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
科大精神讨论已经进行很长一段时间了，今天我不谈太多理论上的东西，只是结合我的科学研究和工作实践，来谈谈科大精神具体的体现。我认为，科大精神不是空的东西，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科大的校风；二、科大人走上社会后，毕业生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三、毕业生的社会贡献。这更能检验科大精神的历史和现状。
谈到科大精神，有人强调我们学校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民主学风，也有人强调我们科大人开创之初的爱国奉献精神。在《瀚海星云》里，有一个网友谈到科大精神的历史演变，他把科大人分为六代人，把这六代人的价值取向和对国家的贡献作了分析。他认为，科大的创建者，其代表人物，像郭沫若，竺可祯，钱三强，华罗庚，钱学森，赵九章……可归为“第零代”，他们在精神上为中国科大定下了标准。第一代科大人就是在北京办学招生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科大人是科大从南迁到恢复高考之前的科大学生，那时候是科大最困难的时候，条件也最差。第三代科大人是从恢复高考到1989年夏入学的科大学生。第四代科大人是从89年秋天到99年夏天入学的科大学生。99年的时候，美国炸毁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在中国有一个爱国主义的回归。第五代科大人是1999年秋季以后入学的科大学生。他还预言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科大将重新找回自己的爱国主义传统。他觉得，科大的创建人和第一代，更好地体现了科大当时建校的宗旨。
该文作者认为，第零代科大人是开山的宗师，他们不仅在业务上，也在精神上为中国科大定下了标准。“不要命的上科大”，但是，人为了什么才可以不要命？科大人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要命？动力是什么？在第零代科大人那里，答案很明白：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第零代科大人大多具有留洋的经历，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毅然返回百废待兴的祖国，是他们的共同抉择，也是他们共同的爱国精神的体现。在那个年代，回国就意味着牺牲，意味着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意味着要放弃自己擅长的研究方向，去从事祖国需要的方向，就意味着要放弃学术交流或者隐姓埋名，就意味着疾病乃至死亡。但是第零代科大人都认了，于是有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起步，有了中国科大。所以这些创建者体现的精神，为我们科大学子树立了表率。当时科大的学生也确实以他们作为学习的榜样。
“第一代科大人”是科大在北京时期的学生。他们同样具有不要命的奋斗精神，同样具有辉煌的业绩，同样具有火热的爱国情怀。这个网友曾经听一位78级的校友说过一件事：在某航天基地，发射出了问题，各单位总工程师开会会诊。结果到了会场一看，所有的总工程师，全是科大他们一个班的！他说这是何等的成就，这是何等的辉煌！就是说，这批科大人支撑起了我们国家相当大一部分国防高科技事业！在80—90年代，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业务骨干，几乎都是科大人。改革开放后，这些人几乎都有出国留学进修经历，他们绝大多数都回国效力。科大号称平均1000名毕业生出1名院士，他们绝大多数是第一代科大人。他们更好地实践了科大精神，体现了建校宗旨。
什么是科大精神的本质？郭老的题词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这是科大精神的本质。现在的倾向是“专”讲得多，“红”讲得少，“理”的训练重视多，“实”的训练重视少。只有科大明确将“红”写入校训。“红”不等同于一般的德育要求，它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核心是“为谁服务”的问题。科大建校宗旨是培养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这里有两点，第一就是要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第二是尖端科技人才。“做红色科学家”，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是第一代科大毕业生的主流价值取向。一个网友说“什么是科大精神？大概100个科大人有100个不同的观点。我的观点是，科大精神就是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顽强拼搏的精神，敬业奉献的精神，勇攀高峰的精神。”
