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荣典
（2006年5月13日）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谈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精神理念问题，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示。我是中国科大第一届毕业生，留校工作至今，而且作为北京的考生，我们在1958年开学前，即八月初就到学校报到，参加第一届学生的入学准备工作，可以算是科大最老的校友啦，对中国科大还是有所了解的。
中国科大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学校，成立不到五十年，即取得骄人的成绩，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经历了许多事情，一直在困难磨难中成长，陈至立同志视察中国科大时说，中国科大是一个超常规发展的学校，应好好地总结。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中国科大精神大讨论，很有意义。此前，他们曾要求我写一篇相关文章。我感到中国科大超常规发展的背后，确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但若想写得好却难落笔。许多同志在校园网上发表大量文章，很有见地，也有许多警句。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认为，中国科大超常规发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科大领导、老师、学生、职工在办学和学习过程中坚持“遵循科学规律，不断拼搏进取”。
然而谈到科大人以科学态度对待办学，按教育规律制定各种方针政策，却很容易让人感到是老生常谈。因为教育规律是人类长期教育实践的结晶，既不可随意革新，又是教育界人人都能说出几条的普通道理。关键在于教育实践中能否执行，尤其是在外界环境恶劣的时候，能否大无畏地按教育规律办学。中国科大的领导、师生，在最困难的时候，以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为目标，顶住极左思潮的压力，也不受违背教育规律的风气的影响，按教育规律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科大在同期各大学中，能够超常规发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认清教育规律，把科学精神深深地植入科大人的心中，并付诸实践，现在仍然是中国科大能否快速发展的根本所在。
中国科大的超常规发展表现在培养了一大批（不是少数几个）杰出人才，取得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基础科研成果。中国科大在高校同期毕业生中当选中国两院院士的人数最多；当选美国IEEE Fellow和美国物理学会会员人数最多；建国以来（至2003年）我国评选出27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科大毕业生五人在其中四项成为主要完成者；以校友胡伟武为首的龙芯系列CPU芯片研制组，科大学生占3/4强；邓中翰、张亚勤、李开复等既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又是成功的企业家；在美国世界知名的科学单项奖，像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科学科学家奖，都有科大学子获奖者。有些奖项多人获得，也有的人获得多个奖项的。中国科大教授潘建伟领导的量子信息研究室，二项成果被选为当年世界十大物理进展，这是中国大学唯一的。中国科大的科研成果，多项获选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成果；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或技术进步一、二等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于大跃进年代，又受到文革十年浩劫，却能取得如此大面积丰硕成果，不仅是超常，甚至可以说是惊人的！这是中国科大具有的科学态度与拼搏精神相结合造就成中国科大文化氛围酿造的硕果，而不是某些单项措施的结果。
自“五四”运动以来，科学与民主作为响当当的口号叫到现在，现在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科学发展观等词句，但实际工作中，人们的科学精神，自觉地按照科学规律办事还是很差的。科学与民主尚未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思维主体。按照行政规则或潜规则行事远胜过按科学规律办事（这里指的是教育界，并非完全否定按行政规则行事的意思）。几千年来，中国的精英们在追求“学而优则仕”。做官的基本原则是“从上”，是实用主义，是否科学并不是最主要的，这就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历史，甚至可以说延续到1956年，在中国有技术无科学，是只追求怎么做，不探索为什么的实用主义。就中国古代发展较好的数学来说，我认为是有算法（或叫算学），并无科学意义上的数学，在中国由于生产需要，特别是变法需要，很早就有解高次联立方程的方法，有准确的园周率计算，但并未发展成系统的数学科学。物理和化学就更少有建树，这是中国科大成立时面对的现实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界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第一次1952年的院校调整，学习苏联模式，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不足是把理工分家，不利长远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第二次是从1958年到1967年所谓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教育界首当其冲），给教育界造成极大破坏，尤其是后十年。第三次是从1977年起至今，尚在进行中，已取得巨大成果，中国教育空前的大发展，但若建成现代科学化的中国教育体系，仍然是任重道远，不时会有违反教育规律的思潮干扰，必须保持冷静头脑，积极探索适合新情况的教育思想规则。中国科大成立于第二次教育革命时期，在教育倍受摧残的年代里，中国科大这棵幼苗没有枯萎，反而茁壮成长，超常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科大人——领导和师生员工——坚信科学（教育规律），勇于坚持，能顶住极左思潮及强权压力，按教育规律办学，加上不怕困难的拼搏精神。这也是新时期必须坚持的原则。
