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武
2008年8月20日
自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建校以来，中科院创造性地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模式，集中全院力量和科研优势支持科大办学，促进教育与科研相结合，形成科大和研究所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的优良传统。50年来，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模式的指引下，科大不断推进教育创新和科技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不仅是科大建设和发展的成功法宝，也是研究所加快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是中科院教育创新的宝贵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历史脉络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模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时期，办学的背景、条件和内涵都有着显著的不同。
1. 初创时期：地缘优势下的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科大的诞生具有鲜明而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50年代，是以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激光、生物技术、航空技术为代表新兴科学技术的快速生长期，科技进步为人类展现出一个全新景象。中科院于1958年诞生了制造人造卫星和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设想，并着手原子弹、导弹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研究，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而当时从高校分配的毕业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中科院的自身优势，创办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就成为中科院领导和许多科学家的共同构想。这个背景促成了整合中科院全部资源办学的理念，这就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
科大在专业设置中，一是创办伊始就有紧密与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相链接的高起点，把中科院承担的国家科研任务与科大的建设相结合；二是郭沫若亲任校长，在中科院担任所长或副所长的赵忠尧、施汝为、郭永怀、吴仲华、顾德欢、武汝扬、钱学森、杨承宗、侯德封、华寿俊、华罗庚、贝时璋、赵九章等著名科学家担任了科大各系的主任。他们规划制订了学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等重要办学目标，在师资队伍、教学、科研等诸方面形成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基本框架。1960年2月，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钱学森、赵忠尧、侯德封、郭永怀、柳大纲等到会听取师生报告并作总结。华罗庚、施汝为等分别到校主持数学、物理研讨会，与师生一起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实力雄厚、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使得科大一诞生就以人才荟萃、群星璀璨而盛极一时。许多研究所的著名科学家都来校为本科生上课（每年达300人次），及时把最新科技成就和科研前沿课题传授给学生，并承担制订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编写讲义、指导学生论文等工作，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科大的学生在高年级都能投入到研究所的实践之中，较早接触到高水平的科研工作，使得学生具备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极大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南迁合肥——恢复发展阶段科大迁至合肥后，教学、科研设施损失惨重，师资流失也非常严重。由于中科院主要的研究所都处于北京，加上当时的交通、通信等联系方式落后，经济条件比较差，“所系结合”的办学模式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在迁址重建的重重困难前，科大师生“科教报国”的信念并没有消沉，反而更激发了“重建学校、扭转乾坤”的奋发精神和豪迈情怀。1977年和1980年，中科院分别召开第一、二次科大工作会议。确定科大既要成为教学中心，又要成为科研中心和培养高水平学士、硕士、博士的办学目标，增设国家急需的新兴技术方面的系科、专业，进一步搞好教学和科学研究；由科大校务委员会对合肥校本部和北京研究生院的工作作为一个实体的两部分进行统一规划和安排；并制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改革措施。1978年4月，时任副校长的两位中科院领导李昌、严济慈，率20多位局长和科学家专程来合肥，实地调研一周，解决办学条件，推动所系结合，一批知名科学家再次担任学校各系主任和教授。李昌还就落实政策，打好基础，把科大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等问题作了重要僵化。严济慈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基础课教学和科研工作。马大猷在讲话中建议各系基本上不分专业，宽口径培养人才。
当时的兼任名单是：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数学所副所长吴文俊、计算中心负责人冯康任副主任；物理所副所长马大猷任物理系主任，物理所副所长王守武、物理所副所长管惟炎任副主任；卢嘉锡任化学系主任，化学所钱人元、有机化学所副所长黄耀曾任副主任；高能物理所所长张文裕任近代物理系主任，高能物理所朱洪元、王祝翔任副主任；吴仲华任力学系主任，力学所谈镐生任副主任；顾德欢任无线电电子学系主任，电子学所吕保维、陈宗骘任副主任；地球物理所副所长傅承义任地学系主任，涂光炽任副主任；细胞生物所副所长庄孝惠任生物系主任，生物物理所沈淑敏、邹承鲁任副主任。这标志着科大的第二次创业，也标志着“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进入了新的时期。经过第一次科大发展工作会议，在之后的近20年间，由于地域、时间等多种因素，科大与研究所的很多联系和合作都被割断了。科大的学生由于数量少，保送名额少，出国比较多等因素，到中科院系统工作的数量在逐步减少；同时，研究所来科大授课、从事科研合作和代培生培养的也在逐步减少。科大与研究所的血脉联系被大大削弱。但是，尽管如此，“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这一办学模式始终根植于科大和研究所的发展脉络，科大与部分研究所仍然建立了一些几十年来长期坚持的合作项目，比如我们和大连化物所、上海技术物理所等研究所的代培生培养合作；我们与高能物理所等研究所关于加速器方面的合作；我们与北京天文台、上海天文台的合作，等等。这些合作关系的延续和发展为我们在后来进一步思考“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内在动力，探索建立新模式、新机制提供了鲜活范例和启示。
