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毛主席就发出号召，不要再拉帮结派了，各派都要联合起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召开了联合的大会，成立了统一的、包括了各派势力的革命委员会。
大联合后，有时也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但学校的纪律已经很松散，去开会的人较少。我去的就更少，但偏偏有那么一次参加了，而且在那次会上听到了领导讲学校要搬迁到安徽安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安庆活的桂花鱼仅要0.2元一斤，而当时北京低档得多的活的草鱼的价格是1.5元一斤。
1969年11月，学校分几批从北京搬出，坐火车到武汉，然后换长江上的轮船到安庆。我们住在安庆的市委党校，它在一个山坡上。
现在对安庆的印象已经很浅了，因为那是40年以前的事情了。记得那时逛街，逛到江边，有一处有点儿像名胜古迹的地方，是不是叫望江楼还是什么的？那里的塔啊、庙啊、亭啊、院落啊，有点儿古色古香的，好像在那稍高一点儿的亭中，能望见长江的江水。而且那里当地人也挺多，在喝茶、吃饭、聊天，很休闲，很自在。使我感到这像是《儒林外史》书中的某个场面，也有点儿像另一种意义上的文革中的世外桃源，所以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还有一条街，很窄，但很热闹，街两边都是小店铺，一个连着一个，很像现在城市中的步行街。我所以对这条街有印象，是因为我当时走在这条街上时，想起了50年代初我小时候，逛北京东安市场，和春节时逛北京珠市口附近的厂甸，那感觉是一样的，人很多，各种各样东西都有卖，东西又便宜，交易很热闹。我在这街上的小铺里买了一个乒乓球拍的护套，它现在还套在我的乒乓球拍上呢。
离开北京前的那半年、一年，学校的操场上天天活跃着一支老百姓篮球队，我所以叫他们是老百姓，就是他们原来都不是学校正规篮球队的。他们的动作不太正规，不太好看，人也高高低低、胖胖瘦瘦的不太整齐，年龄也大大小小的，但他们互相配合非常熟练。
一到安庆，我们这支老百姓篮球队就和市体委篮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对方个个高高大大的，打球动作也很漂亮，但是他们竟然输给了我们。
第二天他们又要跟我们赛，我们当然乐意迎战。没想到，一上场，对方的人全换完了，上来的也是一帮跟我们一样的球油子，更没想到的是，我们这次竟然输给了他们。
史济怀老师解释这种现象时说，还没有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时，大路球是打不过小路球的，乒乓球也是这样。史济怀业务水平很高，并且他还是数学系打乒乓球的第一把手。
党校在一个高坡上，我们住的楼房有凉台。有时我们就在那凉台上自拉自唱，我手风琴伴奏，高建国、邵燕华、张京、王元元等唱《江姐》、《红灯记》里的歌，搞得外面街上很多行人停下来听我们唱歌，大概安庆人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吧。
王元元、刘复华等人曾聚在一起去喝酒，喝醉了，王元元吐了。第二天我问刘复华喝酒什么感觉，他说，喝到一定程度，很愉快，很兴奋，很愿意痛痛快快地讲一些心里话。大学毕业后，就没再见过他，前两年他打电话来，我说你到广西来逛逛吧，他说，那你一定要请我喝酒哟。
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都是睡在教室的水泥地上，铺着稻草，一个大通铺。教师和家属是否都一起来了？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杨纪柯老师一大家子来了，他有好几个挺大的女儿，个个都长得漂亮。
杨纪柯当时是讲师，美国留学回来，搞生物数学的，文革中经常坐在一起开会、聊天。在北京时，因为便宜，我们经常一次吃5、6个西红柿，我曾问过他，补充维生素C，每天需要吃多少西红柿，他说吃一个一、二两的小西红柿就足够了。在安徽铜陵时，杨纪柯把他的小儿子带在身边，那小孩儿7、8岁，喜欢跟我玩，我拉手风琴伴奏，他唱《红灯记》。我曾考问过他，圣马利诺和梵蒂冈在那里，我以为他答不出来，准备告诉他这两个国家是在欧洲，没想到，他能回答上来，并说这两个国家都在意大利境内，而我当时并不知道它们都在意大利境内。
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杨纪柯成了中国知识份子代言人，有点儿社会精英的味道，经常发表一些很有深度的超前的见解。再以后，他当了安徽省的副省长，后又上北京，当中央致公党的副主席。我岳父是先于杨纪柯在致公党当副主席的，我告诉我岳父，我和杨纪柯很熟悉。后来，我岳父告诉我，他向杨纪柯提起我时，杨说，很愿意和他（就是说我）结识，那就是说，他原本并不认识我。他已经把我完全忘记了。
天气越来越冷。党校的厕所在山坡的边上，是老式农村的那种厕所，蹲在那粪坑上大便，一阵冷风从下面粪坑的水泥斜槽呼地吹上来，吹得屁股冻的发麻，该拉的屎也拉不出来了。
我们班同学老家在上海、江浙的多，大家都纷纷回家去了，我呆在安庆党校也没什么意思，就回广西家里去了。原想过些天又来安庆的，没想到这一去就不复返了，再回安徽时就到了铜陵，安庆再也没有去过了，安庆的活的桂花鱼也就一条都没有吃到过。（罗海鹏 651）
来源：中国科大校友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