关于科学精神，按教育规律办学，只讲些道理、条文未免枯噪无味，还是讲点事实也许更能体会其深远意味。
首先讲几件我初进科大给我印象深刻的“小事”，事情虽小，但反映出的思维、行事的科学性意义不小，也是中国科大科学文化氛围的写照：
1、八月初报到以后，我被分配跟着刘涛、赵保守二位老师做铁氧体（还有一位技工参加），为中国科大成立暨开学开典礼献礼，我们自己动手砌了个炉子，用煤火（加沥青）加热，想烧出铁氧体，试验了很多次都不成功。八月底向仁生先生到现场，看了我们烧的东西（不成型）说，看来用“土法”做不出高科技产品，若要赶上开学献礼，还是到物理所用电炉烧吧（电炉干净，温度严格可控），我们的献礼是在物理所做的，这件事让我知道了做科研工作不可“胡来”。
2、开学典礼前夕，郭老请吕骥先生在礼堂讲解，教授校歌，郭老首先讲了歌词中周总理给改了二个字，即把原词中“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改成“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先锋”，郭老说总理把“建设”改为“事业”二字改得好！更符合科学规律。
3、五八年十月份各地兴起“小土炉”炼钢热潮，我校也不例外，当时很多学校宣传自己炼出了多少多少钢。我们有一个系的同学们也用小土炉炼出一堆“钢”，拿到学校报喜，当时主持炼钢工作的任知恕同志接收，等同学们离去后，对工作人员说，这到底是钢还是铁，拿化冶所化验一下吧。
4、1958年继北大、清华之后，许多学校把学制改为六年，我们许多同学也要求把学制改为六年，理由是我们学的东西不能比其它学校少！不久，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同志给全校师生作报告专门讲了科大学制问题，他说科学院领导和专家们讨论了学制问题，决定中国科大学制仍为五年而不管其它学校是几年。理由是根据科大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实际安排，已经达到要求，能适应将来的工作需要，同时有能力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科学不断发展但学制不可能不断延长等等，大家听后都觉得有道理，不再为比其它学校少学一年而担忧，也使同学们学习了对问题分析处理的科学思维方法，这个影响更深远。联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科大推行的本科五年学制4-2-3 分流培养学士、硕士、博士人才，既适用那些（在中国科大也许是多数学生）学习努力而可超前的学生提前读研，也适宜那些本科毕业即参加工作的学生，他们学习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并且受到一定程度的科研实践训练，具有相当好的适应工作能力。这样的学制及其依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安排，造就了一个非常优越的育人环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他们已经取得骄人的成果。这样一个符合教育规律，适合中国科大校情也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改措施，却在行政干预和世俗习惯势力的双重压力下夭折了，真是遗憾！
5、1958年9月正值“大跃进”的高潮，几乎全国的学生都要去上山下乡参加劳动，与工农相结合而不上课学习（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考上某名校历史系，几乎两年时间没有在学校上过课），我们的老校长郭沫若跟党委书记郁文同志说：“郁文呐，学生还是要上课学习的呀！”郁文同志就执行了郭老的指示，中国科大在58～59学年第一学期里上课三个多月，寒假前正常复习考试，这在当时可能是全国唯一的上这么长时间课的学校，实际学生要上课学习，期终要复习总结提高和考试（考核），检查学和教二方面的效果，是最普通的教育规则，但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却把这非常简单的道理抛弃，极大地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在全国近于狂热、不讲科学的大跃进年代里，中国科大领导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郭老在学校举行的1959年元旦献礼大会上讲话，强调科学态度的重要性，他要求同学们不但要重视科学，并要特别重视科学精神，大胆创造要与科学精神相结合，要认真研究客观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掌握规律，灵活运用规律。此后，张劲夫、郁文等同志给全校师生的报告中都专门讲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强调科学实验也是重要的实践活动，中国科大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科学实验的活动。这些讲话使中国科大师生（青年教员）免受那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风气和潮流的影响及干扰，培养牢固的科学精神。
6、“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大迁到合肥，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全国高校的口号是：工农兵员到大学搞“上、管、改”，即所谓的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实际上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搞的是瞎管乱改，就是不上（课），不搞业务学习。而中国科大决定先给学员补高中课，再学大学课程革遭到工宣队的反对，扣以复旧、走老路的帽子（即不搞教育革命）。当时刚刚解放的钱志道同志表示：让我主持教学工作就得这样做，为党培养人才，不能违心地去做事。在党委其他领导（刘达、武汝扬同志等）及全校教师的支持下，钱志道同志主持的中国科大教育工作走向正轨，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在全国各校工农兵学员中，中国科大毕业生在学术上取得显著成果，具有高校专业职称的人数比例最高。要知道，钱志道同志在中国科大的领导成员中是最好讲话的人，被大家戏称“八级群众”（钱老是八级高干），但在尊重科学（教育）规律，按规律办一切事方面却一丝不苟，也不怕被再次打倒，这就是科大人的科学精神。
