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奇
2007年4月4日
谢谢陈初升院长对我的介绍，另外也谢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宣传部的领导给我这个机会。本来，我以为只是向化学院的同学介绍一下，没想到这么大一个会场，还有这么多同学站在这里，我想这些同学可以坐到走道上来，台阶上也可以坐的。首先给大家看一张老的照片，当年我们叫773。773当时是3个班，我们那年招了化学物理、分析化学和高分子化学三个班。我们班是化学物理班，当时叫773。我们班当时有36位同学，这是当初刚入校不久，我们照的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学校老大门。对于学校这个老大门，说实话，我们77届同学是非常有感情的，有一段时间，老大门被封住了，用新大门，我每次走进来，总觉得这个大门味道不对，还是觉得老大门比较亲切。最近老大门开了，昨天晚上正好有一个从纽约回来的同学，他是772的，我就陪他，还有其他几个772的同学，一起散步，从老大门走出去了，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老大门比较亲切。现在的年轻同学可能不知道，老大门口原来有很漂亮的紫藤，现在被砍掉了，我想是很可惜的。大家知道，我在科大一共念书是4年，从78年2月入学到82年2月出国。95年回到科大建实验室，在科大学习和工作，前后加在一起，共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跟我人生相比，实际上只占大概三分之一不到一点。
我在讲科大和我的时候，自然会讲到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以及我对科大的感受，但说实话，今天陈院长让我讲这个科大的精神，我肯定不会讲得很好，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在那个年代，当时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进科大的呢？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一天，我不经过招生办公室的门口，如果我不停下来看一看招生广告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谈话了。我55年出生，61年读小学，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时我正好小学毕业，要考初中了。然后我们读了好几年，到72年的时候就高中毕业了。高中毕业后，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没有到农村去，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招收老师，我就当老师了，然后去师范学校学习。为了准备这个讲话，我把一些很老的照片找出来，然后扫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在三年级入队时的照片，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入队的感觉跟我们入队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入队的那一天，非常高兴地跑回去，然后告诉我奶奶，我加入少先队了，她很高兴。我知道在座的同学都入过少先队，大家知道少先队敬礼的时候，是五指并拢，然后右手高过头顶，大家知道这有一个说法，叫作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吧。不怕大家笑话，我现在还常常会想起这个说法，对着镜子，有时候也会把手举起来。因为小学经过很严格的训练，所以我是比较幸运的，跟我的同龄人相比，我受过非常完整的小学教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经小学毕业了。而且我很幸运，进了我们芜湖的试点班，当时全市只有两个班，因为是试点班，所以配备了当时芜湖市最好的语文和算术老师，我到今天都记得他们，因为他们对我一生的教育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班的很多同学后来都上了大学，这和当初小学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我的角度讲，我真是比较幸运的。我的算术老师教我的时候，肩膀是斜的，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为什么，写黑板字写的，把肩膀都写斜了。因为我在小学的训练，所以我在科大念书的四年里，我没有一次考试和一次测验，因为计算犯错误，除非我做不出来。现在我已经退化了，以前不管大乘大除，我一遍算过去，肯定是对的，这都是小学时严格训练出来的。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就不念书了。回想起我的少年，我跟孩子们说，我比他们的童年快乐得多。我们有几年时间，没有父母管也没有老师管，整天就在街上玩，玩了好几年，我想你们这些学生都没有这些经验，后来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真正回到学校念书是70年以后，邓小平复出，重新抓教育，大家好好上了高中，我72年高中毕业。