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杰
（2006年4月21日）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学校开展了“科大精神”的大讨论。许多老师、同学，离退休的老领导、老教师，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活动。通过论坛、报告、座谈会、写文章等多种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建议，活动进展得很好。不少人对我说：很有收获，对学校发展十分必要。
按照宣传部、学工部的安排，今天轮到我来讲一讲。我想从四个方面跟各位做个交流，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一、为什么要组织关于科大精神的大讨论？
首先，这是本届校党委总体工作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知道，本届党政班子是2003年夏天组建的。当时，经过调研，我们得到一个看法，就是这届班子有几件事必须抓好、抓实。一是班子建设。校、院、系各级班子应该是团结的、有活力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校一级，更关键。我们先从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角度加强了制度体系的建设，为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打一个好的制度基础；二是战略和规划。在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下，这么大一个学校，不能没有明晰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所以，在学校管理机构改革时，在简并不少处室的同时，却新增了一个发展规划室。工作部署中，重点先抓了院部省三方共建、所系结合、争取国家实验室、制定中长期规划、985项目等几件涉及战略发展的大事；三是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和管理创新。通过机构调整、人事改革、薪酬激励体系建设等，理顺关系，调动大家积极性；四是要加强师资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五是要高度重视教育、教学，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六是关系民生的基本建设。要努力改善教职工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我想，我们这届如果再不能改善一下大家的居住条件，建起“科大花园”，那就太对不住大家！七是要加强学校的文化建设。科大是很有文化积淀的，但梳理、提炼不够。譬如，什么是科大的校训、精神？理解不一，莫衷一是。近年来，校徽都是两个同时并用，这在大学里是很少见的。
其二，文化对一个社会组织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对于一个大学的持续发展，尤其要紧！大家都知道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柯尔的那个著名统计：1520年前建立的85个社会组织，“至今还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同样的名字、做着同样的事情”的，其中，70个是大学，其余的是宗教组织。不过，这里我们还该追问一个“为什么会如此？”我想，其基本原因是不是与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本质上却具有文化属性有关？！文化是大学的精魂，是大学持续发展的动力，是培养人才的必须环境，也是大学的特种名片。因此，从长远发展、提升科大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我们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和推动，是责无旁贷的。
其三，正是时机。我们科大是1958年创建的，过不久，就到50周年了。虽然同北大、复旦这些百岁大学相比，我们还相对年轻，但科大的这半个世纪，艰苦卓绝、不同凡响，值得科大自己，甚至国人共同认真回望总结一番，定能获得不少财富和启迪的。因此，早在去年暑期召开的校务会上，我提议：我们也要象北大、交大、复旦等一样，提前三年就着手筹备校庆。目的不是为了在2008年开好一个庆祝会，而是以这个筹备过程为载体，调动所有科大人，包括海内外广大校友们的热情和积极性，梳理历史，提炼精神，共识理念，奋进一流。这个提议大家都很赞同。因此，从05年下半年我们就启动了校庆的筹备工作，并以组织这场科大精神的大讨论作为开头锣鼓。
刚才，我说到，这场大讨论进行得很好。或许你们会问：好在哪里呢？总结出个什么统一的说法没有？我说：还没有。到目前为止，什么是科大精神，仍然见仁见智，并无确切定论。我认为好的标准，不在于现在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而在于过程。大家重视，积极参与，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就是好。这既是文化自身的特征，也符合科大的特点。至于所谓的统一说法，到时候自会水到渠成的。
在前一段的讨论中，我注意到，有的老师用到了一个新词，叫“科大现象”。他用这个词概括科大近50年办学过程中的成就和特色。我听了很受启发。今天，也沿着这个思路，再作一些思考。下边，就把自己的一些初步思考同大家交流交流。