7、上世纪八十年代，高校刮起了一股下海、经商风潮，有些学校学生摆摊，老师经商，极大地干扰了高校教育秩序，影响学生成才。中国科大谷超豪校长主持校务会议讨论决定：中国科大师生不能下海经商，若要下海，你就离开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小举措”，保证了科大正常教学秩序，保住了中国科大的优良学风，使中国科大快速发展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令人羡慕的成果。
8、九十年代有个对教育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提出教育产业化，对于一个搞经济的人，以赚钱为目标，提出教育产业尚可理解，令人遗憾的是各级教育领导包括一些大学的校长们却卖力推行。不但影响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成学校一些不正风气。就在教育产业化叫得最凶的时候，我校校务会上也讨论过，大家认为中国科大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事业，而不是赚钱单位，不能超额收取学费，增加学生负担，把那些有才而无钱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现在关于教育是事业还是产业问题的争论已经结束，但其流毒的肃清尚待时日。
以上这些例子，并非学校的重大决策或改革，但却是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措施，一件这样的所谓“小事”做好了，中国科大的办学目标，她的教育理念，即“三结合一并重，强调基础”（三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一并重：专业教学与基础教学并重，强调学好基础知识和训练基本技能），才能得以落实。上面讲的事情处理不好，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其结果必定是把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变成一个空喊的口号。许多学校没能快速发展的可悲之处恐怕就在于此。
同学们可以看到，所谓科学精神，按事物自身发展规律去行事，必须贯彻在工作中的每个环节，每件（小）事情之中。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件要做的事情，做好每件小事，你的宏伟目标才可能达到，事业有成。若这些事做不好或做得不对，那你的宏伟目标只能成为黄粱美梦。
为什么说中国科大这些举措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呢？这就涉及到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作用问题。我赞成这样的理念：研究型大学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培养促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德才兼备人才；二是不断地发现新的科学规律，发明新技术，推动发展新文化。两者结合起来，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科大这类研究型大学所担负的使命，必然决定她（们）具有社会性、超前性和相对的独立性，社会性还包括继承和延续性。
大学的社会性就意味着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为当前国家需要服务，大学不能很好地为国家服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中外皆然。但是由于教育事业百年树人的长效机制，所以并不能按照市场的短期需要来安排大学教育，照顾市场短期需要的最好办法是短期（譬如二年左右）职业培训，其次是职业教育，而不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任务。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其教育理念和教学安排是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出发，尽可能预测将来的发展趋势而定夺。大学传承人类已经创造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探索未知领域或问题，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这就是大学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性（包括文明的继承和延续）。因此，就其专业教育来讲，不能因为某一段时期，某专业显得停顿而轻易放弃，不但知识传承方面不能放弃，对研究，促其发展的工作也不可轻易放弃，最有力的证明例子是光学。上世纪前半期，光学显得衰落，但在量子力学发展以后，量子光学，尤其激光的发展不但对光学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大学若要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她就必定适应现实又超越现实，不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如果只适应现在，她就没有能力改变和推动社会发展，大学除传授已有知识，培养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外，其主要也是重要的任务就是研究和发展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技术，而这些科学大多数当时社会无法或不知道如何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活之中，但它们必定推动技术进步，最终造福于人类，但不一定能被人理解。一个大家熟知的真实故事：当法拉第给人们演示他电磁感研究成果时，遭到一位贵妇人的质问：你的这些研究有什么用处？！现在提这种问题人越来越少，但多数人还是更偏爱应用科学与技术，解决现实问题，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更需要少数研究型大学努力保持其超前性的品格。
