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显元
（2006年4月29日）
我们在研究科大精神的时候，必然要涉及到科大文化。在逻辑上，“科大精神”与“科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概念间的种属关系。“科大精神”是种概念，“科大文化”是属概念，“科大文化”包含着“科大精神”，或者说，科大精神是科大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的一部分。因此，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科大精神，有很大的包容性。出于对“科大精神”与“科大文化”这种关系的考虑，我今天想讲的题目就是：“我们始终在追求文理交融”。就是说，“追求文理交融”是我们的科大精神之一。这里所说的“文”和“理”，主要不是从学科上去理解，即不是把它们理解为人文学科与理工学科，而是指两种文化。“文”，是指人文文化；“理”，是指科学文化。简言之，两种文化的关系，可以看作人文和科学的关系。而文理交融，就是指两种文化的交融。这个问题，不仅对科大，而且对所有的大学，乃至中国和世界，都有重大的意义。它所显示的，不仅是先进文化，而且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说，我们对文理交融的追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科大，这种追求的优秀代表，就是我们的老校长郭沐若。
在郭沐若老校长为我们制定的“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风中，包含着文理交融的科大精神。科教兴国、科教报国、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崇尚创新等等，都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大文化。我们学校是研究型理工科大学，大家都能接受办好理科使全科大受益的理念。这个理念所强调的是科学文化的作用。在现代先进文化的内涵中，我们的研究型理工科大学理应是文理交融的理工科大学，因此，我们同样能够接受建设好人文文化使全科大受益的理念。科大近5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我们始终在追求文理交融。这种追求，显示了科大精神的前瞻性，反映了中国先进文化和大学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追求文理交融，实现科教报国
无论人文文化，还是科学文化，都是由人所创造的。它们既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的活动所蕴涵的精神内涵。科学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人们所追求的真理，它在生产中的应用，将成为直接的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人文文化则更多地显示人们所追求的价值，努力去实现科学、经济发展的社会目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谋求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这里所体现的，追求文理交融的政治境界，就是科教报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长的50年，就是科教报国的50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创办的，是一所以理为主、理工结合的新型大学。在她刚刚出世的时候，就以科技兴国、科教报国为己任；她在新中国的兴旺发达、民族复兴的战斗历程中诞生和成长。
1956年，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优越的社会条件。但是，我们在科学上还没有主动权，必须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即技术革命。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无知的命。”[1]在听取工业部门领导同志汇报，谈到培养科技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2]为了把技术革命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又发出 “向自然开战”、“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他在1958年1月21日所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报告中，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问题，他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3]为了完成技术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1956年，我国制订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这个“向科学进军”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党所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加速培养国家急需的尖端科技人才，尽快改变和填补国家新兴边缘科学技术的空白，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样，办一所新型的大学，在尖端科技领域独领风骚，也就进入了党和国家高层的思考和决策的范围。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根据毛泽东开展技术革命，“要开几个学院”的要求，1958年初，北京地区一些研究所的科学家和领导倡议，借助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的雄厚力量和实验室的优越条件，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创办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的长张劲夫，代表科学院党组向聂荣臻副总理、中宣部等部门呈请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报告，并获得了周总理的赞成。负责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给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也审核同意了书记处的决定。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历史地赋予了我们科大人肩负加速培养国家急需的尖端科技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坚定地走科技兴国、科教报国之路。正是这个历史使命，在科大“以理为主，理工结合”的办学理念中，渗透了对文理交融、科教报国的孜孜追求，凝结着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理想。也出于这个原因，1958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的报道，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成立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在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前夕，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给科大精神注入了新灵魂。