3. 新时期：探索“互动双赢”新模式进入新世纪，中科院为支持科大创建一流研究型大学和促进研究所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积极推动科大与研究所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2000年3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科大发展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学校在21世纪的建设和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认为,科大不仅是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重要教育基地，也是中科院的一个规模宏大、实力雄厚、学科齐全、充满活力的综合科研基地。会议强调，科大应坚持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促进教育科研相结合，建成一流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11月，中科院在科大召开“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座谈会，我们与中科院的30多个研究所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就“所系结合”中的机制、体制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会上，我们还与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签署了共建统计金融系、数学系、系统生物系的合作协议。2004年初，在综合研究所和科大意见的基础上，中科院印发《关于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贯彻新形势下“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方针的意见》，就推进双方的机制、体制问题和一些具体合作提出了指导意见。此后，中科院于10月在北京召开第四次科大发展工作会议，在全院进一步研讨、推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003－2007年间，科大先后与院属全部12个分院以及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13个科研院所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在系科建设、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推进资源共享，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争取了中科院各专业局对我校相关院系科研工作的联系与支持，聘请了17位研究所负责人或院士兼任相关院系领导，聘请了200多位兼职博士生导师和一批兼职教授，请他们在学校开设本科生、研究生课程与讲座；与15个研究所共建了14个联合实验室，联合承担了一批“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知识创新工程等重大和重点项目，合作承担的科研项目总经费超过2亿元，年增长率达15％；共建系科专业，发展新兴学科，如共建系统生物学系、医药生物技术系、数学系、统计金融系和科技管理专业等；共同组织、建设优秀科研团队和创新群体，联合培养并互荐优秀青年人才，共建博士后流动站；联合培养人才，共同培养本－硕－博连读生，合作开展“大学生研究计划”，目前每年有1000多本科生到研究所开展实践教学。尤其是2007年5月，中科院在我校召开“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工作会议，成为“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路甬祥院长、白春礼常务副院长等院领导和全院100余位研究所领导出席会议，会后中科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新形势下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方针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集中全院力量和优势支持我校办学，并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工作指导意见和具体措施，作为下一阶段“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二、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理念的变革与发展
纵观“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模式的发展脉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随着地域环境的变化，随着交通、通信等联络方式的进步，“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理念也在不断变革，合作范围与领域不断拓展，被赋予新的内涵。
1.“所系结合”模式由行政推动向机制、体制推动转变，合作模式由简单的人才输送向学生、师资、项目紧密结合的多元模式转变。
北京时期，在地缘优势与行政推动下，教学与科研自然结合。科大诞生于中科院各研究所对科技后备人才的需求。因此，在北京办学期间，由于办学条件一穷二白，科大办学必须依托，也只能依托中科院各研究所的力量。南迁合肥之后，地缘优势不复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推动也不再是最有力量的支持。经过多年的探索，科大与研究所总结出一些有利于双方“优势互补、互动双赢”的合作模式和机制、体制，特别是通过共建科研平台，共同承担科研项目，实现了以项目带团队，以项目培养学生的模式。科大与研究所之间的关系，逐渐转变成为由机制、体制推动，符合双方内在需求的新型合作关系。(1) 模式一：理科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科大具有较好的理科研究能力和水平，选择在学科方向上能优势互补的研究所进行“强强联合”，建立联合实验室，面向国家需求，选择双方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进行合作研究，在促进科大相应学科发展的同时，解决社会需求。共建联合实验室，有利于充分发挥研究所在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能力及创新理念方面的优势，促进我校科研观念更新和科研布局调整。同时，又有利于发挥科大在人才培养和多学科综合方面的优势，为研究所瞄准世界前沿和国家需求提供必需的多学科支撑需要。例如，绿色化学联合实验室结合了科大在有机化学方面的学科与理论优势和上海有机化学所在化学合成方面的技术优势，合作开展长江中下游的环境污染监测与综合治理。