谈到研究型大学的超前性，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中国科大的学生也应思考，那就是目前中国科大的一个流行口号，叫作“产学研”相结合。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适口号，对研究型大学不太合适，因为，学研结合是应谈的，产研结合一般也没问题，对大学而言只是要注意结合的方式及措施。问题是“产学结合”，“产”的目的是生产商品，要赚钱，大量的是重复性劳动，所有的改进都要受商品的属性制约，限制人的学术思想自由最大限度的发展。学生必须以学为主，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学到知识，受到科研技能的训练，尽量发挥其创造意识，这需要与生产产品是不同的环境氛围。一些教授把他们的科研成果转换产品这是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但是他们亲自去经营企业，生产商品时，他们必定要以市场和赚钱为主，既影响其本人的更高水平的科研工作，也造成了一种不利安心于学习和科研环境，不利于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发展到极端情况就某重点大学博士生集体炒掉导师。（应为这些具有独立思考，又敢于抵制违反教育规律做法的学生叫好！）美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MIT，如果教师的科学研究成果能转化为产品，而本人又有转向企业开发商品的愿望，那么你就离开MIT去办公司——像Intel公司的创始人中就有MIT的教授。这样做的结果是满足了社会需求推动社会经济技术进步，满足了个人对新事业的追求和赚钱的意愿，同时又保持了研究型大纯真的科研环境氛围，保证学者心无旁骛地做科研，保持了著名大学的超前性和高水平教学与科研，一举三得。也许可以预言，产学研的口号叫得越响，贯彻越彻底，离诺贝尔奖就越远。幸运的是“产学研”的口号在中国科大叫得不响，没有成为有主导意义的理念。
关于大学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问题，有人并不赞同，尤其是政府官员，一般性说教可以，但实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这就是不少舆论界和大学领导不断呼吁大学自主权而难于实现的原因，此问题的关键也并非是政府官员恋权不放，而是多数人对大学相对独立性的理解片面，尤其学校本身的片面要求所谓自主权，只想要学校的管理，少受甚至不受政府行政的干预，却没有认真研究自身在自主之后如何按教育规律的要求，承担应负的责任。这是出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使得政府主管部不愿放也不敢放权的主要因素之一。
学校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她要融于当时社会又要超越当前社会，这是大学超前性，推动社会进步（文化、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它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校要保持高于社会的道德及文化氛围，是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体现出来的而不是口头的。学校行事及教职员工言行都不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且不断批判不良行为与风气，言传身教地影响和教育学生，使其有理想，有服务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感、责任感，在不断从事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文化的创新过程中，不但使学生学到知识，也加深和巩固学生道德观和使命感，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学校成为社会中圣洁的文化、学术殿堂，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尊敬，一谈到老师，人们都怀有敬意。现在人们往往抱怨教师得不到应有尊重（整体而言），其内在原因就学校自身失去圣洁的光环，部分教师道德欠佳所致。试想，当看到报导的幼儿园孩子逼父母给老师送礼，小学生贿选或贿赂班长，博士生集体炒导师等事件的发生时，怎么让人产生对学校、老师道德尊敬之情？！有人以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不是在真空中来为学校的不良风气辩解，这是不对的。古今中外有许多名校出污泥而不染，例如蔡元培先生领导下的北大，培养出大批仁人志士，推动了社会进步。
关于大学的相对独立性第二方面的内容，就是更多更大的自主权，这无疑是对的，也是必须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已有很多人和新闻界人士的很多文章和谈话，我不想占用时间多讲了，我想说的只是只有在第一方面的事做好了，大学自身圣洁，才有权力要自主权，才有可能获得自主权，获得后才可能用好，以达到办学目的，推动社会进步。
究型大学的超前性与独立性会与当时社会需求和人们的意识有矛盾。首先是学生家长和多数学生。他们上大学的目的就是将来找到工作，虽然在国外许多人能理智地选择自己喜欢又有找到职业的学校，因此那些对基础或技术研究有兴趣的学生选择研究型大学，但是总会有一批人最终搞不了研究工作，而就业也比有职业技能的人困难些，就象哈佛毕业生也有开出租车的人！他们和社会上一些人自然会对所谓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及措施提出质疑，形成压力。另外，大学与政府部门也存在矛盾，因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解决当前问题，政府制定政策既要依赖“理论”，又有别于理论，既要根据实际状况，也有别世俗要求，但总体要偏向实际，政府要解决人们生计，无形中必定要解决前面矛盾问题，而且也要偏向学生及家长的要求，就客观上形成政府与“理想化大学”的矛盾。