二、什么是“科大现象”？
说“某某现象”，这大概是社会学家探讨的对象，媒体上常见有人用这个词。我想，成为“某某现象”总得具备一定要素。譬如客观性，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经得起实证；又如特异性，这件事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有自己的特色、特长，否则何能冠以“某某现象”之名呢？还有一点是深刻性，这些客观事实、表观现象的发生发展不是偶然的，其后有值得探究的深层客观规律在起作用，把这些总结、发展出来，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从这个认识逻辑出发，我们也来分析一下“科大现象”。真存在一种“科大现象”吗？它有哪些表象，有哪些特征呢？
先看看它的出生和成长过程。科大是1958年9月建校的。可是第二年就在全国的16所重点大学名单中，排行第四位了。我们知道，创办一所大学，不同于办一家企业。一个工厂，有了厂房，装配好了生产线，按照一流的规程和工艺，很快就能出一流产品。大学则不行，没那么快，除非有什么特别奥秘。在北京办了12年后，在特殊年代搬迁到了合肥。这里办学的经济、信息等条件当然不如北京、上海，尤其是上世纪70、80年代，更是艰苦得不行。按一般思维，科大肯定会风光不再，要步入二流、三流队伍了。但是，它不仅没有沉沦，反而在科学的春天里大放异彩，进入新世纪后，再以奇峰秀色饮誉我国高校之林。这些，我看应算“科大现象”之一。
现象之二，是科大毕业生的成才率高。从1963年有首届毕业生算起，科大的本科毕业生总数大约是3.3万人，不算多。但在这个规模不大的队伍中，40多年来，涌现出了一批科技成功人士，如30多位两院院士，正好千分之一；如年轻的科技企业家邓中翰、张亚勤、刘庆峰等；如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多位将军，等等。她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科技英才的摇篮”。
现象之三，是经费投入不多，但原创性的科技成果不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在哪个实验室“冒”出一个来。2003年，学校总经费才4亿多，近几年增幅大一些，到2005年也只有7亿多，相比当今国内许多高校，确是比较寒碜。不过，说到科研产出就是另一回事。近年来，在全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唯有科大连续三年榜上有名。其中，量子调控方向的工作被国际物理学界评为年度重大成果，这是中国科学家极少有的荣誉。现在教授、研究生们在《Nature》、《Science》上刊出文章，已不是十分罕见，每个学年都有不少篇高档次的文章发表。
以上仅列出三个“现象”。实际上，细细梳理、观察一下，远不止这些。但今天我主要想说的，不是详尽地总结现象和事实，而是想发掘一下深藏于这些现象背后的东西。
三、“科大现象”的文化探析
任何社会现象的背后，总有着本质性的因素在起作用。要想寻找这些现象的规律性，可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去探索。比如，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文化的，等等，视角不同，答案不尽一样，即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不过，都能窥到一些本质。分析大学的有关现象，自然可以从教育学、经济学去观察，但我以为，文化视角的考察，对大学来讲，似乎是更重要一些。曾经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真正的价值在后台”，我赞同这一观点。
那么，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呢？有一种意见认为，要丰富大学的文化，必须多一些琴棋书画、歌舞陶艺，因此，一所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要建博物馆、工艺馆，多办舞会或书画展览等。这种意见是对的。理工科学校尤其要注重这方面建设。但是，我并不认为，有了这些，就等同于“有文化”了。书、画、戏曲、陶艺等都是文化的表达形式，是知识层面的文化形态。大学的文化建构不能到这个层面就止住，更重要的是积淀起共同的理念，形成自己正确的价值取向。
大学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它是大文化概念中的一类，属于一种亚文化形态。通常，组织文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也有人分为四个层面。最外部层面称为器物层，它是文化的物化表现形式。比如，我们学校的那个老校门，许多校友都十分惦念。为什么？虽然外表上、物质组成上，与别的大门也没大多差别，但它的一砖一木，以及那棵常青的古藤，守望着科大南迁后的变化，浸润着科大人的深深情怀。校园里一棵树、一条路，……也是这样，它蕴育独特的风韵、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树木或道路，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已经有“魂”了。中间层面就是制度层，有人把它又细分为两层：制度层和行为层。比如，规范，制度，章程；又比如，我们学生的言谈举止，他们穿衣戴帽，他们对考试的态度，他们的交往方式，都体现着科大人的一些共同点。组织文化最核心层面的内涵是基本理念和价值观，也叫精神文化。它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渗透、浸润到一切方面。可以说，器物层、制度层是精神文化在物质与制度层面的符号或载体，而精神文化集中体现着器物和制度文化的精髓。今天，我在这里说的“文化思考”，着重讲的就是精神理念这个核心层面的文化。
