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1941年出生于陕西咸阳。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并留校任教。1983年至198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地球与行星科学系进修。多次赴德国马普化学所、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世纪70年代参加国家铁矿科研会战。自1983年以来，长期从事变质同位素年代学即造山带化学地球动力学研究。最早通过测定大别山榴辉岩年龄，获得华北与华南陆块在三叠纪碰撞的结论，并在超高压变质同位素年代学、冷却史和折返机制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2005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201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才算是值得？人生价值当如何去体现？若不是去做一个混碗饭吃的人，又要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抱负？
年过七旬的李曙光，常常将这样的问题抛给青年学子。这些问题背后，则是他关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道理与大智慧。
无论坦途或是坎坷，李曙光始终都能在大道理中寻找到力量，让他在科学之路上坚定前行。
“上天不成，反而入地了”
第一志愿，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志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三志愿，西北大学航空系；第四志愿，哈尔滨工业大学航空系；第五志愿，南京航空学院。
这是1960年李曙光考大学时，在志愿表上填写的内容。
上中学时，李曙光参加了天津少年之家航模小组。“玩了近6年的航模，知道了不少航空知识，也就渐渐对航空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他下定决心要做飞机设计师。
原本，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人生道路的李曙光，想要第一志愿报考北航。后来，他从中学校长处得知，钱学森先生在刚刚成立不久的中科大力学系当主任。校长建议成绩优秀的李曙光报考中科大。
“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领域的权威，那好，我就第一志愿填报中科大。”李曙光觉得，既然要学航空，就要到最好的地方去，于是毫不犹豫更改了志愿。
当年中科大在天津招生时，要求只填报学校，不填志愿，去哪个专业一律服从分配。“我想让招生人员明白我喜欢航空，希望能把我分配到力学系去。”为了表达自己对航空事业的强烈爱好，李曙光就在中科大之后填了一溜航空院校和专业。
然而，世间之事似乎总不能尽如人意。李曙光万万没有想到，他如愿走入中科大校门时，却被告知要到地球化学专业报到。
“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李曙光在中科大宿舍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彻底失眠，“中学六年想的就是航空。现在可好，上天不成，反而入地了。”
回想那个难忘的夜晚，李曙光记忆犹新，当时只感觉自己的理想似乎就此破灭了。可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思想冲击，他也只是用了那一夜的时间，就想开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卸下了思想包袱。
今天的很多青年学子也许很难理解，让他打开心结的，首先是一些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大道理。在高中毕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曙光想到，自己的成长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教育培养，服从组织需要怎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国家既有航空事业，又有地球化学专业，说明它们都是国家的需要。我们没有任何资格跟党在这个问题上讨价还价。”李曙光想明白了，既然国家需要他做地球化学，那就应该服从分配。
虽说要服从分配，但若是对地球化学真的没有兴趣怎么办？李曙光回想起，自己对于航空的爱好，只不过是因为参加航模组之后，对它有了深入的了解，慢慢培养出了兴趣。
“现在对地球化学没兴趣，恐怕是因为盲目和不了解。”李曙光也想通了，所谓专业兴趣并非天生而来，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和钻研，培养出来的。
“专业变化的问题解决得这么痛快，就是这些大道理起了作用。”迈过这道坎，李曙光再也没有动摇过，全心全意扎进地球化学专业。
科研会战展拳脚
李曙光深知，要想培养出专业兴趣，只是对地球化学领域有所了解还远远不够。产生实质性的兴趣，更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
为此，他在大学期间发奋努力，各门课程都取得了优异成绩。1963年，他被评为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优秀学生。1965年毕业后，他留校在近代化学系地球化学教研室任教。
与那个年代毕业的很多大学生一样，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中断了李曙光的学术研究。这一耽误就是八年。
直到1972年，李曙光才得以再次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他先后参与铜陵铜官山铜矿的尾砂综合利用研究、中科大矿物岩石鉴定方法课程的教学和实验室建设、领导建立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实验室并开设相关课程。
“那时候憋着一股劲儿，想追回"文革"中失去的时间。”李曙光的拼搏精神不减当年，如饥似渴地学习，甚至跟着广播重新学起了英语。
对于年轻气盛的李曙光来说，他更希望自己能够利用所学，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施展一番拳脚。“只有获得成就感，才能带来发自内心的兴趣和对专业的热爱。”在他看来，这样的兴趣才足够实在和坚定。
终于，李曙光迎来了机会。1976年至1980年，他参加了国家铁矿科研会战，被任命为中科院“鞍山—本溪铁矿科研队弓长岭磁铁富矿科研组”的组长。
科研队进驻鞍山开展工作后发现，在弓长岭的东南区，已勘探的深度500米以上部位都是氧化贫矿。这一地区深部是否可能存在富矿？对此大家争论不休。
此时，李曙光想到，几年前因为对数学在地质学中的应用问题很感兴趣，他曾花大量精力自学大学期间未曾学过的线性代数、多元统计和计算机语言等课程。
“我能不能利用多元统计的数学方法，作一个富矿体的空间演化趋势面分析？”李曙光的想法得到了支持，矿厂向他开放所有资料。完成统计分析工作后，他预测，在弓长岭东南区第25勘探线负500米处存在富矿。这一预测被冶金部接受，并调千米钻进行钻探验证。