处理这些矛盾，要求大学校长必须有政治头脑，能够辩证思维，是具备行政管理与运作能力的教育家，而不是科学家。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当年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先生看到大学改革只学苏联模式的弊病，想改变，但由于处置不当，不但没有成功，反受其累。而中国科大的领导——郭老、张劲夫、郁文同志等，以高超的领导艺术，挣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把中国科大办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学。
同学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我上面讲的中国科大所有办学理念和措施，都符合研究型大学目标及历史使命，都是教育规律本身所要求的，因此，持守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办学是中国科大的灵魂，是中国科大超常发展的之源！
下面我要讲的是中国科大的“德育”。同学们将体会到，中国科大的德育工作仍然是以科学态度处之，中国科大的领导能够也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真理反对极左思潮。我还是举两个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中国科大建校以后，陆续从中科院各所或其它大学调入一批老师，其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被原单位看作政治上有问题，甚至是“右派分子”，当作包袱甩给科大的，其实这些人大都业务能力强，工作态度认真，所以我们的的书记郁文同志说“科大发了一笔洋财”，不但不歧视、“整”他们，反而当作业务骨干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科大下迁合肥后，办的教师培训班，学员选择主要是看业务能力，调入科大的教师，也以业务水平为主。因为中国科大自身和培养的学生是搞科学和技术，需要业务能力强的教员，那些只红不专的人是没有用的！这是科大这个事物的自身要求（即自身客观规律）。同学们可能体会不到，当年为“右派”讲好话是犯大忌的。但在事关正确（真理、规律）与荒谬的时候，科大人从来是坚定的。从科大领导对这类事情的处理上，可以看出，科大人（包括学生，科大学生对这些老师亦然是很尊重的）对人的品德要求的科学态度。
第二个例子，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全国人民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可以说已经轰轰烈烈啦，但已偏离正确轨道。中国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同志在给全校师生上党课时，特别强调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辩证的方法，而不只取某些词句，批评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科学的一些观点或口号。例如“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我们）一万句”，在当时这也是极为罕见的。郭老等人在大跃进时大讲科学态度，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办事；郁文同志在对待右派或“出身不好”的人给予宽松对待。这都是很讲策略的，以温和的态度和语言反对错误，抵制极左思潮及其处事措施。而刘达同志已是锋芒毕露地批评直指中央某些大人物啦。实际上刘达同志这种思维方法和党课内容对形成中国科大的文化氛围还是起了作用的，他使学生讲科学而不搞个人迷信。后来刘达被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虽然只有少数人“文革”刚开始时为刘达辩护，但有非常多的人，至少在内心中认为，刘达同志是对的。这种科学地独立思考精神，可以认为是中国科大在“文革”中派性竞争不激烈，最早走出“文革”阴影，开始第二次创业的思想基础之一。
现在一说到德育，包括你们中许多人都觉得没有意义，只当作应付局面的官样文章，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非常错误！正是因德育的消弱，在中国大学里出现了“北伤熊，南虐猫”的学生以及更为严重的马加爵事件。
为什么说德育是学校必须承担的任务，是教育规律的内涵要求呢？因为人是社会的人，而不只是自然的人，组成社会就必须有其规则，约束个人行为，使社会能稳定存在并向前发展。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不但不能破坏社会规则，而且应对社会作出贡献，如果你破坏社会规则一定会被淘汰，如果你不对社会作出贡献，你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这就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内在规律。以美国而论，他们提倡个人主义，高喊自由民主，但仍逃脱不了社会自身规律的约束，只能制定多如牛毛的法律，用以强制人们遵守社会规则，美其名曰：法制。也就是说，不论那种社会制度，都有其社会形为规则要人遵守。你是自觉地认识并遵从这些规则，还是被动地被强制接受，后者是被动压抑的，前者是主动愉快的。恩格斯说，你多懂一条规律，你就多一个自由度，也就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因此要求每个人都应具有好的品德，正确的伦理观念。而这种品德与观念不是先天具备的，是后天通过教育，自己学习和实践获得的，学校就是这种教育的最为重要的场所，因为人的一生，获得知识，培养品德的最主要时期是在学校度过的（包括中、小学），因而古今中外，都把德育列为学校的最要职责，只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德育的要求有所不同。在中国，对学校和老师、职员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德育放在最前面。国外如何？我给大家谈一下爱因斯坦对教育的论述：“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即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这是最基本的。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教育者亲自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的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青年一代……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应用而过早专门化，就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可见古今中外名家都对德育十分推崇。最近哈佛学院（以哈佛大学本科生部）前院长刘易斯著书《失去灵魂的名校：一所名校是如忘记教育的》批评哈佛放弃了它决定本科生应该学习什么的核心责任，也放弃了任何塑造学生品德的努力。