在这二次访问苏联期间，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看望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现在世界上风向变了”的著名论断。他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4]“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到西风。”[5]这个讲话，反映了当时世界历史的一个新转折点，也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潮流，充满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的信仰。尽管在历史的征途中，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种种的困难和曲折，走了许多弯路，积累了难以忘怀的经验教训，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总趋势，是任何力量改变不了的。在当时，“东风”，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力量的代名词，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则与“东风”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劲吹起了“永恒的东风”。我们的老校长郭沫若亲自为科大起草了“永恒的东风”的校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歌词亲自作了审阅。歌词说：“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我们是中国的好儿女，要刻苦锻炼，辛勤劳动，在党的温暖抚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先锋。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永远向人民学习，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作了题目为《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的重要讲话。聂副总理说：“在科学技术方面，必须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选拔优秀高中毕业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本知识和技术操作训练，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研究机构中参加实际工作，迅速掌握业务知识，加快培养进度，以便在一段时期内使祖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分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筹办的。经过很短的时间，在郭沫若院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筹备工作，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了。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这一形象的语言，表达了科大人“科教报国”的决心和意志。
文理交融就是两种文化的交融。“科教”是科学文化的体现，是报国的手段；“报国”是科教的目的，是人文文化的精髓。“科教报国”的精神，则是这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在“向科学进军”的年代中诞生的，她也永远在“向科学进军”的岁月中攀登，在振兴中华的征途中成长，为民族复兴，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大人的这个奋斗目标，在文化上，就是实现两种文化的统一，追求文理的交融。科教报国，是文理交融的最高境界，是科大精神的灵魂。
二、追求文理交融，坚持红专并进
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是我们党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贯方针。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科技人才，是我们科大的主要办学目标。从两种文化的关系来说，“红”是指人文文化，“专”是指科学文化。文理交融，就是又红又专。这不仅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断成长壮大的追求目标，而且也是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体现了科大文化的前进方向。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毛泽东在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讲话中，有过科学的解释。他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6]他认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在今天来看，虽然国内政治的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主要不再是阶级关系了，但是，毛泽东关于政治与业务关系论述的科学性，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对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少人曲解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两位飞行员，一位在政治上很过硬，但在业务上比较差，如果让他飞行，有可能出飞行的业务事故；另一位在业务上很过硬，但在政治上不十分可靠，如果让他飞行，可能出飞行的政治事故。在这两位飞行员中，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位呢？当时的回答是：当然是选择前一位。其实，在这两位中没有一位是符合毛泽东所提倡的又红又专要求的，因而都是不可选择的。前一个是空头政治家，后一个是迷失方向的技术家，两个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人才。我们的要求应该是“红”与“专”两个方面都优秀，都要过得硬。一硬一软的，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此，一方面，要反对只专不红，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只红不专。在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下，郭老提出了“红专并进”，要求“红”与“专”两者都要硬，反映了对文理彼此交融的追求。相对于上述故事中的选择，这种坚持文理交融、红专并进的坚定性，是一种反潮流的超越时空的大胆主张，显示了我们郭沐若老校长思想的伟大，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精确把握，也表明了科大对文理交融追求具有超时代的意义，充分地体现了科大精神的前瞻性。