我们当时在高中读什么呢？一进来就是军训。这是当时我参加军训的照片，你们从这里能找到我吗？我高中的时候非常瘦，又瘦又小。然后你们看，这是我们当时的军代表，带我们进行有线电训练，包括徒手爬杆。所以我回想那段日子，虽然没有好好读书，但那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一段日子。这是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团支部照的一张照片，这是我。所有的中学老师都被赶到农村去了。复课闹革命，缺少中学老师，怎么办呢？当时决定从应届毕业生中抽出120人担任老师，安徽省有很多市都这样找过中学老师，每个市招100多。鹿明书记当时在安庆做的民办老师，我在芜湖做的民办老师。当时，芜湖是从3600个学生中挑选120个，用考试的办法考进去的。我在数理班，当时还有中文班、英语班、体育班，一共是四个班。数理班的同学，学习的是数学、物理、化学，一起学习了半年。从小学算术学起，因为有些同学是要当小学老师的。这半年时间我们受到了很好的训练，找了很好的高中老师来教我们，就学数理化。半年后，就把我们送到各个中小学去了。我没有被送到中学去，在教育局上班。当时在批林批孔，同学们可能不知道批林批孔，我在教育局的半年就是在批林批孔的阶段，然后把我分到学校去当老师，进学校教书的时候，我19岁还不到，就站在讲台上面，我的学生都和我差不多高。这是我在中学做团干时的照片。这个学生，据说现在在南京东南大学做得很好。当时我分到芜湖市第二十中学，一边教化学一边做团干。
我在中学教书一直到77年。到了77年的10月，决定恢复高考，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谁也没有想到，如果不是邓小平，谁也没有这个魄力来做这件事。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久，突然回来要考试了。正是有了这个考试，我们才有机会进入大学。我在中学教化学，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学什么东西呢？学化学吧。学什么化学呢？学催化。我为什么学催化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国内的化学有两面旗帜没有倒，一个是南京大学，一个是厦门大学，他们当时搞固氮，就是搞固氮化学。报纸上整天报道，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到今天也没有结局。我想谁把固氮这个事情解决了，谁就可以拿诺贝尔奖了。报纸上整天讲这个催化酶，就觉得催化酶了不起，就想做催化。催化专业在安徽整个省，南京大学招两个，厦门大学招两个。我当时想，学催化，不是南大就是厦大。后来呢，就像我前面讲的，我经过招生办门口的时候，看到科大招生广告，就停下来看看。看到化学物理，化学物理在专业介绍里面，有催化这一项，觉得不错。然后再一看，化学物理招5个人，我心想，5个人总比两个人几率要大多了吧，于是我就报了科大，也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就报了科大，结果就来了科大。那年，科大招生没有讲年龄限制，所以很多人报考了科大，结果在录取的时候，科大传来消息，只录取到55年元月一号。幸亏是砍到55年元月一号，要是砍到55年7月1号，那我就被砍出去了。我有5个同学，当年在安徽大学的数学系，他们的分数都可以上复旦，上北大。可是呢，因为他们当时报了科大数学系，因为当时科大在国内名气是很响的，就报了科大。结果他们都是54年生的，我在同学中是小的，所以运气比较好。民办教师的同学中，很多都和我一起上了大学，有的当了教授。在这张照片上，这个同学现在是合工大教授，这位同学，她现在在美国做教授，学语言的，结果在美国教英语，你们想想看，真的不简单啊。这两位同学同我在一个中学共同工作了4年，这张照片中还有我太太。她当时也在工大，我们同时考的大学。这些老的照片很有历史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个时候进科大跟同学们现在进科大，感觉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当时上大学，真是梦想成真。我可以讲一件事情给你们听。当时招生办在我父亲工作的楼下，不是一个部门。录取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他们知道了，就告诉我父亲说：你儿子考上科大了。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他没有跟我说。我后来问我父亲，你怎么不告诉我？还是别的同学到我家来告诉我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父亲对我说，他怕我范进中举，这讲的是实实在在的话。当时我们能上大学，有一天穿上白大褂去实验室做实验，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进了科大以后，现在想想，幸亏进了科大！因为科大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科大的学风是非常刻苦的，77届同学，包括78届同学和以后几届同学，当时，在整个学校，很多人走路的时候，手里都拿着英语单词本，我们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排队可以排到一二十人，手里都拿着英语单词本背。这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的同学都觉得能有这么个机会，能进大学念书，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大家都完全地投入在里面。进科大的时候，我在班上是老大，年龄最大，我们班最小的同学比我小七岁。我有一个学生，跟我一起考进科大的，在4系。我和他一起上的数学和物理，在食堂遇上，一开始时，他还叫我吴老师，我说你不要叫我老师了，我们现在是同学了。在科大还好，因为有年龄限制。当时77级，父亲和儿子同在一个教室的应不止一例，这在今天想来是不可思议的。
