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蕴渝
（2006年4月8日）
我1960年考入中国科大生物物理系。当我们走进科大校门，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条件是比较艰苦的。那时粮食定量，三顿饭都是吃窝头，只有“五一”、“十一”等节日会餐的时候才有比较多的肉和荤菜，平常也就是蔬菜里面加一点点肉片。冬天的北京是很寒冷的，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在大教室上课，暖气不足，老师上到最后一节课时说：“啊呀，还真的很冷啊！”当时我们班有一些同学家庭十分困难，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带着十分简陋的行李，走进科大的校门。尽管条件艰苦，但是能进入科大，同学们依然感到十分幸福。因为我们知道当时100个同龄青年中只有1个人有机会上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1958年为适应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适应国家对尖端科技人才的需要，由中国科学院办的一所新型大学，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进入科大，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现在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发展了，前几天，我听周济部长讲，现在的入学率大概到了20％-25％了，当年我们是1％。同学们，你们是非常幸运的，你们能够来到中国科技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我现在还保留了一张照片——同学们有空的时候，请到我们东区活动中心的校史陈列室看看，那里面有很多当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是郭老和华罗庚席地而坐，在那里看同学们演出。围绕郭老和华罗庚坐着的同学正好是我们班的一些女同学，她们参加“十一”跳舞演出。郭老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华罗庚也是非常有名的数学家，可是他们仍然和学生坐在一起，使我们觉得非常亲切。记得学校请陈毅做报告，那时候陈毅是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他说，你们都是科技大学的学生，你们是搞科技的，只有把科技搞好了，国家富强了，那我作为外交部长说话才硬。应该讲，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是一样的，只有中国富强了，中国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我们的外交部长的腰杆才直，说话才有力气。
大约是61、62年，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学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台电视机放在礼堂里面，大家都挤到礼堂去看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健儿获得了世界冠军，同学们感到特别欢欣鼓舞。为什么？不是简单的一个比赛，而是中国乒乓球为我们国家争了光。总之，大家到中国科技大学学习，固然有家庭的培养，父母的希望，但是更是肩负着祖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觉得身上有着很重的担子，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勤奋工作。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同学，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同学没有辜负当年国家、人民，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以及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希望。
当年我们的系叫做生物物理系，我们第一任主任是贝时璋先生。科大当时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贝先生是生物物理所的所长，同时兼任我们的系主任，另外他派了沈淑敏先生来做常务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当年围绕“两弹一星”设置专业。我们有一批同学毕业以后一直在为载人航天事业作工作。我们现在知道杨利伟，知道我们国家实现了人到太空的梦想，应该讲我们这些同学为载人航天事业作了奠基性的工作，他们为此工作了一辈子。尽管直到他们退休，他们也许还没有看到宇航员上天——宇航员上天是他们后继者完成的，但是他们仍然是航天的功臣。
我们还有少数同学由于种种原因，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分配到好的单位，他们被分到一些比较小的地方，有的后来做了中学老师，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很好，他们有的后来成为模范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们班有个女同学成绩很好，但毕业后的第二年，发现患上了一种全身肌肉萎缩的疾病。她开始分配在中科院的昆明动物所，后来她到了北京生物物理所。她患的是进行性的疾病，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后来不能行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97年末的时候，我到昆明动物所去看她，她身体很不好。由于身体的原因，她一辈子没有嫁人，但是她始终没有向命运屈服，始终没有脱离科研。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计算机旁从事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学们对她非常钦佩。
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在军科院工作，他工作很努力，前几年得了癌症，后来动了手术。最近我到北京去看他，我问他怎么样？我们知道手术特别是放疗、化疗是非常痛苦的，吃不下，呕吐等等，他挺过来了。尽管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爱人告诉我，他们俩仍在合作写一本书，现在正在修改。