科大的教学传统，历来是非常重视打基础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符合教育和教学的规律。过去曾用“重、紧、深”三个字来形容基础课的厚实，并曾流行着一句“不要命的来科大”的顺口溜，赞扬科大学生刻苦学习、敢于拼搏的精神。科大毕业的学生深受社会的赞誉，说他们“有后劲”。这些优秀传统，发展为今天的“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注重培养全面素质和创新精神”的教学原则，都是文理交融、又红又专的具体表现。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的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他们在大学教育领域，大批“刮理论风”，大搞“火烧三层楼”，否认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基础课教研室被迫解散，实验教学被迫取消。他们还鼓吹：大学只要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他们破坏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学不学，都上学；考不考，都很好；会不会，都分配”的混乱局面。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校广大师生员工进行了坚决抵制。1972年，我们遵照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指示，以三分之二的教学时间进行基础课教学。为了扩大和提高师资队伍，1973年举办了两期进修班，让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回炉深造，重点学习基础理论。可是，“四人帮”却诬蔑加强基础理论教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给进修班戴上了“复辟班”的帽子。
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受命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邓小平请示毛主席后并由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要求他把科学院的科研工作狠狠地抓起来。邓小平向他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一是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组的核心小组名单。1975年的7月18日，胡耀邦来到中国科学院，开始了邓小平交代的工作。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在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插话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7]根据邓小平关于“办好科技大学”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立即在北京召开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座谈会，中国科技大学的负责人武汝扬、钱志道等参加会议。主持会议的郁文同志指出：胡耀邦等院领导对办好科技大学十分重视，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提出，要把科大的体制由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改为双重领导、以院为主。科学院决心要把中国科技大学办好，指示科大代为科学院起草向国务院汇报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5日，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在京与中国科技大学共同讨论办好中国科大的具体方案。10月23日，校党委领导同志受中国科学院领导委托，代中国科学院起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即代拟稿），以便向国务院领导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情况。
《代拟稿》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遵循毛泽东教育思想，根据科大的办学经验和传统，对“四人帮”在教育战线造成的混乱，在思想上和路线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重审了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的正确目标。《代拟稿》中提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任务主要是为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及其它科研部门培养科学技术人员。这些人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并掌握近代科学实验技术和至少一门外国语能力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文化考查，择优录取，学制四年。学生要学好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基础——数学(包括计算技术)、物理、化学、电子学及其测试技术，以及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学生在校期间，就要参加科学实验活动，完成一定的科学研究任务。学校要搞好科学研究，使学校既是一个教学单位，又是一个科学研究单位，也是一个中间试验性和一个小批量生产一些产品的单位，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代拟稿》还提出试办理科中学以便为科大准备生源及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并提出了“加强自然辩证法的学习，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学好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积极培养和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等一系列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符合高等教育规律，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科学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对于迅速改变当时科技队伍状况，办好科技大学，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
但是，1976年初，全国兴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把《汇报提纲》作为大毒草来进行批判。他们批判《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缺口’，否定毛主席的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正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批判《汇报提纲》的同时，还批判《代议稿》，说“《汇报提纲》——《代议稿》，是一根藤上的黑瓜。”要“顺藤摸瓜”，把矛头直指邓小平。