德育，或者说对自身优秀品德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对中国科大的学生来讲，主要是三个方面，这三方面是人的品德的基础，这三方面的问题认识清楚、处理得当，你就会把其它方面的问题处理好，就会是品德高尚的人。
第一方面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许可以说是人生观的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并深刻理解，一个社会的人，终其一生，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客观上都是为他生活而工作，人的自己工作成果，由自己享用的，只是你生活中所需要的很小一部分，你的工作成果是为别人而用。同样，你生活需要的东西绝大部分是别人的工作成果。我们在进入中国科大不久，学校请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付主任潘梓年研究员作报告，他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讲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解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之所记住这点是因为不久后，有些“左派”人士对这个口号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应把马克思的话翻译成“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实际上两种译法其实质是一样！
非常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在他发表的“我的信仰”或曰“我的世界观”中表达了非常一致的论点。爱因斯坦写到：“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了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由此，同学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爱因斯坦有不同经历，从各自的角度思考人与社会关系，得到了相同结论，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学者、智者，都是以科学态度对待客观事实，都尊重事物的固有规律，也就是说人与社会关系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所确定，个人只能去理解它、适应它，还是恩格斯那句话，你多掌握一种规律，你就多掌握一种自由度 。
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一方面要尽到自己的社会义务，另一方面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我们中国科大的学子更应该把推动社会前进列为已任，即去实践顾炎武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关于责任感问题的论述，同学们听到的、看到的已经很多了，我这里只想提醒大家，要把它落在你全部生活中的实处，做好你承担的每件事情上。最近我听到一位老校友讲的一件“小事”：郭永怀先生在给科大学生讲课时，课间休息，他走到同学中间，了解学生对讲课内容的掌握程度，他看到一位同学的笔记后，告诉他（及周围同学）笔记记的一个概念不正确，这就是中国科大名师风范！他们在“千忙”之中到科大讲课，仍非常负责，一丝不苟。四十多年后，我们这位老校友仍记忆犹新，影响他一生。这就是中国科大精神（也像爱因斯坦所说，通过和教育者的亲自接触获得这些宝贵的东西）！
过去、现在和相当长时间的将来，爱国总是个人品德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科学界，国内外流行的一句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爱国是各国科学家共同的品德。
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一百多年的屈辱史，让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都把振兴中华、强盛中华作为已任。从戊戌变法的六君子，辛亥革命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直到新中国建立，大批革命先烈谱写出悲壮宏伟的爱国诗篇，另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以科技报国、实业报国，也不失为爱国的楷模。在左倾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有人批评科技报国思想是错误的。
社会进步、国家强盛最关键的是生产力发达，经济发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核心内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认识不清，不适当地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不去研究在落后的中国如何长期坚持不断地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经济，而是提出一些违反科学规律的政策和口号，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当然只能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又不断批评所谓“唯生产力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可见，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不能违背事物自身的规律，权力在规律面前也显得渺小脆弱，违反规律的权力也会碰得头破血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在一批科技报国的科学家动议下成立的。