作为第一代科大人，结合我的个人经历，谈谈“科大精神”引导我如何做人、如何培养兴趣、如何学习、如何做研究的。我的学术经历主要是：1954—1960，天津17中学，学生；1660—1965，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学生；1965—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师；1983—1986，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学者；199310，评聘为教授；1994—2003，先后共5次赴德国马普化学所和港大访问及合作研究；2003，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我感觉，科大校训“红专并进”，对我一生有重要影响。首先要学会做人，同时又要学会做事。这种要求是一贯的。温家宝去年在同济大学说，大学里出来的人，应该是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而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这句话，是对大学教育的要求，也是我们科大提出的“红”的一个基本的体现。所谓“红”指德育方面的东西，包括：人生观、科学精神、职业道德。
1. 做有理想，有事业追求的人。
人生怎样过得“值”？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同人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极端的就是“我活着只为自己”，那你就是孤家寡人，成就不了大事业。记得蒙牛集团的董事长牛根生曾经说过怎么分第一桶金的故事。他说，在开始创业的时候，实际上所有企业都差不多，分别在哪里呢？就是当你赚了第一笔钱的时候，如何分配的时候，这些差距就出来了。有的人就想，这个企业是我办的，资金是我的，因此大头是我的，百分之七八十他拿走。剩下百分之二三十给他的合作者员工。另外的企业家看到，企业能这样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把大头拿来分给大家。最后，第一类企业家是越做人越少，最后企业就破产了。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话，一个不关心他人的人，就没有资格把别人的命运与自己捆到一起。另一种世界观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这样的人生观，你的朋友就会遍天下。
人是有理性的，这是与一般动物的区别。理性表现在人能主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组成社会，有复杂的社会分工，相互依存、服务。要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体现在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中。要关心你的学生、同事，关心社会，这样你也才可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和尊重。
“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人是划分成民族的，生活在具体国家。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主流。作为社会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要有使命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结合我自己来看，这种人生观，我基本上是在中学阶段就初步树立的。中学阶段，我基本树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在初二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要推荐一个人到北戴河参加全国少先队夏令营，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先队员来说，这是非常高的荣誉，当时校团委领导叫我去，我说为什么叫我去？他说你是“全优生”，当时我就想，在我们年级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各方面都不错，我说我是团支部书记，他是一般团员，我说我不去，我让给他去，我要去的话别人会说，你们团委就是向着干部。他说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后来就换他去了。但是我内心感到非常愉快，别人看到你的行为符合一个共青团员的行为标准。还有一个事情是我高中毕业，当时选派留苏预备生，全校选两个，我是一个，还有另一个学生。我们都是理科的。校领导找我们谈话，说你们两个人只能一个学理，一个去学文，有一个必须改行。开始我们两个都不说话，因为大家从本性上都喜欢理不喜欢文，而且自己在高中阶段确实下功夫的也都是理科。但是后来我就主动说，这样吧我们两个都学理，谁改也麻烦，我改学文。后来到临考前一个星期，因为和苏联关系不好，文科留学生不派了，我还要参加国内高考。所以领导又找我谈，说你看怎么办？那我说我还是喜欢理啊，我改文是因为当时必须有一个人要改，那我现在还学理吧。当时只剩下一个星期了，我是一天看一门，物理三大本一天就看完了，重新复习理科一周就去高考了。好在平常打的底子好，最后考的还可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群众关系、老师印象都很好。这里你怎么做人，确实很重要。