（2） 模式二：理工结合，衔接技术创新链0创建一流大学的法宝：“全院办校、所系结合”0创建一流大学的法宝：“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科大的高技术学科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优势，与校内理科研究单元有着天然联系，有利于将学校原创性研究成果与工程类研究所的技术力量有机结合，在技术创新链条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以联合实验室为平台，与研究所在研究阶段形成互补，通过研究所参与国家重大项目，为解决国家战略需求做贡献。例如，网络传播与控制联合实验室综合了科大的学科与理论优势和声学所的技术与工程优势，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部863重大专项“高性能宽带信息网（3TNet）”等重大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累计达到1270万元。（3） 模式三：以大科学装置为核心，以“所系结合”为基础，建设依托大科学装置的综合交叉研究基地科大与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依托大科学装置群和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共同在战略能源、量子调控、微纳制造与先进材料、蛋白质和生命科学、地球与环境等研究领域与前沿方向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着力解决制约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例如，大连化物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学明和张东辉领导的研究小组，与我校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在分子动力学方面开展合作，采用了真空紫外同步辐射光直接电离方法对氟原子束中激发态氟原子浓度和基态氟原子浓度的相对比例进行精确地测量，从而发现玻恩－奥本海默近似在氟加氘反应中完全失效，成果入选了200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2. 逐步确立“全院办校、校为全院”的指导思想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从诞生开始，考虑比较多的是如何集中全院力量办好科大，集中更多研究所的优势促进科大办学。对于科大如何支持研究所的需求，更好地融入中科院发展的整体框架，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中体现得不够多。在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之后，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明确提出了“校为全院”的指导思想，力争在全院的教育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007年，中科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新形势下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方针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全院办校”，继续集中全院力量和优势支持科大办学，促进科大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推动“校为全院”，发挥科大作为我院重要的教育基地和综合研究机构的作用，为研究所的发展提供支持、支撑和服务；鼓励“校所结合”，支持科大和研究所建立健全“优势互补、互动双赢、有机结合、持续发展”的合作机制与模式。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们着重思考如何发挥科大的优质教育资源优势，与研究所在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使得我们对研究所的支持不仅体现在输送优秀毕业生，同时体现在联合培养研究生、互相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共同建设精品课程、为研究所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等方面。目前，科大与研究所不断扩大“大学生研究计划”、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规模，选派大量毕业生到研究所参加科研实践，每年有1000多名左右本科生到研究所开展实践教学，占年招收本科生数的60%。2005—2008年，科大有千余名本科毕业生到近60个研究所继续深造或工作，占毕业生总数的12.4%。每年通过免试推荐到研究所的优秀本科生占全校免试推荐研究生总数的1/3以上，近5年来，累计向约60个研究院所推荐免试研究生929人。近年来，我们克服办学资源紧张等困难，与研究所联合招收研究生并实施“两段式”培养，联合培养研究生规模由2000年的300人左右迅速发展到目前的每年千人左右；2003年以来，共联合培养研究生4654名。
3. 合作的视野与胸襟更为广阔
科大虽然在“所系结合”上有独特的“先天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科大与科研结合的办学模式正在从中科院系统向社会扩展。路甬祥副委员长在谈到“所系结合”时也多次强调：科大一定要开阔视野，积极加强与社会、与其他研究机构、与地方和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使科大深深根植于、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大事业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今天，以双方内在需求推动的“所系结合”已经不再局限于五六十年代依托地缘优势开展的系统内合作，我们将合作的视野更多地扩展到院外的重点科研单位。我们在很多非中科院系统的研究机构建立了这样的合作关系，比如国家地震局、国家气象局、总装备部所属研究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国家消防局、中国原子能研究院、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技集团等在国家具有重要地位的科研单位。目前，我们的本科生到非中科院系统开展科研实践的比例与院内系统相比已经达到了1:5。
三、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体现了建设
一流大学的客观规律“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作为新型的办学模式，使科大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它不仅在实践上有力地促进了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而且，这些实践经验也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内涵，对坚持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地发展高等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1. 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有机结合、合理分工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要求