文化一旦形成，对学校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影响。它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以柔性的力量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比如产生凝聚力、归属感。人生几十年，有些事如过眼烟云，留不下记忆。然而，有些事却伴随你终生，挥之也不去的。比如：生你养你的人，你出生的国家，你的故土，等等。就是说，母亲、祖国、故乡，……这些都是永远不会忘却的。同样，大学，这个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期曾经渡过的场所，也是永远不会淡忘的。几十年后，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彼此相见一问，听说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感情马上就亲近了，缩短了距离。“母校”这个词取得很好，很神圣！同学们受到同种文化的滋养，彼此认同，有强烈的归属感。
此外，大学文化也具有识别功能，它体现各校的特质、特性。这个学校的成员在思考问题时的方式、思路，往往不同于别的学校，举手投足方式也不同。所以，可以说，大学文化也是一所大学的名片。上世纪三十年代，哥本哈根学派的人参加学术会议，不用通报姓名，开口发言，人家就知道，“啊，这是玻尔的学生！”前不久，《生活周刊》有篇报道，是采访上海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其中，记者问：你们的学生与其他有什么不同？他说：不同点很多，走在大街上，我能分出哪些是我们的，哪些不是。虽然这个说法未免绝对化了一点，但从文化上来说，还是有道理、说得过去的。
世上有很多东西，成长发展很快，但是，有些东西，却很慢，是个温火慢炖的过程，欲速则不达。文化这东西，就属于此类。它一旦形成了，想改变它，不那么容易。但形成起来，更需要较漫长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年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急不得。急也无济于事，这是规律。所以，你们看，经济上可以有暴发户，但文化上没有，不大可能。一些人有了钱，想儒雅，花大钱买了许多书，汗牛充栋。但真的就有文化了吗？不见得！文化需要长期积淀，甚至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为了分析探寻“科大现象”的文化背景，前几天，我专门借来了学校历年的校刊。从建校开始的“创刊号”起，到最近的，一共几大摞，都借了出来。一期期地浏览，挺有意思的。校刊登载着当期的事件、人物、故事，客观地记录着学校发展的历史。这些故事象一颗颗珍珠，串起来，亮闪闪的。文化就是由这串起来的、珍珠链般的故事构成的。珍珠项链是要用线来串的。散布在科大历史上的颗颗珍珠，我试图从文化的角度，用五条线串起来。这五条线分别是：强国情结、创新精神、自强品格、民主传统和务实作风。
第一条线，叫“强国情结”。
翻阅40多年的校刊，我得到一个强烈的概念：科大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命运与共，息息相关。校刊创刊号是1958年9月27日出版的，当时叫《中大校刊》。这一期，有聂帅和郭老的讲话。许多同学都听说过关于筹建科大的历史背景和过程。1958年，正是国家“向现代科学进军”，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落实四大紧急措施（计算机、半导体、原子能、喷气技术）、开始研制两弹一星的时期。时任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等在研讨力学所发展战略的时候，感觉特别需要青年尖端科技人才，于是向科学院建议成立一所专门学院。这是1958年4月份。院党组很重视。同时又觉得不仅缺力学人才，其它高技术领域同样都十分缺人才。于是，5月9日立即向中央打报告，建议依托科学院研究所的力量，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周恩来、聂荣臻都表示支持，6月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正式决定。小平同志亲批：“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所大学。”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筹备，9月2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顺利开学。
在借用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礼堂里，开幕式上聂帅和郭老都作了讲话，聂帅说：“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必须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创办一种新型的大学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以便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领域，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中国科大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筹办的。”