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光考虑个人，要考虑他人。这样的人生观在我今后的事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起起伏伏，会遇到各种困难，在起伏失意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面对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我谈个例子，就是“文革”期间，现在看来很可笑的事当时都发生了，我本人也碰到一次。当时是“文革”后期，要搞党员登记，所有党员都要参加，批准你登记就是还承认你是党员，不批准你了，那你就算自动离党。那时候我们正在北京燕山石化工地上劳动，晚上开会宣布第一批党员登记名单，念完名单发现没我。当时我心里非常难受，七上八下。我觉得在这些党员当中，我是中学入党，而且以后表现得还不错，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我想凭什么不能被登记啊。我找了军宣队各级领导谈，直到校军宣队政委，询问未被登记原因，都没给我答复。后来有一天，我们指导员找我，说李曙光你为你的党员登记问题也找了很多人，你现在想明白什么原因没有？我说不明白。他就问我丢了东西没有？我说没丢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再想想，你是不是有一个歌本丢了？我说是，我买过一个歌本，当时我和学生住在一起，这个歌本被学生拿去练歌用了，后来就不见了，反正一个歌本丢了就丢了。指导员这时就把那个歌本拿出来了，问这个歌本可是你的？我说是。他打开歌本，从里边拿出一个主席的语录卡片上面的主席头像，该头像被对折形成了一个叉。他说你看看，你这个歌本夹的主席头像被对折折了一个十叉，有人举报你说你这是对毛主席怀有仇恨。我当时就说这个语录卡片主席头像不是我的，我没有这个习惯，把卡片的语录剪下来贴在语录本上，而留下单独的主席头像。我说我的卡片都是完整的，我把语录本拿出来说你看看，都在这里呢，我从来不将主席头像剪出去。他说那就是别人陷害你了？我说我只能这么认为了。他说这就是你党员未被登记的原因，此事需要调查。指导员走后我陷入非常苦恼之中。文化大革命很多这样的事情，根本查不出来，如果查不清楚，你这个黑锅就算背上了，那党员登记就算完了。我们都把党籍当作自己的第二生命，可以想象当时精神上的打击是非常厉害的。我怎么想通这个事情的呢，我想到了当初申请入党的时候。那时候我十八岁，当时是我们学校一个高年级学生党员找我谈话，他说你为什么入党，我说我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一直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在组织的教育下，我生活得很充实，懂了不少道理，我自己也成熟进步了不少。我现在十八了，我不想离开组织，想继续接受教育，进步等等。他说你说了半天就是为了自己进步，你回去好好想想，党是干什么的，他的宗旨和理念是什么。后来我看了党章和一些党的知识小册子，再谈时我说我认同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要建立人人平等的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等。他说如果党不接受你怎么办？我说不接受我再争取啊。你再争取由于某种原因还是不接受你怎么办？我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这种情况是有的，有很多党外的同志由于某种原因，一直没有入党。他说你不知道怎么办就说明你还是没有真正端正入党动机。入党是为什么？党是政治组织，是为了实现一个理想社会，就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你首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念？如果有了这个信念，入党是为了这个信念奋斗，不能加入党组织你还要为这个信念而奋斗，在党外也要为这个信念奋斗，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经过这次谈话，我明白了许多，我们不能把组织入党当成唯一个目标，而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入党。我现在真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了，我真要成为党外人士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路怎么走？