都会回到我的母校一中，跟考上重点大学、考上大学的学生讲。讲什么呢？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聪明，有的也说自己很努力，还有的说自己不仅聪明也很努力。我想说的是，中国比你聪明的人有的是，比你努力的也有的是，比你既聪明又努力的也多的是，只不过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你们只不过是运气够好。我想想我自己，只不过是运气够好罢了！因此大家千万别认为自己有多聪明，今天你们是在科大，你到外面，你会发现比你聪明的人有的是！
回想我们科大的教育，我觉得首先需要有感恩的心态。我想，我得助于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其次是要知足。这个知足，不是说可以不努力了，得过且过，不是这样的。对于知足，我是很有体会的。对有些东西，你需要知足，对有些东西，你不需要。因为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大家经常想一想，自己是很幸运的。要有感恩的心态，要有知足的心态。最后，我希望跟大家共勉的是“中庸做人，勤奋治学”。中庸之道不是和稀泥。那么什么是中庸之道呢？什么叫“中”，不偏谓之中，就是做事不要太偏激，不要走极端；什么是“庸”，不易谓之庸，就是做事要有原则，不要轻易改变自己，不要做墙头草。看上去，二者矛盾，但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可不简单哟！下面的勤奋治学，我想不用解释了。（吴奇，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1987年获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士学位，1987 年至1989 年继续在该校做博士后。现为美国物理学会Fellow，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化学讲座教授，中国科大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院长。）
来源：《科学时报》2008年8月15日 文化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