从上可见，创建科大的Founder（创建者）们不是开国元勋，就是科学大师！他们想建的不是一个普通大学，而是对强国使命的承诺，也是他们强国情结的寄托。中国科大的确诞生于国家重大而迫切的战略需求之中！没有国家那样的需求，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科大。这在全国一、两千所大学中，有这种创建背景的名牌大学，即使不是唯一的，也肯定为数不多。
1963年，科大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兼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副总理应邀到校讲话。陈毅元帅以自己特有的风格讲道：我是搞外交的，你们搞科学。外交和科学这是两个行当，你们是我的后台。但是我的这个后台还不硬。我在跟西方打交道时，底气不硬。虽然我是外长，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可人家不把我当回事，人穷气短嘛！如果我们手上有了原子弹、卫星，那可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们为国家造出了这些东西，我就不怕它们了！陈帅的一席话，说明我们的国家领导、革命前辈是多么器重科大，寄予多重的厚望！而科大的学子，听到如此急切的期盼和硬朗的要求，能不热血沸腾，忘我学习和工作吗？
我们的严老校长，在八十年代初已年高80的时候，才实现了他的宿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人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要求入党？二是到了八十年代，党的威信降低了，你干嘛还要加入？他认真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并写成短文，题目叫“理想、信念、决心”，随后发表在第78期校刊上。他说，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追求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无论当年在法国，还是今天所干的，就是为这个。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也是这个，是一致的，所以志同道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研究、磨炼、比较，……使我更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我虽是80岁的老人了，并没有迟暮之感。一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总有高潮、低潮，有顺利、不顺利的时候。只要共产党为国家富强这个信念不变，我就有信心，就有参加的愿望。这就是严老的襟怀、境界。其实，在科大的创办者、老教授中，有这种强国使命、爱国情结的人很多，就是他们，把这种精神浇铸到科大的筋骨中了，生生不息，成为文化的要素之一。
或许有人问：你说的是那个特殊年代。可后来，科大人出国多，还有什么国家情结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答案也是肯定的。出国不等于不爱国，爱国与是否出国并无直接的逻辑关联。我看到邓中翰一次在电视中接受采访时说到，他在美国那么些年，想的就是怎样为自己的国家更强些多做贡献，而这种想法，就源于在国内受教育时得到的精神文化熏陶。今天的青年学子，言谈话语中，可能少听到有像老一辈科大人那样直白地、经常地流露出爱国激情，但是他们骨子里、血液中的强国情怀、民族精魂，在学习中、校园里、网络上还是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出来的。
任何个人或组织，如果把其自身价值实现与国家、民族的目标联到一起，融于其中，毫无疑问，这种具有使命感的动力肯定是持久的、强大的。强国，这是科大和科大人自强不息的动力源。事实上，我们回顾一下科大发展的脉络，无论是一次、二次还是三次创业时期，很容易看到，凡是国运昌隆、需求旺盛的时候，科大就发展、就顺利。反之，科大倒霉的时候，也正是国家日子不好过的时期。这就叫命运攸关、命运相系。
第二条线，叫“创新精神”。
科大成立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均在显著位置给予报道，称赞创办科大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对科大的创新办学思路给予了高度赞扬。创办初期，老校长郭沫若有个题词，意思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造，在大胆创造的同时实事求是。今天，科大人常说“我创新，故我在”。为什么？因为科大的目标是一流，是卓越。怎样才能做到一流、卓越？只有创新，不断地创新，全方位地创新。科大生来的使命、存在的价值就是创新。的确，可以说，创新的精神，在科大的发展历史中，是从始至今，从大事到小情，从教授到学生，是全面渗透、一以贯之的。科大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理念、模式，教学思想，科研工作等等。