回想到争取入党时的谈话，我想即使这样，我也还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去奋斗，我不能自暴自弃，不能消极。我想通了，马上情绪就好了，工作表现什么的都挺好。当然后来又开了个专门会，把所有的当事人集中起来开会，让大家说说，那个报案的学生也在。他说他发现是偶然的，在上铺睡午觉，起来一看桌上有个歌本，他一翻看到了折叠的主席头像，然后他就报案了。指导员就把这个歌本拿出来了翻了一下，果然一翻就能发现所夹的主席头像。我说在座这么多学生，你们拿这个歌本练歌，练了一个星期，你们发现这个歌本里夹着东西了没有？在座的所有学生都说没有。我说指导员你清楚了吧，如果这个主席头像原来就在我这个歌本里夹着的话他们练歌时早就发现了，他们都没发现，到后来这个学生才发现，这说明这个主席头像卡片是后来夹进去的。指导员说你讲的有道理。后来这个事压下去了，直到学校下迁到合肥，最后在马鞍山办学习班的时候，中宣队就做这个报案的学生的工作，最后他承认了，是他做的。我后来想，在遇到这类挫折的时候，如果不是这种大的道理管着自己的话，不是从人生观解决问题的话，我也许就自暴自弃了。
80年代初，我们这批已到中年的知识分子赶上好时候，被大批送到国外进修。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出国受到的冲击之大和现代人出国不一样。我是83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当时我们国家还很穷，飞机在纽约上空降落的时候，看到高速公路上汽车跟蚂蚁一样，给人视觉上非常大的冲击，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汽车。但是到今天，我们到北京看到的也是这样。当时的感觉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太大了。面对这种情况，不同的人在这个时候做出不同的选择。确实有一些出国的人，羡慕这里的富庶，想方设法留在美国不回去了。但是在我的思想里头，第一个反应是中国确确实实再也不能耽误了，必须奋起直追，国家派我们来学习，我们要不负所望。那时候想到的就是这些，所以根本没有想过公费出国后就在那里留下来。我还遇到一件事情，到了那儿不久，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的师弟说，“李曙光，现在有一个事儿，能赚外快，你干不干？”原来美国石油公司要卖设备给中国，需要培训中国的工人，要把英文教材翻译成中文，只要肯干的话就可以得到一笔钱。当时我就说我不接受，我说我拿公费来进修的，我的任务是学习同位素地球化学，我就两年时间，我要学好，不想分散我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
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2年零5个月以后我就回国了。这样回国的人在我们那一代是大多数。再比如说当教师都会遇到职称晋升、出国机会、科研经费分配等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说实在的，我的职称晋升，在我们这一届里头是靠后的，我是93年10月才被评为教授。我83年出国，也是前边的师兄都出去了，我们教研室主任问我你报不报出国？你前边全都走完了，你再不报人家该说你英语不行啦，我这才报名。在参加大项目科研上，大家也都希望多分一些经费，但我经常遇到经费分配较少的情况。遇到这些与个人期望有距离的情况时我怎么想呢，我是这样开导自己，“我搞科研不是为这点经费干的，我教书也不是为了职称干的，我是为了科学事业，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你想通了大道理，自然就不会在这方面去斤斤计较，仍然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后来，大家对我的印象是，李曙光是干活的人，你甭管给他多少钱，他都会实打实地做事。
到大学以后，人生目标就具体化了，要当个科学家。但是当科学家也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它既体现在职业素养上，又体现在行事方式上。比如说，你把科学研究视为自己一生事业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还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谋生手段？这就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在科研当中你是否能够诚实的、实事求是地工作，来对待你的数据，来发表你的东西？做研究是追求项目经费，盲目揽项目；还是追求真理的探求，扎扎实实解决1—2个问题？在和同行合作的过程中，能不能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能不能允许别人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来？