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以后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记住了当时学校老师、国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没有人向命运屈服。
从1958年建校到1965年，中国科技大学得到国家和中科院的很大支持，短短几年得到了迅速发展。1969年10月，由于种种原因，突然宣布中国科技大学等北京几所大学，统统离开北京，这对中国科技大学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当时科大的先遣队到河南南阳，河南不要——现在河南很后悔，找到江西江西不要。最后找到安徽，那个时候李德生在安徽，他说：好吧，来吧！大概十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动员，要求两个星期内开始搬迁，12月份先遣队来到安庆，住在安庆的市委党校，有一批学生和老师来到合肥找到省委，说那儿太小了，冬天非常寒冷，最后搬到合肥，现在的东区，原合肥师范学院的地方。
我是在1970年2月份到合肥的，到这里一看，合肥师范学院只有很少的几栋楼。科大下迁，不光是人下来了，而且大批的仪器设备开始搬迁。在北京留守处的同志负责装箱，把箱子装到汽车上，然后用汽车运到火车站，再用火车运到合肥，然后在合肥卸车。我们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进行搬迁。
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干什么？两件事：一个是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分到五个地方：淮南煤矿、铜陵铜矿、马鞍山钢铁公司、白湖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合肥负责搬迁。到淮南煤矿，都要下矿井，都要劳动，还要搞运动。到“文革”后期，科大学生对运动没有兴趣了，很多学生在装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被打成反革命。在运动中，有些人受不了，跳楼的事情也是有的；二是安顿下来开始招生。搬迁的过程很复杂，箱子搬过来了，但是房间、教室非常少。1972年科大开始招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我们是物理系里面的一个生物物理专业。1973年我们开始招生。招生的时候面临的是什么问题？首先是需要实验室，把箱子拆开，仪器拿出来，地方不够，又要腾地方。另外，搬迁过程使绝大多数的仪器损坏了。在科大建校初期，科大自身的老师不很多，大部分是科学院兼职的老师，他们相当大的部分留在北京。轮到我们58、59、60级留校的人要当老师的时候，我们有先天的不足，我们上过课，但是没有像你们幸运，没有做过研究生，我们是赶着鸭子上架。学员当中，有的中学也没有念完，要补高中的物理、化学，程度很不一样。
中国科技大学到了安徽，到底如何发展？是沉沦下去变成一所地方大学吗？1970年我28岁，科大大多数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有科研经验的年纪大的老师并不是很多。我觉得，中国科技大学后来能够发展，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文革”结束，国家改革开放。中国科学院对中国科技大学采取了很重要的措施，把这一批年轻的教员送到国外进修，那个时候叫做访问学者。我是1965年大学毕业的，到我出国的时候是79年，这里面经过了整整14年。在这期间，不能说我们一点没有接触业务，我们给72、73、75年的工农兵学员上过课，我们一起讨论今后的科研方向。到了1976年以后，科学院的专家来给科大生物系定了几个方向：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物理学，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对的。我通过了1978年底教育部组织的出国人员的外语考试，1979年出国。国外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什么都不知道，不像你们现在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到每个学校在干什么？我出国的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整个中国在那个时候与现在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在国外的两年我们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知道了中国跟世界上有多少大的差距，知道了为什么需要改革开放，知道了应该如何搞科研。这批留学生，应该说绝大部分都回来了，我是79年走的，有的是80、81年走的，绝大部分都回来了，回来以后有了中国科技大学80年代的辉煌。大家现在知道中国科技大学 “cuspea”考试成绩优异，这代表了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在全国的位置。科大离开北京，可能会沉沦下去，但实际上没有。一批年轻教员回国后带来了新的东西，使科大在80年代的时候在国内的地位很快就确立起来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那个时候科技大学条件好了，不是的。条件仍然非常非常差。我是1981年回国的，我在国外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计算生物学，一个是结构生物学研究。我回国后发现没有任何研究条件，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你优秀，也没有什么“百人计划”。我1981年回国，一直到1985年才申请到第一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万元。那时候科大没有老先生，没有非常有名的学者。我们这些人从国外回来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没有人认识你，知道你。几年内我申请不到一分钱。当年在东区的时候，我们生物系分散在教学一楼，三楼、一楼、四楼各有一点房间。我回来以后，在现在东区汽车库后面的平房中有1间房间。那时中国科技大学有一台公共的大的计算机，但是计算速度太慢，程序放进去算一年也算不出结果来。我们学院真正开始搞科研是从1986年申请863项目开始，当时我们有一位徐洵老师，她现在在厦门，是工程院院士，她当时有两间实验室，每间都是18平方米。徐老师领导了一个葡萄糖异构酶的蛋白质工程项目。我的863课题是有关计算机分子设计的课题，得到了35万，买了一台计算机。