科大在办学理念、模式上有哪些根本创新之处呢？这可以从我们的两个办校方针看出来。一个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科大创办时期就已明确提出来，而且执行得很好。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当年科大部分系主任的名单：
赵忠尧 原子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
钱学森 力学与力学工程系
郭永怀 化学物理系
吴仲华 物理热工系
施汝为 技术物理系
华罗庚 数学系
赵九章 地球物理系
贝时璋 生物物理系
杨承宗 放射与辐射化学系
………
他们当时都是科学院相应研究所的所长。看看这批大师的名单，就可知当时科大的名望了！而且，他们并不是名义上的系主任，而是实实在在教课、管事的。那个时候，所系的关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分不清谁是所里的科研人员，谁是科大的教师？实际上，也没人想去做这种分辨。师生关系也十分密切，《校刊》上有篇短文说：晚自习的时候，化学所的老师去技术物理系上辅导课。中间休息时，同学说：“老师，你头发这么长了！”“没时间理。没关系！”“我们帮你理。”几个同学围上来，七里咔嚓，一会儿理完了，笑声一片，继续上课。今天看来，科教结合，理所当然。但放到那个历史时代看，非常不易。因为当时国家的教育政策是要求与科研完全分离的。“所系结合”这个方针体现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之间密切结合的思想，符合人才培养及研究型大学的内在发展规律。这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是创新的反潮流之举。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结合，白手起家的科大，有了办学资源，获得超常规的发展。所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张劲夫到科大视察时，谈起这个方针，曾不无感慨地幽默道：“这八个字值多少钱啰！”此外，在科大的办学模式中，一开始就强调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强调理与工的联系。现在，全国叫“xx科技大学”的学校据说已有六、七十所，但中国科大是第一个叫“科学技术大学”的。这在强调理工分家的五十年代，也是难得的创新举措，很了不起的！
另一个办校方针是“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十六字方针。我认为，如果说前一个方针是解决如何办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关键，那么这个方针是关系学校定位的，即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个方针的正式文字表述形成有个过程，现在的表述方式是近几年才定下来的。但是，这个理念、思路，建校伊始就已有之。翻阅历年的校刊以及有关校史回忆材料，这个方针的形成过程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1958年5月，科学院党组向中央请办科技大学的报告中，就有要建“新型的”、“有特色的”、“规模不大”的这些词语。当年在中宣部负责科学工作的于光远向科学院转达中央指示时说：科技大学人数不要多，水平要高；专业必须是世界科技前沿的，国内其它大学没有的。学校的一些老领导、学长在回忆文章中也都提到这些情况，如王学保就写道：建校初期，科大就强调要办得精干，有特色、高水平，不要靠规模。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科大的缔造者们的远见卓识。的确，当时招生的对象就确定为优秀拔尖的高中毕业生，系的设置都是科学前沿的，如生物物理系、近代力学系等，就13个系，不多。刘达同志是科大人都很尊敬的一位老领导、教育家。他从1963－1975年在科大任书记13年，这也是科大历史上最艰难的一个年代，正是“文革”时期。离开科大后，他在清华当书记兼校长。1982年回科大时，即席讲话，讲了四个“要注意”。一是强调科大要坚持特色，规模不能大；二是要求质量，不强调数量；三是要有高层次人才；四是要重视管理、要有好的管理。这些不愧是金石之言，经验之谈。1993年9月，科大新领导班子提出进行“第三次创业”，也注意到要“注重质量、控制规模”，在向科学院汇报时，周光召院长代表院党组强调指出：第三次创业，不是创规模，而是要提升质量，“要按照院提出的结构性调整的要求，精干队伍，办出特色，不能扩大规模。”至2000年4月，在中科院召开的第三次科大发展工作会议上，甬祥同志代表科学院党组再次强调：“学校不在于大，……人数不多，规模不大，同样可以办成高质量的学校，加州理工就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个例子。当然不止是它，还有……。现在，全国普遍在追求规模的时候，科大要坚持追求质量，追求结构优化。”在这次工作会议上，上届班子归纳出了十六个字，即“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到2003年，在坚持基本精神情况下，我建议对四句话的表述顺序做点调整，改为“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这样，有利于突出“质量”、“特色”这个办学的根本，又理顺“规模”、“结构”的逻辑关系。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这里，对这个十六字方针，我之所以根据史实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是想说明：一、一个大学定位、定性的重要性，这是办学的基本问题；二、我们科大的这个办学方针形成虽然有个过程，但其基本理念、思想、精髓是创办时就有、且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