结果就在李曙光预测的位置上，一钻打出了13米厚的富矿层。“那时才真正感到，我还能在地球化学领域为国家做点事。这种成就感让我一下子提起了更大的兴趣，后边的工作越做越带劲儿。”李曙光愈加感到，地球化学领域海阔天空，是可以让他大展拳脚的舞台。
实践出真知
1983年，中科院公派李曙光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进修，在国际著名地球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S.R.Hart的研究组学习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这次留学经历，成为李曙光科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我们常说要攀登科学高峰，首先得知道高峰在哪儿啊。”接触国际领先的科研团队，李曙光眼界大开，对前沿基础研究和顶尖科学家的工作感同身受，认识到国内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他亲身体会到了严肃的科学态度、严密的科学方法。
挑选矿物样品，是地球化学实验的一项基础工作，看似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却非常枯燥。“趴在显微镜下一颗颗地挑。为了挑出一组合格测年样品，常常要三班倒地挑一个月。”李曙光说，这是国际通行的实验规范，然而在国内，当时很多人都不会认真地去做。
在地球化学领域，测任何样品都要非常新鲜，不能有丁点蚀变。只有经过细致的挑选工作，样品才能代表真正的原始信息。“这是人人都懂的简单道理。但为何还有很多人测错地质年龄？”在李曙光看来，这都是不老老实实在显微镜下做这种艰苦工作的结果，科学实验来不得半点侥幸。
对于科研，李曙光亦总结出很多的大道理。比如在他看来，科学家一定要有不甘平庸的创新意识，也因此需要敏锐的嗅觉。
去MIT进修前，指导教授Hart让李曙光作新生代玄武岩的地幔研究。“比我先出国的三个同事都做这个题目，我还拿那些样品去重复研究没啥意思。”李曙光坚持自己的想法，带着很多太古代的绿岩带样品前往，打算作老地幔研究。
他的学术挚友、著名地质学家孙贤鉥建议，“秦岭造山带”作为中国南北方的地质分界线意义重大，希望李曙光在美国期间也能做些这方面的工作。
在此建议下，李曙光考虑到大别山是秦岭造山带的一部分，又在家门口，就前往秦岭、大别山采样，并在大别山绕拔寨采到一块特殊的镁铁质变质岩石榴辉岩，带着它去美国学习、研究。
在MIT期间，李曙光学习到Sm-Nd（钐-钕）同位素测定方法，用此类同位素对榴辉岩定年非常合适。1985年，他就测定了这一榴辉岩的Sm-Nd年龄。
为了弄清楚榴辉岩年龄的地质意义，李曙光在阅读变质岩文献时看到，1984年在阿尔卑斯山和挪威西部发现柯石英的重要进展，意味着陆壳可以俯冲至地下至少90公里深度。“陆壳俯冲”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国际地质界的震动。
李曙光马上意识到，他第一个测定的大别山榴辉岩Sm-Nd年龄，有指示华北和华南陆块碰撞时代的重要地质构造意义。
1986年回国后，李曙光放弃了已有多年积累的太古代地幔研究，集中精力研究超高压变质岩和大陆深俯冲的题目。1987年，他申请了自己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系统研究大别苏鲁造山带的榴辉岩Sm-Nd年代学。
1989年，大别山榴辉岩年龄测定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同年，大别山也发现了柯石英。李曙光成为大别山陆壳深俯冲研究中，第一个发表同位素年龄的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超高压变质带，大别山的陆壳俯冲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十多个国家的地球化学家纷纷进驻大别山，一场科研竞赛也就此展开。
“全世界的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要想成果产出第一，必须投入超过别人。为此，李曙光将全部精力投入大别山的研究，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强烈的求胜欲望和对于兴趣的痴迷支撑着他，“在这个行当要出成果，工作与生活就不可能分开”。
回想起来，李曙光说自己的科研转向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这个方向上，他一做就是20年，成为其后半生科研的重点，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杂志上的三篇代表性论文，引用量均过百，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文献。
李曙光常常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学子们，科学问题更多是在科学实践中发现的，不可能空想出来。除此，科研成果还要经得起检验。
李曙光最早测定报道的大别山榴辉岩Sm-Nd同位素年龄是240百万年，属于早期三叠纪。这一年龄在国内引起很大争议，很多人不承认。国内有不少人采样重测，得出的结果五花八门，差距极大。
“但是，所有国外研究室得出的数据都支持我的结论。后来国内引进高精度离子探针，才证明了我的结果正确。”争论了10年之久，李曙光得出的早期三叠纪碰撞时代的结论最终得到公认。
这得益于李曙光在MIT期间严格的样品挑选工作。在严密的科学方法面前，科学并无诀窍可言，只有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正是如此，才成就了李曙光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科学家的境界
回顾自己的科学人生，李曙光有不少感悟。近年来，他去过很多所大学，与年轻学子分享他对于做人、学习和从事科研的心得，也曾在不同场合呼吁科学家要重视声誉。
对于科学家的声誉，李曙光认为是由学术水平、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和在科研工作中的为人及道德操守决定的。简单来说，无非也就是做学问和做人的要求。
“科学研究有两重性，既是追求真理的探索行为，也是一种谋生职业。”在李曙光看来，作科学研究的人，也因此会有两种不同的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将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作为自己毕生的志向；而第二种境界，仅仅是将科学研究当做养家糊口的手段，发现和创造则在其次。李曙光认为，只有在第一种境界下，才能称其为科学家。“追求真理是第一位的。如果将二者颠倒，道德操守又不严，就会产生学术不端行为。”
李曙光告诉记者，中科大校训“红专并进”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红专”是上世纪60年代的提法，在他看来，其实讲的也就是既要学会做人，又要学会做事的道理。
在很多人眼里，李曙光的感悟都是大道理。但他始终认为，这些道理其实并不空洞，因为“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并不抽象”，而是会通过一件件的小事情“落实到对待科学工作的态度上”。（本报记者 郝俊）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2-06-25 B2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