发表文章，究竟是为了凑数还是真正做高质量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职业精神的体现，都是很具体的。但这些问题说到根本上，还是你做科研究竟是将探求真理放在第一位考虑，还是仅仅将它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所以我们科大的学生，将来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科学家，要首先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并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2. 科学的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做科学研究必须有探索真理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创新欲望。兴趣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培养的。我中学玩过5年航模，从初二开始，我就一直在天津少年之家航模组，当时的志愿就是我毕业以后要从事航空事业，我要考北航，将来做一个飞机设计师。所以我大学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是北航。后来我们校长找我，他说你成绩不错为什么不考科大，科大新成立的，是科学院办的学校，很好的，你应该报科大。我说我的志愿是航空。他说科大有力学系啊，钱学森是系主任，你到那里照样可以学航空。我一听钱学森在那里当系主任，就报科大了。可是那时候科大在天津招生不报志愿，只填校名，专业一律服从分配。我为了让招生人员理解我的兴趣是航空，我第二志愿就是北航，第三志愿是西北大学航空系，第四志愿哈尔滨工大航空系，第五志愿是南京航空学院，我就是想让招生人员看到我这个志愿表就应当清楚我的兴趣在哪儿了。结果到学校一报道，告诉我你是地球化学，我一下就傻了。我想完了，中学五年的理想落空了，我现在上天不成反入地了，当晚我一夜没睡。其实这个思想波动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到第二天我就想明白了，既然科大设立了地球化学专业，那么地球化学也是国家需要的，不能人人都去搞航空。而且我喜欢航空不就是因为参加了航模组嘛，不就是因为玩了五年航模吗。地球化学我不了解，我也可以努力去了解它从而培养兴趣。这么想就想通了。后来五年大学学习当中，我就努力去学有关地学课程。
当时我们地化系有个墙报，叫“滴水杂志”，曾经讨论一个问题，地球化学科学不科学？有不少人说地球化学很多都是描述性的东西，不定量化，不科学。也有一些文章谈到，地球科学很复杂，你认为它不定量化不科学化，那么我们这代人应该问问自己，你能不能让它今后走向定量化呢？这是你的责任。我想这个有道理，后来我学物理化学的时候，几乎每学一个定理，我就想怎么用到我的地球化学上，把这些原始的想法都记下来，当然后来看这些想法很多都是很幼稚的，不过当时确实在努力培养自己的兴趣。
真正产生兴趣的是什么呢？兴趣产生的条件是两条：（1）了解它，了解研究的意义；了解未知领域在那里；（2）有成就感，通过深入了解，培养了自己在该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知道自己在该领域能有所作为，这时你的兴趣就来了，就有了跃跃欲试的感觉。我后来在大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力学系的同学，他说你们地球化学好，你们的未知领域多，许多东西大家说不清道不明，正是因为这样才有学问可做。他说我们空气动力学，都搞绝了，非常完善了，想在里头有点发展难上加难。我想他讲的也有道理。
我真正产生浓烈兴趣是我第一次做研究，那是在76年，“文革”刚结束，科研项目是全国铁矿科研会战。我当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鞍本科研队，负责弓长岭富磁铁矿床的成因、找矿标志和成矿预测研究，我任课题组长。我把学到的多元统计方法应用到描述该矿的富矿体向东南区深部延伸趋势，做了定量的趋势面分析，提出了在东南区深部富铁矿体存在的具体部位的预测。该预测被冶金部采纳，安排了钻探验证，第一钻打下去，就打出13米厚的富铁矿。后来以这个成果为核心，获得了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通过这项研究，我就感觉我确确实实能在地球化学方面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兴趣一下子就来了。所以，对所从事的工作要在实践中要去了解它，不断地去钻研，当你做出成绩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已对它产生了兴趣。在中学里可能对某个东西感兴趣，但是不要把这个想象成这就是你的一生，后面接触的东西会更多。此外，社会也在选择我们自己。所以，常说的“干一行，要爱一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你好好了解它，就可以产生兴趣。