在教学方面，体现创新精神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在全国大学都在推行理、工、农、医分家的上世纪50年代，科大校训中提出“理实交融”，加强学科交叉，如技术物理、物理热工、化学物理等，教学工作中则强调“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等先进的教学思想。70年代后期，首倡少年班并持之以恒。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研究生院。首先打开校门，鼓励大批中青年教师走出国门深造。1981年，就开始了“大学生研究计划”，支持学生敢想敢干，敢于创新，敢于超越。1982年2月11日，丁肇中访问科大后回到北京，对会见他的胡耀邦讲：我已六次回国访问。这次在科大是我六次来华中最高兴的一天！以前听杨振宁、李政道说过科大好，一看果然不错！在别处，见的都是官员、老科学家，在科大见的多是年轻人，有锐气，有物理思想，创新精神强。这次我从科大选了4个学生。我决定每次回来都去那里，长期固定地跟科大合作。1984年，《Nature》发表文章，评述中国科大不拘一格，敢为人先，是棵“招风的大树”。
在科学研究中，想新点子、出新招，鼓励原创，开拓新路，更是科大的特点和强项。当年，严济慈说，要搞就搞一流研究工作，就是说，选题要在茫茫科海中独树一帜，方法是独出心裁、不图现成，工具强调自造、不图现买。1979年，天体物理的青年教师从理论上预言存在一种“反常契伦科夫辐射”。于是，核物理的教师就搞实验测证。但是，要测的辐射是单光子事件，其辐射和本底噪音比信号还强几个数量级。在那时的艰苦条件下，困难不堪想象。但他们密切合作，用智慧和汗水终于把实验搞成了。杨振宁当时十分赞赏，并推荐发PRL杂志。近年来，更是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量子通讯的工作连续几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科技进展。纳米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不时出现新的突破。因此，最近，刚刚出版的2006年第6期《新华文摘》有文称：“这所改革开放初期尤其引人瞩目、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几乎声名沉寂的著名高等学府，近几年来基础研究成果和杰出研究人才忽如火山爆发，喷涌不止，源源不断。……该校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显示出的群聚效应，值得认真总结、推广。”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创新性观念、思想、人才、成果诞生在中国科大这个校园之内呢？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作用。科大人生来有股强烈的精英意识，“天生我才必有用”，追求卓越，不为二流，拒绝平庸，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真和新。这里在学术上有充分的自由度和多元性，不囿于一个模式，大家认同一个观点：模式化与创新是不兼容的。这里是大人物的天地，也给小人物、给新人有广阔的学术空间。这种土壤、气候正是创新所需要的环境。
第三条线，叫“自强品格”。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流的大学，一定有自己的校格。这是一种内禀的气节，一种骨气。应该说，科大在婴幼时期是幸运的，既有国家层面上的关爱，又有中科院的全力保护和支持。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物质上也是贫苦的。58年开学典礼，是借用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礼堂。许多学生，是从农村赤脚来到北京，走到玉泉路的。据说，我们都很尊敬的何多慧老师，就是赤着脚板从四川大巴山里走出来的，由一个穷苦的孩子成为一名院士。那个时代，常组织学生去游行。在天安门前的众多大学队伍里，要找科大学生很容易：穿得最土，一停下来就看书的便是。大概是从那时起，科大就有了个“不要命的上科大”的英名！当时，凭着组织给予的关怀和精神财富，科大诞生之后，就获得了迅速的成长与发展。然而，刚入10岁少年时代，即遭坎坷。上世纪70年代的岁月，办学条件之艰辛，不堪回首。筒子楼的过道里，挤满了煤炉子，一旦熄火，就到处找旧报纸引燃，烟尘满屋。筒子楼外，道路泥泞，墙上还不少牛粪印记。但是，就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科大人也从不言败，永不消沉，坚持搞教学、科研。待到科学的春天涌动之后，这只“不死鸟”立刻展翅起飞，以一系列创新之举，赢得国人的尊重和赞誉。
前不久，听一位老教授讲过这样一件事：他曾经在一次会上与多年未见的一位老友相遇，于是聊起各自学校的沧桑故事。那位朋友问：“真没想到！你们科大凭的什么奥秘，在迁出北京后，不仅没沉沦衰落，而且还能跻身名校前列？”不向任何艰难困苦低头，挑战命运，自强自励，生生不息的文化，就是这一奥秘的核心所在。这种文化精神已经渗入科大人生命的深处，成为一种素质，一种活生生的生存与发展方式。那么，这种气节、校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想来想去，觉得根本的有两条：一是源于她自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二是源于她自身的艰苦历练。一个没有强烈使命感作精神支柱的组织或个人是经不起重压的，要么崩溃，要么变性；一个没有经过艰苦磨难的组织或个人，也难以培植起自强不息的凛然大气。