在科大念书的时候，大家都很刻苦，所以我跟现在的同学们，包括香港的同学们讲，他们都很不理解。他们问我：Do you have any fun？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乐趣？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大学好像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去食堂，吃完饭马上就去教室，占位置，要提前半小时才能坐第一排，都争着去坐第一排。现在我教书，发现学生都喜欢去最后一排。大家都不愿意坐第一排。我当时喜欢坐第一排，因为坐第一排不容易受到其他同学的干扰。当时，大家去得都很早，甚至有先把书包放在教室，再去食堂吃饭的。中午吃饭，然后就做实验，当时化学物理和生物物理专业是整个科大实验最重的两个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跟化学系一起上课做实验，还要跟物理系一起上课做实验，所以我们要上两个系的课，做两个系的实验。到了晚上，基本上就是做作业，所以我到了科大，才真正体会到中国的一句成语，就是“逆水行舟”。我可以讲，没有哪一个同学敢一个星期不看书。
科大的氛围是比较宽松的，这点我一直不知道。后来到了美国，见到很多其他学校的同学才知道。他们的77级，当时很多是晚自习要点名的，需要老师看着的。科大从来都不点名。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们只在进校后进行了一次党团活动，就再也没有过。我们政治学习还是要进行的，只不过气氛比较宽松。我记得在科大读大学的时候到过复旦，复旦的情况，你没有校徽，是进不去的。在科大，根本没这个事，反正你都可以进去。当时南七那边的门有时候锁了，我们就干脆爬墙进来。不仅男生，当时去南七看电影，有的女生都爬过去。整个气氛都比较宽松，老师对我们也比较宽松。这一点，我一直引为自豪，我为我们的老师感到骄傲。
科大的专业是非常宽的，我记得我在科大的四年，只有两门专业课，一门激化化学，一门催化原理。就是这两门专业课，还是选修课。当时马老师教我们的激化化学，他告诉我，你可以不学这门课。他说，如果你以后做激光化学的话，你以后学这门课也不迟，如果你不做这个，那你学这门课一点用都没有。老师很开通。我还记得我，上物理化学（二）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当时是化学课代表。当时我对电动力学这门课感兴趣，但是这门课，我们化物是没有的，是在四系，我非常想学这门课，就跟物化老师商量，我可不可以不来听课，物化老师说没有问题，你就不用上课了。我说我保证做作业，因为我是课代表，我保证把作业收完交给你。但是我不来上课，我只交作业参加期中期末考试，老师就同意了。我想这在很多学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所以我现在当老师，你不来上课，你能通过，你是最好的学生。我现在都给学生两个选择，一个是作业40分，期中20分，期末40分，还有一个选择是你不交作业，只参加期中期末考试，这样就是30分和70分，因为有些学生他能学好，也不需要来交作业。
科大对我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基础是比较宽厚的。我们在大学时候学了很多的基础课，数学，物理，化学。在这点上，我想跟科大的课程设置是有关的。我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我发现科大化学系毕业的同学，在美国的大学里做教授，有很大的优势，其他专业我不知道，但是化学系确实这样，你可以看一看，在美国一流大学的化学系里几乎都有科大的校友在做教授。这个问题我想了，因为科大的化学系，数学、物理比较宽，这样出去后转到别的行业，就比较好。我们当时这个班，现在干什么的都有，我们的同学，有做统计的，完全做理论物理的，或者完全做有机合成的，就是说各个行业都有。就像我现在做高分子，我大学的时候高分子一个字也没学，然后就做了高分子，完全是转过去的。
科大的基础教育很宽厚，对大家成长是有好处的。有个校友叫何川，他是94届的，现在在美国做的非常好，他在做化学生物学，做到非常好，他完全从化学转过去的。所以，基础的宽厚，对于大家日后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我记得我在科大读书的时候，老师们跟我们说，科大的学生需要的是加速度，不是初速度。有什么道理呢，你上很多的专业课，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你初速度比较大。如果你正好做这一行，看上去你上手很快，可是你的后劲就不大了。而我们出去后，专业课比较少，初到某个特殊行业的时候，觉得不够。可是因为你基础比较宽，后来就很快就赶上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大家在这里念书一定要把基础打好，尽量把基础搞扎实点，宽厚点。你不要想这个有没有用。很多同学可能在想，我这个专业不好，我要不要换个专业，其实大可不必。在大学来讲，你把你的基础课学好，不管学什么专业，把你的基本专业打好，关键是学一个方法，一个读书的方法。我教物理化学的时候，第一节课我就跟同学们说，你们不是来学物理化学的，你是通过学物理化学来学读书的方法。你学任何一门学科，都是通过这门学科来学习读书的方法。因为道理很简单，毕业以后，你找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一直做到退休吗？不可能。你要是到公司去的话，给你一个工作，你说你大学没学过，我不做了。对不起，没有这个事情。你可以不做，但是你还要吃饭，道理很简单。