在这个困难时期，我们科大人坚决地顶住了这股逆流，始终坚持科大的办学方向，坚持又红又专，追求文理交融。在“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党中央批准了《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传达讨论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大大地鼓舞了科大师生员工，决心把科大办成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加速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1977年《人民教育》第2期，发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论组文章：《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加速培养科技人才》，再次表示科大人的决心：“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1977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第10期，发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论组文章：《继往开来，勇攀高峰——为培养更多更好的科技人才而努力》，文章表示：我们一定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提高教学质量，把学校办成能独立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基地，为加速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而努力。”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在又红又专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关于红与专关系的科学思想。他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8]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对长期以来关于红与专关系问题的争论，作了科学的总结，阐述了红专问题上文理交融的深刻涵义。对国家来说，科学事业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它属于科学文化；但是，它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事业，显示了科学事业的人文价值，因而具有人文文化的内涵。对一个人来说，致力于科学工作，是从事于科学文化的事业，并取得成绩，这是专的表现；但是，他以自己的科学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显示了他的人文价值，这同时又是红的表现。这就表明，就科学技术工作者来说，文理的交融，红与专的统一，都是以科学技术工作为载体的。我们的一切科技工作都是文理的统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统一。如果离开一个科技工作者的科学技术工作来抽象地谈论红与专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必将破坏文理的交融而导致文理的分裂，因为它们失去了文理交融的实际载体。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对文理交融的切身的理解和认识。
三、追求文理交融，追随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上看，文理交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走向。我们所要建设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它们的相互交融本身不仅是先进文化的实际体现，而且还预示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反映了世界文化进步的洪流。这个强大的文理交融的世界潮流，是从文理的对立和冲突的历史中走过来的。
从世界历史中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矛盾运动的进程来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世界范围的文理对立、冲突和论争的时期里诞生的。1956年10月，英国的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两种文化》的文章，提出了两种文化的命题。在1959年，即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刚建立的第二年， C•P•斯诺又在剑桥的里德讲座上，作了关于两种文化的长篇演讲。四年后，他又写了《再看两种文化》的文章。他认为，在19世纪中，长期存在着两种文化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他所说的两种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另一种是文学文化（即我们所说的人文文化）。C•P•斯诺的立场是提高科学文化，贬低人文文化，或者说，他以科学文化反对人文文化，由此而招引来了不少学者的批评，爆发了世界性的关于两种文化关系的争论。后来，在《两种文化》重新出版的时候，斯蒂芬•科里尼为此书写了导言。在这长篇的导言中，斯蒂芬•科里尼对C•P•斯诺《两种文化》的演讲，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至少做成了三件事：第一他像发射导弹一样发射出了一个词，不，应该说是一个‘概念’，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第二，他阐述了一个问题（后来化成若干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第三，他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9]从这个评论中，我们自然会感悟到：提出两种文化概念的影响之大、之深、之广，凭你怎样想象都不会过之。由此可知，两种文化的统一，对社会的进步是多么的重要；人们对两种文化的关系，是如此的关注，密切而不能回避。
虽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两种文化的对立方面，但是，从整体上看，他们应该是相互统一和交融的。不过，在历史上，在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这种对立确实是长期存在着的。在前工业社会中，人们所崇尚的，是人文文化，甚至以人文文化来反对科学文化。我国封建社会中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就是两种文化分裂的见证和两种文化对立的表现。在工业社会中的情况则相反，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科学成为潜在生产力，扮演着推动生产发展基本力量的角色，使科学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颂扬。C•P•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及其相互对立的主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并以工业社会的文化，反对前工业社会的文化。因此，在颂扬科学的意义上，不能说C•P•斯诺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它是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映。因为科学技术在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而且在今天，科学文化越来越起着更大的作用。这就使一些人看不到两种文化的统一，而且以科学文化否定人文文化的一个认识论根源。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统一，以我们传统的语言来表达了两种文化，即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统一。同C•P•斯诺的“两种文化”立场相比，我们所持立场的科学性在于，它在同时肯定了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重要地位后，强调了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起着指导的作用，明确了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从属关系。这个思想，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就已经做了通俗的说明。