加强大学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是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主要发挥骨干与引领作用,而大学主要发挥基础作用和生力军作用。研究型大学的特点一是在人才培养中以高层次的科研人才为主，有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在教育上与科研有机结合，能承担国家的科研任务。科研机构与大学都具有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双重功能，但科研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科技创新，以“出成果、出人才”为主；而大学的首要任务则是培养人才，以“出人才、出成果”为主。研究型大学应当通过与研究机构的结合，使得培养的高层次创新人才能够更好地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对研究机构的具体需求和科研方向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在科研上，科研机构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开展定向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以及事关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公益性创新。而研究型大学更适宜于从事以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前沿研究，促进多学科综合、交叉。未来，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将担负更为重要的作用。
2. 有利于瞄准科技前沿创新，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实践证明，科技与教育紧密结合的培养模式，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符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规律。研究型大学通过与科研机构相结合，有利于瞄准科技前沿开展创新活动，使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地实现跨越式发展。回顾科大的发展过程，人们会发现其具有“高起点”的基本特色，这得益于通过“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使科大一开始就是瞄准当时的科技前沿开展教育和科研工作。在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的今天，提高办学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快”必须建立在“好”的基础上，这就要通过与科研结合使教育处于科技前沿，始终符合时代的最新需求。教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内容，教材落后，讲义落后，实验室落后，教师的科研水平落后，学生就无法掌握当今科技前沿的知识。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当中，硕士、博士生的比例非常高，具备一流的公共实验平台和研究团队是高质量研究生教育的必要条件。当前出现的某些研究生教育本科化倾向，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生缺乏开展科技前沿研究的机会和条件，只求“快”，忽略了“好”所应具备的条件。通过与研究机构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在平台和队伍方面的作用，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学生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着力提高综合素质，培育创新的信心与勇气。
3. 有利于优质资源共享，推进开放式办学
郭传杰书记指出：“大学与研究机构加强合作，体现了科学、教育本质的开放性及资源的共享性，符合当代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是加速出人才、出成果的有效途径”。一所大学完全依靠主办者的投资是很难办出高水平大学的。科大的办学规模不大，自身拥有的办学资源并不是很丰富，但是，通过与科研结合来实现资源共享，又使科大的实际可用资源令人羡慕，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许多高校管理者已认识到办学资源处于一种三维结构的状态，即有校内资源、校外资源和公共资源，办学资源开发管理已成为高校管理的重要课题，而实现资源共享，就要实行开放式办学。当然，推进开放式办学还需要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做进一步探索，特别是要由行政推动转变为机制牵引，逐步建立互动双赢、优势互补、全面结合、持续发展的合作机制与模式。
四、 “所系结合”传承了中科院母体的优秀文化
优秀的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引领社会精神、形成独特魅力的源泉，也是创建一流、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科大诞生于中科院母体，先天性地带来了研究所的优秀文化基因。中科院“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和“唯实、求真、协力、创新”的院风与科大艰难曲折的办学历程结合在一起，在科大的土壤孕育出独特的“科大精神”。1. 深化了“科教报国、乐于奉献”的精神理念中科院系统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和尖端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科教报国”的精神首先发端于中科院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沫若老校长所题写的校训“红专并进，理实交融”，亦源于“科教报国”的精神。例如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郭永怀，等等。郭永怀是中国原子弹、氢弹、核航弹、核导弹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保护了热核导弹的绝密材料。他也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被称为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他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就保存在学校校史馆。