3.善于学习，终生学习。
我在科大上学的时候，天天晚上10：30背书包回宿舍，11：00准时躺在床上睡觉。我们那时候每个宿舍都选了一个灯官，他有权决定关灯，这个灯官一般都是喜欢早睡的人，我们宿舍是11：00准关灯。我不开夜车是为了保证第二天有充沛精力。为此，每门课我都提前预习，基本上都弄明白了，那些不明白的问题，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认真听，争取当场弄明白。课后复习的时候我基本上是“过过电影”，就开始做作业，效率很高。我的社会工作还特别多，我在当校学生会主席时，下午四点半以后是我的工作时间。有一次“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北京团市委举行报告会，要我做报告，给我出的题目就是：如何协调好社会工作和学习？因为当时在学生干部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因为社会工作而影响学习。我学习成绩还可以，因此63年的时候，我被科大评为第一届优秀生。当时一个年级80人才选出一个优秀生。指导员告诉说我评优秀生是把成绩平均到小数点第二位才决出胜负的。我晚上6点钟到食堂吃饭，吃完饭6：30回到教室，一直到10：30，4个小时，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全身精力投入学习。那时，我要求我每一分钟都过得值。如此紧张的学习和工作需要好的身体做保障，因此，每天早晨我都积极锻炼身体。
科大校训有“理实交融”的要求，因此，还要勤于在实践中学习。侯德封系主任要求科大培养的学生，具有从野外——实验室——理论分析，能一杆子到底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我们那时候五年制，一共四次野外实习，每次一个月，加上一次毕业论文研究。此外，很重视实验课教学，如岩石课程学完后，李秉伦老师说你们的显微镜薄片鉴定能力不行，放暑假的时候，给我们增加了半个月的显微镜鉴定实习课，谁也不许回家，补半个月的课，这半个月天天看显微镜。我们的地化专业除了学习分析化学课外，还专门开了个实战性很强的“硅酸盐岩石全分析”实验课，这个实验课要做13项分析，每周一次，要做一个学期。所以当时科大很重视实验教学。
科大地球化学专业学生数理基础好，但野外地质训练较地质院校学生差，因此，我毕业后也特别注意弥补野外工作经验方面与地质专业人员的差距。在研究工作中坚持亲自到野外考察，虚心向野外地质能力强的同行学习，坚持亲自做室内实验。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正确地确定研究方向，及时发现问题，了解实验细节，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4. 如何做科学研究。
最后,结合我自己的工作谈谈做科学研究的体会。我做工作花的时间最多，可能也是被大家最认可的，就是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岩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我先做个背景介绍。80年代中以来，大陆动力学一项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在造山带地壳岩石中发现了只有在超高压条件下才能形成的柯石英或金刚石，这一发现证明当大陆碰撞时，一侧大陆地壳可俯冲到100—200公里深。1989年我报道大别山第一个榴辉岩（一种超高压变质岩）Sm\|Nd年龄时，大别山榴辉岩中也发现了柯石英。从此，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岩成为国际研究热点。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科学问题：首先，中国的大陆是华北和华南两个陆块碰撞形成的，它是什么时候碰撞的？第二个是超高压变质岩是如何从>100km的深度快速折返的？针对这些问题我有3篇代表性的论文，第一篇是用Sm\|Nd法测定了华北和华南陆块碰撞的碰撞时代，发表在Chemical Geology 1993,已被SCI引用244次。第二篇是同时应用Sm\|Nd, Rb-Sr和40Ar/39Ar法定年证明了超高压榴辉岩德多硅白云母含大量过剩Ar，从而解决了40Ar/39Ar年龄与其他方法定年结果矛盾的问题，发表在Chemical Geology 1994,已被SCI引用138次。第三篇是报道了大别山双河超高压变质岩及其围岩的Sm\|Nd和Rb-Sr年代学及冷却史，发现它们经历了两次快速抬升和冷却，发表在Geoch. Cosmoch. Acta, 2000，已被SCI引用118次。这3篇论文的SCI引用在2007年初已达500次。所以做工作不在论文多，在于每篇都要有新意，别人读后有启发。我以这3篇代表论文为例来谈一下我做科研的体会。大家知道，选题是成功的一半。我是第一个做这个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岩年代学研究的。当我89年发表第一篇榴辉岩年代学论文的时候，恰好大别山榴辉岩中也发现了柯石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于是我就一下子抓住了这个重要研究方向，走在前头了。