她在成立之初云集了一大批爱国的、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科学家，他们大多是在国外学有所成，放弃了国外优厚待遇和非常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决心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贡献力量。我校所有的系主任、绝大多数主要课程教师都是学有所成回国的。他们中的代表有：钱学森先生为了回国被软禁五年之久矢志不渝；赵忠尧先生因为回国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许多人都这样认为），但赵先生对回到祖国从不后悔。这样一批大师级人物受到中国科大学子们推崇，他们的言传身教在中国科大学生中产生巨大影响，当这些同学走上工作岗位，都以老师为榜样，努力为国家工作，因而也取得令人称赞的成果。更令人欣慰的是，前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在中国科大传承发扬起来，在现在年青一代中继承下来。像中星微总裁邓中翰同学，回国前已在硅谷创立了一个资产达1.5亿美元的公司，回国等于放弃一座金山，他毅然回到祖国，在一个寒冷的仓库里创业，他的研发公司（数字化通讯芯片）在国外上市被称为当年国际IT行业十大事件之一。邓中翰回国不需要问为什么，不回国才要问呢。他说就是要做国家需要而政府又宜做的事（企业），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另一个典型便是我校硕士毕业生胡伟武，他有多次出国机会，都放弃了，潜心在国内研发龙芯系列计算机CPU芯片，他们研制的龙芯2-E CPU芯片，全自主知识产权，已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对国家经济、技术、安全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在龙芯2芯片研制成功的第二天早晨，胡伟武带领全组成员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彰显他们的爱国之情。我们的校友、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封东来在谈到他回国工作时说：“我在国外工作的越久，就越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这是爱国情怀另一种表述。
中国科大的教育，中国科大文化氛围陶冶科大人的情操，使之能理性对待个人与国家关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这是中国科大成功之举，是对国家的重要贡献，我们应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德育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认识问题。我们的校歌中有一句话“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先锋”，这是科学的吗？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吗？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像第一问题那样一致。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人们的伦理准则主要原则精神相同，而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趋向的认识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永恒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必然消亡，代之以共产主义社会，孰是孰非？作为以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为已任的中国科大及其师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作为科学的学术问题研究，确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探讨这个问题也极具现实意义，你生活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这个国家的制度、法规都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走向共产主义为基本理念制定的，对社会主义以至长远的共产主义认识不清定会影响你的精神状态以及工作和生活。
我谈一点我个人的认识过程，也许对同志们有所帮助。对于共产主义这个词我们大多数人并不陌生，我在初一加入共青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熟知了，加之我对社会科学有些兴趣，中学时就读了不少课外书，其中包括艾思奇写的“辩证法”，一本绿皮书，所以我比较早地认为人类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我的基本认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全人类创造的财富却被少数人占有，贫富差距很大，这种产品和社会性与产品的私人占的矛盾，只有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亡才能解决。这种信念似乎很坚定，但进入大学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较为认真思考后却发现有许多问题难于理解：例如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描述：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这很好理解），生产资料公有制使阶级消亡能够理解，但国家消亡就难以想象，共产主义社会如何管理？马克思说，劳动将成为人们第一需要，可能吗？尤其联系到当时社会实际，更看不到共产主义如何实现。