科大创办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两弹一星”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在60年代，一大批科大毕业生直接被选派到西部，从事核武器和导弹的研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默默无闻地为国家、民族奉献了一辈子，至今仍然留在西部偏远的基地工作。他们中的部分同志甚至为祖国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比如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空气动力研究中心、西北核技术所，这几个单位即有数百名科大校友，他们都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总工程师乃至主要领导。尽管我们不是军校，毕业生的总量也比较小，但是，我们有20位校友在国防科技领域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或相当职务。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向国防科技战线继续输送优秀人才。我们的毕业生也在各个领域实践“科教报国”的理想。例如：“龙芯之父”胡伟武、“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光学成像探测系统指挥相里斌，等等。我想，我们的毕业生之所以能够扎根边疆，不计个人得失，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奉献，甚至“献了青春献子孙”，都源于他们在学校受到老一辈科学家的强国情结的感染和激励，源于这种“科教报国”精神理念在学校的传承。因此，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创造一流业绩，达到一流水准，从来就是科大人的历史使命。由这样一种强国信念所激发出的责任感与创造力，是持久的、强大的，更是科大人拼搏奋进、永不言败的动力之源。
2. 形成了“民主、宽容”的学术氛围
来自不同研究所的专家同时在科大授课，为学校带来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授课风格，使得科大逐渐形成了兼容各种学派和观点，倡导学术自由的良好风气和氛围，这在教育科技界一时传为佳话。59级校友、原副校长冯克勤教授写道：“科大数学系有三条“龙”，即华龙、关龙和吴龙，我在大学前三年属于关龙，关肇直老师的课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并富有哲理性。我也听过吴文俊先生的代数几何课，每次课一气呵成，条理清晰，思路敏捷。到了1962年，教我们代数的是华罗庚、万哲先和曾肯成三位大家，教数论的是王元和吴方两名高手，辅导教员是谢盛刚和徐诚浩，在这样的教授手下学习真是令人振奋。” 在老一辈科学家和研究所学术文化的影响下，科大长期以来形成了“科学、民主、宽容、自由”的文化氛围。在科大，较少有论资排辈，较少有学术门户之见，较少有学术压制，院士、专家的权威与青年才俊的闯劲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科大的年轻学术骨干不受压抑，成长很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创新思维，促进了创新实践，催生了创新成果。这也是我们搬迁到合肥之后，在地理位置、收入水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仍然能够吸引一批优秀中青年骨干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科大，我们能够给优秀年轻人才提供比较好的工作平台和工作环境，很多老教授也非常乐于帮助年轻人，指点年轻人的成长，甚至甘愿为他们铺路。在这样的土壤里，科大的年轻人才能够得到在北大、清华等百年老校里很难遇到的发展机遇，迅速成长起来。
3. 铸就了“勤奋踏实、追求卓越”的校风
在开放的办学环境中，大学首先要有优秀的校园文化和软环境才具有独特的魅力，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正是由于从中科院母体中传承的优秀文化，正是由于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使得科大师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比较踏实地做学问。相比现在浮躁的社会风气和环境，科大能够坚持精品大学的办学理念，不唯上，不跟风，始终按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办学。科大数学系首任主任、原副校长华罗庚先生有句名言，至今还刻在他的铜像下，那就是“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在老一辈科学家教诲和感染下，科大学生的刻苦用功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异常出名，一直流传有“不要命的上科大”的说法。现在，很多到过科大校园的专家和领导都被科大这种宁静、勤奋的校园氛围所感染，由衷地称赞科大学风之浓厚，认为科大是真正读书、求学的地方。
4. “爱校荣校”的情怀代代相传
科大的创始人、第二任校长严济慈先生把一生全部精力用于科学研究和科大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在科大亲自登台授课，给8个系的500多名学生讲授电磁学和电动力学，每周讲3次，连续讲授了6年。他把科大视为自己的掌上明珠，即使在晚年也经常为学校发展奔走，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邓小平同志对科大那段著名的批示，“据我了解，中国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即源自严老写给他的信。1983年，在科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时，严老在北京给学校题词，“二十五年来，我们同呼吸，共欢乐，引颈南望，神魂俱驰”，表达了他对科大的无比关爱。
严济慈先生的学生、学术助手、物理所研究员钱临照先生也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1955年即当选为学部委员。从1958年建校时起，他就一直给物理系的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学，并于1960年正式调入科大。在科大授课的最初一个月，大部分同学反映他的课听不懂，原来当年很多同学没有学过高等数学。于是，钱老干脆在课堂上连数学一块讲，还根据同学们的具体情况认真备课，每天面壁试讲，有时候还把备好的课先讲给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儿听。科大南迁合肥后最为艰难的时期，钱临照先生是伴随科大南迁的唯一院士。1972年学校复课，时年66岁的钱临照重登讲台，热情为学生传授物理知识。之后，他又亲自主持制定全校的物理教学计划，主持创建了一批实验室和科技史系，为科大南迁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在弥留之际，他坚持要求从省立医院转回校园，表示就算回到科大校医院也是“回家”。最后，钱老是在科大校医院三层东南角的一间特护病房里去世的，达成了“故于科大校园”的心愿。钱临照先生终生与科大相伴相守，不离不弃，成为科大南迁精神的象征，在广大校友、师生中享有崇高威望。钱临照和科大同学谈心
无论是在科大创办的初期，还是南迁合肥二次创业的艰难岁月，严济慈、钱临照、杨承宗等老科学家和一大批优秀教师与科大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与科大这片土地结成了独特的感情。许多老科学家将在科大办学作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将科大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他们这种情怀也传递给了自己的弟子，传递给一代代科大人。“爱校荣校”成为科大校友最显著的特征，也成为科大创建一流大学最坚强的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