因此，在中国的大学里，科大在基础课的设置上是有优势的。现在我知道有很多大学在这方面改革。在我们那个时候，科大的课程设置同国外最接近。所以科大毕业生，有很多做了稀奇古怪的职业。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我们的班长，周全同学，他现在是做风险基金投资经理，他非常成功，大家可能不知道，对不对？你们都用过百度和QQ吧，听说都是他弄上市的。他跟我说，他投资百度的时候，百度才只有两间办公室，现在在美国上市，不知道有多少亿美金的资产了。他当时看准这个公司了。所以你们可以想想，他有多成功，这是我同班同学。你可以想想，他大学有没有学过投资，他靠的是什么？我想跟科大的训练有关。虽然在科大学的化学对他没什么用，但是那些训练对他是有用的。今天早晨在生物系有个报告，就是现在在纽约大学医学院教书的2系的一个校友，姓孔，他跟我是老乡，芜湖人，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跟我也在一起。他在物理系，我在化学系，他经过合肥，我就请他做一个报告。他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物理，磁学。读博士的时候，学的是统计物理，他的博士后做的还是统计物理。他现在怎么做到生物去了？在90年代的时候，他把以前所有学的东西都忘掉了，也不是忘掉了，也就是说都没用上，他转过去做实验生物学。所以你想，这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不在乎做哪一行，不在乎你的专业，你应该注意的是你能力的训练，能力的训练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基础给打好。今天早上在生物系做报告的校友，刚开始转到生物系做实验的时候，连配化学溶液都不会。为什么呢？他研究生做的是理论物理，就纸和笔。所以他从配溶液开始学起。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做了一些很惊天动地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为什么纽约大学，私立大学，牌子很好，请他去做医学院的教授，是因为他解出一个结构，是所有做结构生物学的人都梦寐以求的。其他人没做出来，就他做出来了。就是DNA的复制，大家知道DNA是双螺旋结构，DNA复制需要打开双螺旋结构，需要一个酶。相当于一个生物机器，这个机器是怎么安置的，怎么工作的，没人搞清楚，他搞清楚了。所以你今天翻开任何一本分子细胞生物学的书，不管是谁写的，不管是第几版，这书上一定有他的图。大家永远都记住，被写入教科书了。所以，科大的教育是宽基础，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不要想有用没有用，今天这有用，明天那有用，你不知道学什么东西了。前几年我同学的孩子考大学，经常有人会打电话过来问，我孩子考大学了选什么专业，我通常会反过来问一句话，你孩子是上技校还是上大学？聪明的就知道不需要再问我了，电话就结束了。因为你不是上技校，你上技校是学一门手艺，出来好找个工作有饭吃。大学不是学一门手艺，大学是学一个读书的方法，思维方法。所以这个基础课，我深有体会，以后一辈子吃的是大学的基础。以后在做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东西，很多时候甚至是高中的东西，或者大学一二年级学的东西。你把它练好了，你会觉得很有帮助。
科大还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校训——理实交融。我们当时念书的时候，外面一直有个观点，就是科大学生动手能力不够。我觉得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实验，正因为做了很多实验，积累了很强的动手能力。我当时到美国去的时候，连计算机都没见过，从来没见过计算机。当时科大只有一台计算机，130，在图书馆里面，看都没看过，整个一个大房间，还有空调。但是也没有问题，我做实验，有关计算机的很快就学会了。所以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不要想着就是对付实验报告，把实验做完，最后拿个成绩，不是这样的，你做实验的时候，你用心思跟你不用心思会差很多。我昨天还在跟丁老师讲，他是物理系的，昨天晚上走过那个实验室，我还记得，当时在他那做高级物理实验。有几个实验我印象很深，一个测带电荷的经典实验；还有超声波实验，用激光对超声波的驻波测声波的速度，这些都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当时科大的实验很严格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做物理化学实验的时候，被物化老师赶出来了，物化实验室不让进，他说我们没有学过分析，在隔壁实验室补做三个星期实验，再回到物化实验室，当时是非常严格的。