从1987年到1997年，在十年的时间里，我的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第一是选准方向。我是做计算生物学的，当年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领域，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方向，尽管国内做的不多，但是在国际上是一个新的重要的学科方向。就要坚持做下去。
第二是团结合作。当时科大有一批63、64、65级的学生，他们大部分人在学校没有上完课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在“文革”中间被分配到基层单位。“文革”结束以后，当时的刘达书记看到科大师资严重不足，将他们招回来，办进修班。我回国后，钱临照先生找了我，对我说，你这个方向是物理和生物结合的方向，是不是找两位学物理的进修班的学生跟你一起做。后来他就找了两位年轻的64、65级的物理老师跟我一起工作。再后来，又有1位学化学的老师和我一起工作。他们对我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贡献。我认为要合作，就要真诚待人。在这里我要跟同学们讲一句话，现在同学们在学习时，如果有人来问你问题，你能不能不怕花时间帮人解答，你有很好的复习资料、参考资料，你要不要跟人家共享？我觉得你要知道假设有人来问你，你能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非常的透，讲得非常清楚，这对你本人来说一定也是有收益的。
第三是非常努力，非常专心。我们没有好的条件，但是大家非常专心。做学问是要非常专心的，而且我认为是要非常努力的。我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要勤奋和努力。今天，科大经过了“985建设”，经过了“211建设”，我们实验室的条件，仪器设备、人员，应该说比过去要好得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仍然需要进一步地努力。
今天谈科大精神，要我来说，科大精神就是科大人的一种责任心、一种事业心、一种使命感，以及对科大的热爱。科大人奋力拼搏，自强不息，努力攀登，追求卓越，不断创新。我认为这就是科大精神。如果科大人没有这种精神，那么在科大下迁的过程中间，很容易地变成第二流、第三流的大学，科大人在毕业以后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前面讲的同学遇到疾病的时候，她孤身一人的时候，必然会沉沦下去，但是她没有沉沦下去，就是有科大精神的支撑。
在这里我想跟同学们说，你们从各个中学考到中国科技大学，应该说你们都是佼佼者，我相信你们在拿到中国科技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你们的老师高兴，你们的父母高兴。但是来到科大以后，经过一两学期以后，你们中间肯定有些差别。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同学，说他好郁闷。我相信科大的学生，尽管今天遇到困难了，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努力。很多事情是要坚持的。我举例来说，去年我们国家生物物理所的常文瑞研究员，他在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光合作用的论文，你要知道他做这项工作整整做了六年，这六年之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的老师现在都知道每年要考核，考核时，别人都有文章，有结果，而你却没有。当然他最后做出来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出来的。我们有一个退休的老师，他原来是教遗传学的，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研究生，1957年被打为右派，分到内蒙，后来他怎么会来科大的？他在内蒙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他用仅有的钱订《遗传学报》，还在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大当时觉得这个老师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改革开放后来就把他调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热爱科学、勤奋努力、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思想正是科大精神的缩影。
另外，我希望同学们今后的路上不要为金钱权利所迷惑。人人都希望生活好一点，工作好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你选择到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这个单位给你的钱多，那个单位给你的钱少，你究竟如何选择？我父亲今年98岁了，我跟他谈话，深感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离去的一天，许多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我们在努力、在奋斗，这犹如登山，登山运动员的快乐，并不只是当他到达山顶那一刻，登山的快乐，应该是在爬山的过程中。你们现在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想你们在努力在奋斗，也可能你们今天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你们奋斗了，就会有结果的。