我进入大学的一九五八年，全国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运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有共产主义就要到来的味道，但很快以失败告终，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一方面还是过于空泛，另一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苏维埃“政权”又是何种“权力”形式。赫鲁晓夫的名言：共产主义是土豆加牛肉，只能成为笑柄。老实说，相当长的期间内，我确实还是相信共产主义，但是对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仍然想不清楚，也就难于理直气壮。可以这种描述我的思想，对于共产主义到底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呢，还是“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呢。如果是前者，尽管你认为有科学依据的预测，但毕竟是难以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如何是后者，尽管前路有云雾，我们仍可勇敢地去攀登。
这个问题直到这个世纪之初，我才自认为想通一点，开始明朗。促使我想通的第一个因素是西欧和美国二大民意调查，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人选，西欧排位是马克思、爱因斯坦，美国是爱因斯坦、马克思。初看起来是一件普通的事，不过是个民意调查嘛，但我认为这是件意义深远的不平凡事件。要知道，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时说，马克思是受到世俗最恶毒攻击的一个人，一百年多年后却被人选为最伟大的思想家！这就是说，一百年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是正确的，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没有过时！相当多的学者甚至所谓资产阶级政治家开始用马克思理念思考现实社会问题，执行相应的治理国家及国际事务政策，最突出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使用计划经济思想，相当我们现在说的宏观调控，反对垄断和不恰当的竞争等。
第二个因素是欧洲联盟，他们从共同市场走到欧洲联盟，统一货币，开放国界，制定统一宪章，试图统一对外政策和防务帮助新入盟的国家发展经济、国际事务方面，削弱了帝国主义或处理方式等等，现在亚洲，尤其东南亚，南美也都在推进类似共同市场或联盟；各国都在试探经济全球化，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认为人类社会向着马克思理论指明的方向抬脚起步。现在只剩下美国一个原来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只剩下英国日本两个小兄弟随它，他们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实际上掀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战争将会教训美国人，最后不得不走欧洲人的路，所以我认为已经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启明星（不是曙光！），尽管路还很漫长，黎明前可能更黑暗，但挡不住共产主义黎明的到来！
我的这种观点会受到各种质疑，其中会有人说，西欧的政治家们完全不是想建立社会主义，更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从另外角度看，西方世界里，有许多人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希望改变现状，但不希望流血事，因而影响到那些明智的政治家，尤其是学者，只要他们追求合理的社会形态，他们就不得不接受某些（尽管不是全部）马克思的主张，这更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是符合科学规律的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作为中国科大的学生不妨认真思考这类问题。
中国科大教育使我们同学养成优秀品德的第三方面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三严”作风和拼搏创新精神。严肃、严格、严密“三严”作风是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品格，否则，不但不会取得优异成果，还可能变成黄禹锡式的人物。刻苦拼搏，不怕困难，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取得优秀成绩的基本保证，是中国科大人应有的品格。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同学们进入科大以后，已经看到、听到了许多，因时间关系就不展开讲了。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国科大自成立之时起，无论是教学理念、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育教学制度和措施，无不是符合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使命，符合教育规律，使中国科大得以超常发展，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成绩卓著的人才，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科学技术不辱“科学”二字，中国科大以科学精神办学，代表正确教育方向，在中国教育界遭到严重破坏的极左时期，引领了中国教育的走向；中国科大以科学精神办学，不走追求短期轰动的宣传效应，而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做好教育每个环节工作，那些浮噪的追风做法只能是昙花一现，只有按科学规律，老老实实地做事，定能出杰出成果，可以长存。
总之，我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功奥秘就是遵循科学规律，坚持拼搏进取。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