在科大，我们除了练数理化，我们还有活动，比如到大蜀山去。现在大蜀山和当时的大蜀山已经完全不同了，当时大蜀山是完全没有路的，科大3系的学生会组织大家一起去的。当时学校里面还组织我们到黄山去，是80年的时候。大家看这张照片，大家看最后这位老师，是谁？俞老师。当时俞老师是我们学院的书记，这里还有个老师大家认识，张其锦老师。这张是我们在鲫鱼背上，我们爬到鲫鱼背上去，就在天柱峰顶上。这张是我毕业的时候，大家看这是82年1月，因为82年年初就有一批同学考研究生了，2月份就离开了，然后82年7月又有一批同学考研究生的，一共考了两次，在毕业之前我们照了一次照片。前不久，我们刚聚了一次。这几位是我们班为数不多的留在国内的同学，做的都相当好，当时我们班有两个年龄最小的，都是62年的。当时不像现在这样，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有个同学年纪很小，被子洗了不会缝的。记得当年我在宿舍帮他缝被子，他跟我住在一个宿舍里面，当时我们开玩笑说，我们都不带你玩。他比我小7岁。
我82年到美国学习做研究，是个很好的机会。在这点上，我同样要感谢科大，因为当时出国不像今天，没有自费出国这一条，你到公安局是办不到护照的。你要拿护照，要到外交部去。当时科大提出要送77届的40个同学出去，科学院就同意了。但是科学院说没有钱，这些同学必须在外国拿奖学金，科学院可以帮我们办护照。由于这个原因，我有机会出去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机会上大学，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机会出国，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而且我的年龄偏大。当时出国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同学，英文好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这个问题。但是恰好有这个机会。刚才陈院长介绍了，当时学校有个规定，就是拿郭沫若奖学金的同学如果要出去的话，可以直接占这40个名额。我想俞老师可能还记得，当时给我郭沫若奖学金的时候，我说我不要。没想到郭沫若奖学金成了我出国的有利条件。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二年，给我三好学生，我硬是没有要。我说，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是发三好学生证书的，我不需要这个三好学生证书，呵呵。后来我就去了美国，去读研究生，什么是研究呢？研究就是解决问题，研究生就是学习解决问题的本事。
我们当年出去的时候和现在不太一样，虽然我们班大部分出去的同学最终都留在外国了，但是当时出去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是想着回来的。后来没有回来，并不是说当时出去的时候想好不回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包括我在美国选导师，也是想学一些不是太贵的方法。后来我选了个做氮化学的，只要瓶瓶罐罐的，我想这个学完了我可以回中国做。但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我做了高分子。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用今天的话说，真的非常天真。当然去学习解决问题的本事，最终想可以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体会，我想在座的研究生也是一样，你是解决问题的，当然希望解决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在做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他是一个华人，是从上海出去的，他今年76岁了，还很活跃，不是一般的活跃。在美国，你活跃不活跃的一个指标是，你能不能拿到经费，他现在每年还能拿一百多万美金经费。他跟我说，在美国，像他这个年纪还能拿这么多经费的，也不多。当时我做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用激光光散射来表征含氟高分子。主要是这种材料根本不溶，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它的分子量，我们当时找到一个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毕业论文的扉页上面有一行小字，这是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放大了。“以此，献给我的全家和我所属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当时的教育确实是使我对生我养我的土地和人民有很深的感情。
