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建国
说起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作为一名亲历者与见证人，感触颇多。我想从三个侧面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是“出国热”向“回归热”的转变。本学期开学初，中国科大召开本年度第二次优秀人才引进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了13人的任职申请。他们全部拥有在国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或高科技企业学习、工作、访问进修或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经历。仅2009年以来，中国科大已引进千人计划教授35名、青年千人计划教授55名、中科院百人计划教授62名、教授55名。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乃至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国家加大高水平人才引进的力度，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一大批学术干才、将才乃至帅才正在源源不断地回归祖国，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全职从事学术研究的“洋面孔”也越来越多了，仅是我所在的微尺度国家实验室里，就聘请了数位“洋人”科学家全职工作。据统计，仅中组部组织实施的“千人计划”项目，自2008年底实施以来已累计引进2793人，其中高校占了较大比例。
由“出国热”向“回归热”的转变，是十六大以来这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界出现的重要现象之一。这样一种高端人才回归热现象不仅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学表现突出，在中西部地区的大学也屡见不鲜。我想，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演进到一种足以形成人才洼地效应的地步，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正行进在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的坦途上。
二是“跟踪研究”向“合作研究”的转变。过去十年，由于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的持续重点支持，以及中央财政对教育、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长，高校的办学条件和实验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大促进了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平台建设，不少大学的一批研究机构的实验设备水平已经向国际一流大学逼近。比如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现在不仅拥有一批国际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而且还在自主研发先进装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我们利用自主研发的单光子纠缠源、单分子光学性质测量等装置开展了国际前沿实验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多次在《自然》、《自然•光子学》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
实验条件的改善，如同给研究队伍插上腾飞的翅膀，使高校的学术研究也逐步从“跟踪研究”向“合作研究”转变。仅以中国科大为例，我们已经在铁基超导、量子通信、先进核聚变、火灾科学等诸多领域具备了国际前沿水平，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开始与国外学术同行开展平等互惠的国际合作研究，有的甚至是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我们近期牵头组建的先进核聚变能与等离子体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就吸引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的参加。
如今，高校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已经在发表国际学术论文数、获得专利数、参与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数、高校学者在国际学术组织中重要任职数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高校科研水平的提升，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赞叹。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曾评价说，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使得中国科大，也使整个中国，牢牢地在量子计算的世界地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三是“规模扩张”向“质量优先”的转变。过去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所培养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有效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中国已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应予充分肯定。但是，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界出现的功利浮躁之风也对大学办学质量的提升和大学精神的坚守产生了负面影响。
经过十多年的规模扩张式发展，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数量和规模的发展是大学发展的基础，而质量和层次的提升则是大学发展的根本所在；认识到中国高校要想跻身国际一流，必须走特色与内涵发展之路，这是大学生命力和活力所在；认识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应该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要营造各具形态的多样化生态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为此，仅“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就投入了数十亿元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遴选了1000个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了4000门国家精品课程，奖励了5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向“质量优先”的发展模式转型，已经开启了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新征程。当然，提高质量没有统一的模式和标准，而是要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深化特色与内涵建设，努力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争创一流。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近年来这样一种高等教育生态多样化的观念正在被广泛接受并践行。
来源： 《 光明日报 》（ 2012年10月22日 1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