他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10]不仅人文文化要指挥科学文化，而且人文文化本身也包含着科学文化的内容，表明了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交融。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11]在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对红与专、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的论述，正是这种文理交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今天，发达国家已进入了后工业社会，面对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贫富对立、穷国富国的不平等、环境污染等等的“人类困境”，激起了人们对单纯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世界性批判，要求实现两种文化的交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发生的关于人文与科学关系问题的讨论，也是对这种“人类困境”的回应。应该承认，两种文化的差异是存在的：科学文化强调的是理性、真理、逻辑和分析等方面的内容，与此相对应的，人文文化则强调情志、价值、想象和感悟等方面的思想。这两种偏爱的不同重点，各有它的合理性，我们无意加以否定。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两者的统一。我们既需要理性，又需要情志（情感和意志）；既需要真理，更需要价值；既需要逻辑，同时也需要想象；需要研究的分析方法，也同样需要以感悟把握事物的整体。因此，我们的追求，是在两种文化的对立中把握它们的统一，实现人文与科学的交融，促进情与理、真理与价值、逻辑与想象的相互渗透和贯通。
列宁早已提出了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12]毛泽东希望“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同样反映了这个伟大潮流的一个方面的内容。爱因斯坦认为，“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13]他所揭示的也是这个潮流的内容，但它所强调的是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的指导意义。两种文化统一的现实基础，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这种统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对自然的研究中，可以体悟和概括到人文的规律和方法。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体悟到了这个真理。他说：我钻研业务多年，“也摸索出一套进行研究的方法，像处理问题应该怎样入手，怎样去看问题，怎样克服困难，怎样从失败和错误中取得教训，等等。当时倒也‘自鸣得意’，因为这些道理在科学技术书籍中是学不到的，算是我的科学研究心得吧。但是，回到祖国以后，有好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这才感到惭愧：我的那套心得，那套研究方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都有，不但有而且那里比我更完全、更明白。”由此，他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能早一点学马克思主义，也许我在科学工作中的成绩能作得更多一些。”[14]其实，每个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专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因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本来就是统一的，我们可以从人文文化中把握科学文化的内容和方法，同样，也可以从科学文化中把握人文文化的内容和方法。事实上，我们在同自然的对话中，已经开始了同社会的对话。
创造耗散结构理论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奖的比利时科学家伊•普里戈金，把“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作为《从混沌到有序》一书的副题，突出了与自然对话的“新”内容。他认为，这种新对话，不仅使“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存在通向演化的路”，而且“已经打开了自然与社会通信的渠道”。[15]他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专门以“两种文化”为题，用一章的篇幅叙述了“两种文化”趋于统一的问题。他认为，实证主义把科学从现实中隔离出来，形成了科学在文化中的不稳定地位。如果我们接受了实证主义观点，科学就会大大失去其吸引力。“在古代人看来，大自然就是智慧的源泉。在中世纪，大自然被说成是上帝。在近代，大自然已经变得如此沉默寡言，以致康德认为科学与智慧、科学与真理应是完全隔开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我们就是伴随着这个两分局面而生活的。现在应是结束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就科学而言，这样做的时机已趋于成熟。从我们现今的观点来看，走向可能重新统一知识的第一步，就是十九世纪对热的理论的发现，即对热力学几个定律的发现。热力学看来是‘复杂性科学’的第一种形式。”[16]不仅自然对象是一种复杂系统，而且社会对象更是一种复杂系统，它们的规律是相通的，因而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同样包含着同社会对话的内容。
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为伊•普里戈金的《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所写的题为《科学和变化》的前言中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但是，伊•普里戈金（由于对非破坏系统热力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奖金）却不满足于仅仅把事情拆开。他花费了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试图去‘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里具体地说，就是把生物学和物理学重新装到一起，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重新装到一起，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装到一起。”[17]阿尔文•托夫勒从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前进方向，高度地评价了伊•普里戈金的工作。他说：“伊•普里戈金和他在所谓‘布鲁塞尔学派’中的同事们的工作可能很好地代表下一次科学革命，因为他们的工作不仅与自然，而且甚至与社会本身开始了新的对话。”[18]
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重新组装在一起，在同自然界的对话中认识社会运动的规律，这一历史事实表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走过了对立的道路以后，今天已经开始走向统一了。越是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这种统一将表现得越强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它不是由任何力量所能改变的。