毕业以后，继续做博士后，从美国拿到offer去BASF（巴斯夫）公司，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德国的化学公司。做了一年的洪堡研究员，然后这个公司就雇佣了我，我在公司待了两年。说实话，当时在公司，就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公司发给你钱，你是拿钱替它消灾，它养你的目的很清楚。这张照片是当时中国高分子代表团在中德双方会议的时候参观BASF，我陪中国高分子团参观公司。我把这张照片拿出来，为什么把这张照片拿出来呢？因为这张照片有很多跟科大有关系的，谭玉惠老师，应该是63级的，她跟她先生两个是63级高分子毕业的，应琦琮老师，在科大当过助教的，许元泽老师，是科大63届毕业的，科大第一届毕业生，后来都做高分子的。钱人元老师，钱先生是高分子创系时候的系主任。这个是复旦大学的江明教授，当时介绍说，他是中国最年轻的高分子学者，现在已经快70了，他当时还不到我现在这个年龄，49岁。为什么我提江老师呢，江老师给我们学校培养了两名高分子教授，大家知道现在高分子系系主任刘世勇和化学物理系的张广照老师都是江老师的高才生。
90年的时候，香港开了禁，就是说大陆出去的，如果在国外工作了两年以上的，可以到香港工作。在91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找到我博士生的老师，他们知道我是想回中国的，当然他们也知道我在公司里面已经有了位置，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老师，问我愿不愿意来香港工作。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犹豫，我就跟我太太商量，说我们要回去。实际上，我太太也知道这一点，人生能有几个机遇呢？今天有很多同学想回来，但是由于家庭等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回来。我太太很理解我，她说了一句话：我们回去吧，如果我们不回去，你死也不瞑目！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犹豫，就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到了中文大学后，我在公司做的是应用问题，在大学里你不能只做应用问题，尤其在香港，它没有化学公司。于是我就转到做基础问题。这个实际上就是靠着科大给我的教育，你知道当时我去香港，签约的时候，答应我的启动经费是多少？是十万港币，就相当于十万人民币。今天在国内招人，我想每个大学可能都能拿出十万启动经费。我就想十万就十万吧，十万可能做不了我想做的事情，但是不代表我不能做事情，十万块钱可以做十万块钱的事情，因此签了合同。我运气比较好。我还没有到大学前，正在运送行李的时候，他们发过来一个传真，说重新预算一下。我说，怎么重新预算？他们说告诉我一个数，增加十倍，就是一百万。我想一百万正好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当时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问题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凝胶，如豆腐，我要做智能型凝胶，凝胶会伸展和收缩，其实是关系到里面的高分子链。我们把这个问题抽象出来，实际上是一个高分子物理的基本问题。良溶剂中，高分子链是一个无规线团状态，如果改变溶剂性质，从良到不良，它会收缩成一个小球，如果继续溶剂性质，溶液会分成两相，不溶了。我们要研究的是，在一相区，看线团到小球的变化。这个问题是高分子物理中，从6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做理论物理的，做了很多年，做实验的，也做了很多年。我的运气比较好，因为我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学生，既用功又聪明。我当时给她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没有指望能完全做出来。我当时跟她讲，一半一半的机会。因为这个问题，国际上很有名的实验室都没有做出来。没有想到，我们把这个问题做出来了，得到了一系列的结论，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回想起来，这是我们已解决的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还继续在做这个问题的动力学。
95年的时候，当时化学院院长俞书勤老师找到我，说有没有可能回到科大申请杰出青年基金，帮助科大建立一个实验室。我答应了。当然不光是帮助科大，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也得益于科大，因为在香港，条件实际上是有限的，科大拓展了我的实验室。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没有实验室也没有经费。我记得很清楚，朱清时老师把他的实验室借给我。俞书勤和何天劲老师以及他们的夫人李老师和张老师都帮了我许许多多的忙。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回到科大工作，也不会如此顺利。98年的时候，梁好军老师从东北调过来，后来我们搬到了国家实验室，条件大大改善。2002年8月，张光照老师来到科大，过了一年时间，刘世勇老师来了。我们不是在一个实验室工作，不是一个单独的项目。我们是联合在一起，各有特长，互相配合，提高水平。