我今年已经64岁了，应该讲与国际最先进的一流工作，甚至跟国内最好的工作相比，我们还有差距，所以我们还需努力。我们科大有一批老师，他们的一生可能谈不上有非常突出的成绩，但是他们努力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我们的一生中，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建设了科大，做了对国家、对人民是有益的事。在当年中国科技大学下迁，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又重新创造了科大的辉煌。我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是我们的骄傲。尽管今日仍有许多不如人意的事，但是我觉得比我们的父辈，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父辈遭遇了抗日战争，遭遇了内战，遭遇了解放后的各种运动，不能专心地进行他们的研究。同学们，你们比我们更加幸运，你们进入大学以后，受到很好的教育，你们不会像我们那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所以，科大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于努力，在于创造，高峰是没有尽头的。科学发展太快了，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最后讲一点同学们关心的生命学院、生命科学。我要对大家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不是很喜欢生物，我们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是核物理。后来，我发现生物学是自然科学领域里面最有挑战性的学科，你学的机械运动、物理学、化学，与之相比，生物学肯定是更高级的运动，更加复杂，更加有挑战性。生物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奥妙，从细胞到发育，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现在还不清楚。比如许多朋友关心的肿瘤等，还不是很清楚。另外，生命科学与人口健康、医药、环境都是有关的。所以，我认为生命科学值得用一辈子的精力去研究，它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学科。
国外生物技术在医药及农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是不成熟的。在医药领域，研究一个药品是非常困难的，一般经过几个阶段，最原始创新的东西是来自大学和研究所。国外有很多小的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小的公司有的是自己建的，有的是将大学里面研发的技术进行转化。小的生物产业会把原始创新的东西再加工，直到应用，但是这种小的生物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去生产一个药品。一些大的医药公司，会在小型公司研发的基础上，选择十个、二十个项目，再进行投资、再进行研究，除了临床前研究外，还要搞一次临床实验、二次临床实验、三次临床实验，他可能抓了十五个项目，最后只有一个成功，才把钱赚回来了。在国外一批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在大学和研究所学习，他做的研究绝大部分是基础研究，但是他们毕业以后，非常少数的人是继续在大学或研究所找到职位，绝大部分人是走上产业，他可以自己办产业，也可以到别的公司里面去做技术人员，或者有的人做领导等等。
做基础研究是对人的基本训练，有这么好的训练以后，发展的空间会好许多。早年在我们念书的时候，科大跟其他学校不一样，全国有很多的生物系，科大的叫做生物物理系。科大的生物物理系课程设置叫四不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加上无线电电子学都要上。科学发展太快，新的领域不断涌现，不可能什么知识都在大学得到学习，大学里面打的是基础，这些基础使我们终身受益。在做物理实验的过程中间，在演算数学习题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思维的训练，科学的训练，这是我们科大教学的优点。我们班的学生毕业以后，有的研究细胞生物学，有的研究神经科学，各个方面都有。所以学校不是送给你一桶水，而是教育你，激发你们对科学的热爱，对学习的热爱，教会你科学思维的方法，使得你们知道如何学习，因为学习是终身的。大学里面的基础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人问我学生物学，还学那么多其它课程干什么？现在生物学领域中有系统生物学、结构生物学，认知科学，这里面都需要数学、物理，即使你研究的是细胞生物学，你要用各种显微镜。因此。我觉得大学里面基础课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谈谈研究生教育。这几年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的毕业生不是太多了，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一般的大学里面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有人说这是中国本科生多了，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是中国的研究生太多了，我觉得不是，而是中国前一段时间整个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中国有广大的农村，中国农村有多少受过合格教育的教师？中国有多少县和县以下医院有合格的医生？因为过去的体制、机制不合理，资源的分配不合理，大量的资源分配在大城市里面，县以下中学的条件很差，农村医院条件很差，农村的很多条件很差，自己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科大的定位是：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特色鲜明，结构合理，是英才教育，中国科技大学培养出的学生绝大部分人应该是继续读研究生。不管你今后走进产业界还是继续做科研，研究生教育对你的发展都是有益的。至于出国或是留在国内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选择。前些年可能国内条件非常差，那个时候在国内做科研没有条件，但是现在条件改善了，在国内也可以做出好的成绩。我参加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到一些研究所和大学看看，还包括我们中国科技大学，条件都在不断改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出国不是目的，如果你把出国当作目的，一旦出了国就会觉得非常茫然。总之你可以选择出国，也可以在科大，或在研究所，甚至可以到其他高校读研究生，都有前途。
今天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