在当今的世界上，人类必须追求文理交融，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共识。当代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人文文化从知识与价值的层面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应该大力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密切结合，把人文精神渗入到科学精神中去，不断引导科学技术的人性化。国际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1995年组织编写的《科学技术论手册》，把从C•P•斯诺开始的“两种文化”争论，看作理科教育原则的争论，给出了自己的评价。本书在“总论”中说：“颇具影响力的情境，尤其是在欧洲，是围绕理科教育所应遵循的原则而展开的长期论战。60年代初，C•P•斯诺在剑桥著名的里德讲座上挑起了所谓两种文化的争论。用不着奇怪，这类讨论假设了科学独一无二的地位，与上述科学政策奠立基础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科学文化’是客观的、无庸置疑的，这与那种[估计是]由另类东西构成的、通过主观情感和价值来表征的‘人文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本书作者的主张是，科学是受人的支配的，因而不能脱离人文文化的影响。而否定这种影响的是实证主义的主张，科学主义则是实证主义在今天的发展形式。“实证主义的措辞，即‘两种文化’的争论的措辞倾向于把科学从人的支配下独立出来。”它们认为“仿佛科学既不是社会也不是文明的一部分似的。”而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要重铸车轮”，实现“向理科教育的人性化的方向发展。”[20]在1998年8月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意大利科学哲学家阿伽齐强调，科技与人文科学不能割裂，科技发展应贯穿人文因素，也需要哲学提供合理的人文价值导向，以利人与社会的健全发展。[21]1999年6月26日至7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科学理事会在布达佩斯召开以“科学为21世纪服务：一项新任务”为主题的世界科学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文件，即《科学和利用科学宣言》和《科学议程——行动框架》。在《科学和利用科学宣言》这个文件中说：在21世纪，“科学是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强大武器，而随着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界之间日趋复杂的关系的认识的加深，科学在未来的作用将会更大。”“科学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全面和彻底的研究从而产生新知识。”大会秘书处对《科学议程——行动框架》做了解释性的说明，认为“科学知识的迅速积累及在共同异常中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必要性正在对科学研究和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必须破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传统壁垒，并普遍采取跨学科方式。此外，当前全球问题和挑战需要各种科学学科互相配合，因此必须对它们同样支持。”[22]
上述国外学者所表达的思想，同马克思的观点是十分接近的。这是否表明他们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考证。但可以肯定，他们之所以产生这些思想，主要是因为两种文化的发展，已经逐步地走向交融，他们关于两种文化统一思想，正是这个现实的交融的反映。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些思想表明，他们正在逐渐地走近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长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是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力量。……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正是这种自然科学与人的历史关系，在自然界中显示出了人的本质，将使自然科学成为人的科学，正像现在自然科学已经成为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所以，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3]文化是人的对象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都由人所创造，为人服务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它们都是“为人而存在”的。对人来说，这就是文化的“为我性”。一切文化都是“以人为本”的，一切为了人，这就是两种文化相互渗透和彼此交融的现实基础，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杨叔子教授称，报考他的机械工程专业的博士生，在论文答辩前，要会背《老子》，还有《论语》的前7篇。如果不能过背诵《老子》、《论语》的关，休想戴上博士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杨院士认为，这是人文文化的功能所要求的。人文文化对科学有三大作用：第一，人文文化为科学引导方向，第二，人文文化为科学提供动力，第三，人文文化为科学开辟原创性源泉。他说：“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垮；没有人文精神、民族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24]丢失科学文化，就丢失“立世之基”；丢失人文文化，就丢失“为人之本”，异化人性，扼杀灵性。不仅两个都不能丢，而且必须实现两个的交融，兼备“立世之基”和“为人之本”。
我们要建设先进文化，必须以“面向世界”和“面向人类”的视野，充分认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要不断地发展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这是发展先进文化的任务。但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什么？虽然不能说文理交融是先进文化前进的唯一方向，但它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方向，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不仅要发展先进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更重要的是促进这两种文化的融合和渗透，将我们的先进文化实现于科学和人文的贯通之中。这个世界性、全人类性的前进方向，同样是当代大学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当然也是科大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在前面两部分的叙述中，已经表明了科大始终在追求科教报国，红专并进，追随着先进文化的这个前进方向。我们在下面的进一步叙述中，将继续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师生员工，着力于校园先进文化建设，推进“大科学”的发展，办精品大学，创精英教育，以踏实的工作，继续着对文理交融的追求，这同样表明他们始终在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攀登一流大学的高峰。
四、追求文理交融，办精品大学，创精英教育