那么如何选择的这个题目呢？其实我选择做大别山研究也带有偶然性，而且开始做时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出国前我并没有想做大别山，我83年到MIT的时候，准备的样品全是东北太古代绿岩带的，主要想研究地球早期太古代地幔组成。我的一个华人地球化学家朋友（孙贤鈢）建议我，说你除了做绿岩带以外，秦岭是中国南北一个重要的地质界限，做这个带对理解中国地质很有意义，建议我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大别山和秦岭是同一个造山带，又在我家门口，既然搞秦岭，何不将大别山一起搞。这样我就在出国前对秦岭和大别山一起进行了野外考察。开始我并不知道大别山有榴辉岩，我只是想采一些超镁铁岩样品研究地幔，在做大别山文献调研时才了解到大别山绕拔寨超镁铁岩体中有榴辉岩块，对它的地质意义也不很清楚，只是觉得榴辉岩比橄榄岩好做同位素定年，又考虑到采样的代表性，就采了一块。就是这一块榴辉岩样品使我在美国MIT访问时获得了大别山第一个榴辉岩Sm\|Nd年龄。做出这个年龄后，我才全面调研榴辉岩的地质意义，才知道了榴辉岩是一种大陆碰撞发生高压变质作用的产物，它的年龄可以指示大陆碰撞时代。86年回国后，有幸与中科院地质所及华裔著名地质学家许靖华一起在大别山跑野外，我报告了我在美国测得的绕拔寨榴辉岩Sm\|Nd年龄是244百万年。许靖华当即指出这个年龄非常重要，阿尔卑斯山的碰撞时代就是通过榴辉岩定年确定下来的。这大大坚定了我回国后选择系统研究大别山榴辉岩的年代学做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1987年我获得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基金就是“应用Sm\|Nd同位素定年方法测定华北华南陆块的碰撞时代”。因此，对于科研选题我的体会是好的选题是在科研实践中摸索到的，开始不能眼高手低，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另外，选题要抓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占领前沿制高点。孙贤鈢建议我抓秦岭就引导我把工作放在中国地质的重要构造带。孙贤鈢能提出这样的建议与他的科研鉴赏力有关。因此，提高科研品位和科学鉴赏力很重要。例如一个农村姑娘一直在农村生活没有进过城的话，打扮就很土。如果这个姑娘进城到上海去打工，五六年后回来后，再看她的打扮的话，就变城里味了，为什么呢？因为眼光变了。我们搞科研一样，如果看论文经常看国内的低档杂志发表的论文，眼界高不了，如果你看的都是国际高水平论文，那你的眼界就高。因此要多看高水平文献，听高水平报告，参与高水平讨论，我正是在参与中科院地质所和许靖华的联合地质考察时进一步掂出榴辉岩定年研究的分量。我也是在与地质所岩石学家从柏林交往中较早了解到西阿尔卑斯和挪威发现柯石英的信息，后来89年大别山榴辉岩中发现了柯石英使我进一步理解了做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岩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二，做科研成果要经得起检验。这里关键是做事要认真，一丝不苟。1993发表在Chem. Geol.的相关论文是国际上第一篇系统报道大别山苏鲁超高压变质岩Sm\|Nd年龄的文章。该文献被SCI引用244次，成为该研究领域经典论文。然而，该文发表后国内很多人也开始做大别山苏鲁榴辉岩定年，做出的年龄是五花八门，争论不休，长达十年。但是所有国外学者做的都跟我一样，最终证明我的年龄是正确的。我的定年结果经得起考验关键在什么地方呢？没有绝招，就是在选矿的时候，被测矿物颗粒不能有任何微小蚀变，要在显微镜下严格挑选。我出国进修的最大收获之一是了解到应如何认真、严格地去做科学研究。正是这一点导致我以后科研工作的成功。
第三，要肯于付出，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刚才说的被测定矿物样品必须新鲜、无蚀变的道理，其实人人都懂，为什么还有人未在显微镜下对样品进行严格挑选就对样品进行测定呢？因为显微镜下挑矿物太枯燥、太艰苦了。所以说这是投入与产出关系：不付出超过常人的努力，就不可能获得超过常人的结果。再举几个其他的实例：我刚到MIT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Hart教授和我讲，他非常欣赏他的一个美国博士生的工作，该生刚在Nature发表了文章，该文其实就发表了3个数据，是3个南非金刚石内含的石榴石包体的SrNd同位素数据。众所周知金刚石是在岩石圈深部地幔形成的矿物，它内部包含的石榴石是与金刚石一起形成的，记录了深部地幔的同位素组成信息。由于这种矿物因为被金刚石包着，不会在被火山带到地表地过程中受到陆壳混染，因而其数据反映的地幔信息非常可信。然而，要从细小的金刚石中挑出足够分析量的更为细小的石榴石包体是非常细致和繁琐的工作。这个金刚石内含石榴石包体的Sr-Nd同位素测定的例子就说明，只有做出了艰苦的工作，获得的数据才是珍贵的。我还有一个研究生，他第一个做出了榴辉岩中金红石精确U-Pb定年，仅此一个年龄就在Chemical Geology 2003上发表了论文。为此，他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的同位素实验室里做了7个月实验，最后成功了。