讲到这里呢，我还是要说，我人生的运气很好。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去年年底的时候，安徽管理学院委托我请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院长来作报告。他讲了一个案例，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案例。两个很有经验的登山员，快到山顶的时候，起了风暴。这时候不应该再往上走，而应该下去，但是快到顶了，这个诱惑太大了，他们就继续上去。这时候，暴风雪来了，发生了雪崩，在山脊上，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往左跳，一个是往右跳，他的同伴向左跳，他选择向右跳，跳下来摔在雪堆上，等他苏醒过来，一片白茫茫的，什么方向都不知道，就大概判断了一下，选择了一个方向走，走到筋疲力尽的时候，走不动了，看到了灯光。他就继续走，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听到了狗叫，他就昏过去了。这个主人听到狗叫，引起了注意，发现了他。这是个牧羊女，就把他拖到屋子里。但是这房子里什么药都没有。牧羊女有个婴儿，怎么办？牧羊女终于下定决心，把她小孩放在家里，然后背着他又走了很远很远，到了一家医院，把他救活了。他醒来后，讲了一句话。大家猜猜看？当时听报告的都是些企业家，很多安徽老总。他说：“How much luck I am！（我是多么的幸运啊！）”你可以想想，当时他向左跳就死了，然后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也死了，如果牧羊女考虑到很小的孩子，没有把他及时送到医院的话，那他还是死了。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可能大家考进科大，都是天之骄子。你们在每个中学里，可能都是第一名，可能在市里第一，县里第一。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通常会回到我的母校一中，跟考上重点大学、考上大学的学生讲，讲什么呢？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聪明，有的也说自己很努力，还有的说自己不仅聪明也很努力。我想说的是，中国比你聪明的人有的是，比你努力的也有的是，比你既聪明又努力的也多的是，只不过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你们只不过是运气够好。我想想我自己，只不过是运气够好罢了。因此大家千万别认为自己有多聪明，今天你们是在科大，你到外面，你会发现比你聪明的人有的是。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不是科大学生，是复旦的学生，在浙大做老师，跟我读博士。他一直认为自己很聪明，年纪又小，后来去了美国，在最好的实验室，读博士后。他曾说，我一定要做老师，要在美国大学做老师。他认为他可以，但是过了几个月，他跟我讲，聪明的人太多了。
我希望大家知道，到一定的时候，聪明是不够的，你肯定要努力，即使你既聪明又努力的话，还需要运气。回想我们科大教育，我觉得需要有感恩的心态。我想，我得益于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我忘了讲中学。我中学的老师也是非常好的老师，为什么这样讲呢？教我中学的语文和化学老师，就是合肥师范学院的老师，科大现在的地方原是合肥师范学院的。科大到了合肥以后，他们到了芜湖，做了我的中学老师。我的中学数学老师是安徽师范大学的讲师，所以我运气很好。在大学，也遇到好老师。马兴孝老师讲过一句话，我到今天还记得。我把它写下来，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这句话不一定是马老师原话，他不一定是第一个讲的，但是我相信，我是从他口中听到的。“做人和治学二者缺一不可，但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治学。”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马老师经常跟我们侃，所以在他的家里，我们学到很多东西。第二是要知足。这个知足，不是说可以不努力了，得过且过，不是这样的。对于知足，我是很有体会的。对有些东西，你需要知足，对有些东西，你不需要。因为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止境的。我比较喜欢葡萄，房间里挂了一副葡萄的画，有一天我睡觉起来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一副很好的对子，我就把它记下来。这副对子，我想在科大的房子装修好了以后，我会把它挂在葡萄的旁边。这个上联是：一叶一叶道秋，下联是：一颗一颗知足。所以大家经常想一想，自己是很幸运的。要有感恩的心态，要有知足的心态。最后，我希望跟大家共勉的是：中庸做人，勤奋治学。中庸之道不是和稀泥，那么什么是中庸之道呢？什么叫中，不偏谓之中，就是做事不要太偏激，不要走极端；什么是庸，不易谓之庸，就是做事要有原则，不要轻易改变自己，不要做墙头草。看上去，二者矛盾，但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可不简单哟！下面的勤奋治学，我想不用解释了。你肯定要勤奋治学。今天就东扯西拉地讲了这么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