我们把科教报国、红专并进理解为对文理交融的一种追求，这是文理交融的一种政治境界。当然，我们所理解的文理交融，不全在于政治内涵，还有文化内涵。文理交融的文化方面，首先在宏观上，也就是从校园文化建设来说，要有文理交融的文化背景。这种背景，犹如空气、以太、宇宙背景辐射，能使每个科大人都能生活在其中而受到感染和熏陶。其次在微观上，我们每个科大人都应该成为文理交融的文化人，即在我们的思想中，既要有科学文化，同时又要有人文文化，实现两者的统一。美国物理学家费曼在《发现的乐趣》中，有一段“花之美”的文字，说明艺术家与科学家对“花之美”的不同看法。但是，从他的这个说明中，我们同样可以体会到，两种文化不仅是统一的，而且还能够找到了他们相互统一的现实基础。艺术家说：“你看，作为艺术家，我用欣赏的眼光看花，看出它的美；可是你们科学家，用分析的方法把花剖析开来看，它就变成一个无趣味的东西了。”艺术家对科学家的这种看法，不能认为是全面的。因此，费曼认为：作为科学家，不仅同艺术家一样，欣赏到花的美；而且还进一步从更小的尺度上，从内部结构上，看到了花的美。“我能想象这花的细胞，它的细胞里面复杂的运动也自有一种美。……进一步来说，花是为了吸引昆虫来授粉而进化出色彩，这本身就是极有趣的事——这意味着昆虫能看色彩。于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低级的动物也有审美的感觉么？颜色为什么引起美感呢？所有这些有趣的问题，表明科学知识只会增加你对花的兴趣、神秘感，甚至敬畏。”[25]费曼所说的，正是在我们科学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两种文化的统一，而且这个统一的基础，是研究的对象本身。同艺术家一样，科学家不仅欣赏到了花的美，而且他比艺术家还更前进一步，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了花的美，实现了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既然文理交融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那么，任何学校都应该坚持这个前进的方向，追求文理的交融。但是，它对每一个学校是否都应该坚持同一个标准，提出相同的要求？弄清楚这一点，对科大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综合性大学来说，文理交融应该是“应有之义”，他们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同时办好各种各类文理学科。对于科大来说，我们不是综合性大学，而是研究型的理工科大学，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办好理工专业外，应该积极扶持管理和以科技为背景的人文学科，但不应该去全面追求办好各种各类文理学科而平均地使用我们的精力。科大的特殊办学模式，应该有我们追求文理交融的特殊途径和方法。“办精品大学，创精英教育”的办学方向，正是我们实现文理交融的独特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要实现文理交融，并不要走综合性大学的路子，化大力气去办好各种各类文科学科，而要有自己的特殊路子，以适应科大的特殊办学模式。
“精品大学”和“精英教育”，反映了科大精神的特色。有选择地而且适当地办几个文科专业，这是我们学校曾有过的设想，并把它作为文理交融精神的具体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时任校党委书记的杨海波、副书记马西林，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想在科大办几个文科专业。他们曾要我们提出一个如何办文科专业的方案，供学校参考。当时，我们访问了同济大学、华中工学院、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有关老师，商量办文科系的具体问题，因为这些学校都有办文科的愿望。当时，我们也是从文理交融的方向思考这个问题的，设想了一个方案，其中有历史（主要方向是科技史），有哲学（主要方向是科技哲学），有科学管理等几个方面的学科。但是，由于当时全国的教育观念没有转变，没有得到有关教育部门的同意，办文科专业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尽管如此，科大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仍然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例如，成立大学语文教研室、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素质教育教研室，人文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等。1985年，职称评审解冻，学校组织职称评审委员会，当时叫学衔委员会，一共七个委员，其中校长一人、副校长四人，其余两人是系主任。在这两人中，一位是五系主任童秉纲教授，另一位是人文学部主任。这种安排，也反映了两种文化的融合，体现了文理交融的追求。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我校已经有了管理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在学科方面实现文理交融的条件更好了，现实的基础更增强了。我觉得，办些人文、管理学科是需要的，发展交叉学科也可以看作文理交融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文理交融的最根本要求，是指文化背景的建设，把我们的“精品”和“精英”都镶入到这个校园文化背景中去，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传承和教化的作用。
从微观上看，我们科大人的思想应该是文理交融的，要使科大人成为文理交融的文化人。理工学者的思想中，有人文的背景；人文学者的思想中，有理工的背景。就是说，我们的脑子里，必须有两种文化的交融。我们的老师要努力争取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同学也应该努力这样做。
记得在1995年，我同科大辩论队去参加上海教育电视台组办的大专名校辩论邀请赛。初到赛场，科大辩论队在辩论赛场并不显眼，说句不好听的话，人们没有太看重我们。大家总觉得，科大是理工大学，没有文科，辩论的实力不会太强，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们第一场比赛是对武汉大学队，显然，更引人注目的是武汉大学队，人们以更多的目光注视到武大队身上，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武汉大学是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但是，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们赢了，理工科大学队赢了综合性大学队，科大队的名声一时大振。说明我们的学生在文理交融方面还是很强的。其实，武汉大学队也还是很强的，并不比我们弱。这次失利，也许是事出偶然吧，至少他们也许会这样想的。1997年，在武汉市举办“凌云杯”大专院校辩论邀请赛，科大队也被邀请去了。结果，武汉大学队得了冠军，科大队得了亚军，这样，我们两个队也就摆平了。2002年，安徽省大学生“美孚杯”环保辩论赛，20多所大专院校组队参加，决赛在安徽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我校辩论队对决安徽大学代表队，获得冠军，少年班99级汤子楠同学获最佳辩手称号。尽管科大是理工大学，但是，我们的教师和学生的思想，不只单纯是理工的，而是综合的，蕴涵着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当然，这种渗透和交融是没有止境的，应该成为我们的永远的追求。