第四，不要回避矛盾和争论，勇于面对挑战。这方面的例子就是白云母中过剩Ar被发现的故事（我的第二篇代表性论文）。我是怎么抓住这个课题做的呢？当时我是用Sm\|Nd法做大别山苏鲁超高压带榴辉岩的变质年龄，做了很多样，都一致给出230百万年左右的年龄，但是国外部分科学家用40Ar/39Ar法却获得了老得多的年龄（400—1100百万年）。当我得知这些结果信息时，我坚信我的Sm\|Nd年龄是正确的，并认为老的40Ar/39Ar年龄是榴辉岩矿物含过剩Ar所致。因此对这一分歧不太在意。孙贤鈢在与我通信时要我正视这一矛盾，如果如我所说是过剩Ar的问题，也要拿出证据来。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实验，对同一样品用3种不同方法测定。多点的Sm\|Nd和Rb-Sr等时线法测定结果一致，证明这多个高压变质矿物同位素达到平衡；而来自同一样品的多硅白云母ArAr年龄异常高，证明多硅白云母含过剩Ar。文章在Chemical Geology 1994发表后反应很好，我是第一个用实验证明了榴辉岩多硅白云母中含过剩Ar，因而不适合做超高压变质定年。这一工作不仅解决了大别苏鲁榴辉岩年龄的争论，也解决了阿尔卑斯山榴辉岩Sm\|Nd，UPb年龄与40Ar/39Ar年龄的争论，并在国际上掀起了研究多硅白云母过剩Ar的小高潮。这项工作我的体会就是，工作中不要回避矛盾，要正视矛盾，探索产生矛盾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就会有新发现，这就是创新的过程。
第五，咬定青山不放松，做深入研究。94年的时候，随着大别苏鲁带超高压变质岩越来越多的Sm\|Nd。UPb年龄的发表并已广泛被国际同行接受和多硅白云母过剩Ar的发现，我感到大陆碰撞时代问题已经解决，是否要换个研究方向。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同位素年代学向何处去？大别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当时未解决的热门科学问题是超高压变质岩的折返过程与机制。这里面的新挑战是用同位素年代学方法测定超高压变质岩石的温度时间（Tt）冷却曲线，该Tt冷却曲线可揭示折返过程。因为整个折返过程在40百万年期间就全部完成，该工作要求年龄误差5Ma才能细致揭示折返过程。我决定啃这个“硬骨头”。我从1994年到2000年花了6年时间查明了在超高压变质和退变质过程中的Sr-Nd 同位素行为，提高了年龄测定的准确度，测定了一系列具有不同封闭温度的同位素年龄，完成了这一工作，发表了第三篇代表性论文。
第六,最后一个体会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基础研究是国际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在我们研究条件不占优势的条件下，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在关键科学问题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摆正争项目与搞研究的关系。研究项目不要贪多，项目过多必然分散精力，影响研究深入。集中兵力的关键是要懂得放弃。放弃一些项目经费，放弃一些贪多嚼不烂的过多目标。我过去20年来，一直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我关注的超高压变质年代学研究上来，钱能够维持研究工作就行，不揽过多的项目。搞科研不是为赚钱。说到底，这又涉及到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最后谈一下科学精神问题，就是要尊重事实，修正错误，用科学精神进行研究。科学研究是对自然界进行精确、完整的观察，并对观察资料给出合理的解释。前者是基础，是第一位的；后者，即“理论”或“模型”，仅是对观测资料的解释。观测资料丰富了导致对自然整体面貌的认识变了，“理论”或“模型”也要变。不要害怕实验、观测资料与已有理论或预想冲突。我在大别山俯冲陆壳与上地幔的相互作用研究中走过的弯路，包括早期做的碰撞后镁铁质岩石定年和相互作用模型都出现过错误，后来自己主动纠正。所以人要清醒，人都可能犯错误，要有自省精神；自然是复杂的，要警惕少犯瞎子摸象的错误；任何理论、模型的正确性都是相对的，真理不可穷尽，不可故步自封。这也是人生态度问题。我们现在强调要创新，不是凭空想，而是在科学研究中老的观念如遇到新的事实和发现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突破原有理论框框，解决矛盾，使我们的认识和模型能更好地、全面地解释全部资料，这就是创新的过程。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