不少人都说，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大师必须有大产品，不仅有大的科学创新，而且能够培养出成为大师的人才。我们通常都说：名师出高徒。这当然是很对的。可是，苏步青教授说：高徒出名师。这也不无道理，因为名师往往由高徒把他突显出来的。不管名师，还是高徒，都应该是创新的能手。创新能手需要创新文化来培育，所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创新文化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创新不仅需要科学文化，更需要人文文化。科学文化强调逻辑，这是创新思维所需要的；人文文化强调想象、顿悟，这同样是创新思维所需要的。思想自由是创新的关键。爱因斯坦说：科学中的各种概念，都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它们不能从感觉经验中归纳得到。[26]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思维自由。文理交融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提供良好的自由发展和自由讨论的人文文化环境。科大在教学管理方面，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个性发展的空间，学生可以自主地选择专业，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学习，而且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都是对文理交融追求的表现，是科大精神的重要方面。科大有很好的学术自由的人文环境，这是特别值得骄傲的。这无论对理工科，还是对文科，都是最重要的。在学术上，我们追求的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民主属于政治范畴，学术上的是非和争论，不能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以裁决，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来解决，只能通过自由讨论，经受时间的考验，而且必须保护少数。我们科大就有这种学术自由的环境，而且将来必然会创造更好的学术自由环境。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形成了需要认识新的规律。“大科学”的产生，说明科学发展的开放性。这一点，是应该特别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的。记得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徐冠华在一次报告[27]中提到，科学研究需要一个开放的科学环境。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于交叉和边缘学科。同时，科学与技术的互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越来越强烈。国际上从事复杂科学研究的团队，不仅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在大跨度、多学科的撞击中，产生创新的火花。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规律，科大正瞄准建设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一流学科目标，优先重点发展信息科技、生命科技、工程与材料科技等重点学科，大力发展交叉学科，特别是基础学科与高技术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应用学科。科学时报记者陈敬农在“学科大交叉：探索微观世界之秘”的报道中，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创造了这样的奇迹：5个一级学科大交叉，连续3年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不止一次登上“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进展”排行榜。[28]它告诉世人，中国科大在“大科学”的交叉渗透、相互交融中，正在不断创新。
这些情况为我们回答了科大精神在哪里的问题。这就是：科大精神在科大人的实践里，在我们的行为中。文化的最重要载体是人，即人的行为，我们每个科大人都是科大精神的载体。他们负载着大学生的艰苦奋斗、勤奋学习和工作、不断创新的科大精神，其中也包含着对文理交融的追求。
今天，我们回忆在过去岁月里科大人所实践的文理交融的科大精神，感到特别地骄傲。当然，重要的不是回忆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创造未来。而且这也决不是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十全十美了。事实上，对过去，我们还有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的反思，这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们回忆过去，也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向着文理交融的方向继续努力，在今后的追求中不断地创新，实践科教报国的历史使命。
注释：
[1]《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55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57页。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2页。
[9][英] C•P•斯诺《两种文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12]《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9页。
[13]《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19页。
[14]《论又红又专》，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119页。
[15]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16]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17]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18]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19][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20][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1]姚介厚：《哲学与人的发展——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述要》，《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
[22]世界科学大会（1999年6月26日—7月1日）重要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项目国际合作处印。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24] 杨叔子：《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交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广州日报》2004年10月12日
[25]美]R•P•费曼：《发现的乐趣》，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6]《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09页。
[27]2003年4月17日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所作的专题报告。
[28]陈敬农：《学科大交叉：探索微观世界之秘》，《科技日报》2006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