第四条线，叫“民主传统”。
民主办学，这是我们科大的优良传统之一。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的所在，如果只惟书、惟上，搞一言堂，那就不是个大学。因此，要鼓励和支持不同意见的表达。
科大的民主校风，一是表现在不惟“上”方面。在科大的文化中，官本位是没有市场的，当领导的也不会把自己当个“官”，领导和群众，人格平等。有意见直接提，当面批评，不必含含糊糊，客客气气。每年的教代会，可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尤其是在质询的时候，更是亮点纷呈。代表当面质疑或批评，校领导或相关部门即时答询。意见提得对的，立马接受，并提出改进措施；需要解释的，也据实予以说明。气氛时而激烈，时而平和，有时也爆出笑声和掌声。几年来，我一直在学生食堂吃饭，在排队或同桌用餐时，同学们对学校有什么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也是当面就提。我极喜欢这种气氛。三年前，从北京刚到学校履职的当天，我就感到了科大民主校风的可贵。03年5月28日上午，甬祥同志、中组部和安徽省省委负责同志到学校宣布我们这届班子的主要人选。会议之后，当天中午我就从校园网BBS上看到两条意见。因为当时正处在非典（SARS）特殊时期，按规定应通报外来人员近两周的健康状况。BBS上有同学质问：“这么多人从北京、从校外进入校园，为什么不通报他们的体温？难道领导就不会传染SRAS了吗？”毫无疑问，这条意见提得很对。因此，随后即作了改正。另一条意见是给路甬祥院长提的。因为甬祥同志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省有关部门根据安全保卫规定派了警车引路。于是BBS上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当然，这里对甬祥同志有个误解，他也是不愿警车跟着的，但安保部门必须执行职责规定。BBS上的意见也有合理因素，因为这里是校园。所以，我们后来跟有关部门做了沟通，达成共识：今后，凡有国家领导来科大视察时，警车在校园里不再鸣笛。
民主校风第二点表现在学术气氛上。有个时期，数学系的同学自办了一份学术交流刊物，取名《蛙鸣》。这个名字起得有意思，既体现了同学们的自谦，也表达了一种畅所欲言的学术自由。在科大，从学生到教授、到大师级人物，都平等地发表学术见解。你提的意见越直接、越尖锐，只要有真理的元素，就会受到重视。当年在哥廷根大学，年仅20岁的大二学生海森堡直面诺贝尔奖得主玻尔，因提出挑战性问题而受到青睐，被邀户外散步、讨论，从而决定了海森堡一生的学术生涯，使他后来也成为科学伟人。这样的典故在科大校园很受尊崇，类似的小故事也有不少。作为老师，就要象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G.卡斯帕尔说的那样：老师最愿听到、最感到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有学生对自己说：“老师，你错了！”。还是三年前，03年5月26日晚上，我们与甬祥院长同乘火车来合肥。路上，我们就探讨：科大的原创性为什么比较强？思来想去，觉得在诸多因素中，有一个情况很重要，就是：年轻人顶上没有压人的学术权威。应该说，科大的创办者中不乏权威，如华罗庚、钱学森、严济慈等等，个个是大人物。但是，一则这些大师本来就很开明，提携后学，不压新人；二则他们主要在研究所，与年轻的科大较少直接师承关系。特别是七十年代迁到合肥后，青壮年的教师就挑起了学术大梁。不象在某些老校，教师自己50多岁了，在同个教研室里，上头还有两代老师，挑担子锻炼的机会当然就少些。
说到科大的民主传统，有两个观点我想在这里顺便讲讲。常听有人说“学术民主”。我认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学术上不是讲民主，应是讲自由。民主是针对管理行为的，有个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要少数服从多数；否则，没法决策，没法行动。学术上则应该百花齐放，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在学术问题上，真理往往是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常见的现象。因此，我们在办学的管理工作中，要营造良好的民主空气，让学术发展有自由空间。另一个观点是，平等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有个别同志，在对别人提意见的时候，强调民主权利；但不许别人对自己提出不同意见，要别人都听自己的。这种想法、做法，我以为是不妥的。
第五条线，叫“务实作风”。
科大的纯朴、求实作风，贯穿着不同时期，表现在各个方面，已成为科大的特色。在生活中，朴实无华；在学习上，勤奋刻苦；在工作上，务实稳健；在思维方式上，理性客观；校园风物方面，也是淡雅自然。
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风格。网上曾有篇文章，评述北大、清华、复旦、南大等高校，分别用了少林、武当、峨嵋等武林门派来形容，写得挺有趣的。对科大，则形容为一个长得不算俊俏、但颇具内涵的小姑娘。不够浪漫，不善打扮，但有气质，有种自然之美。有时候，我走在校园里或街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偶而也会有意无意地把我们的学生与别的群体做做比较。科大的学生穿戴很随意，没有人讲究打扮，追求时髦，花里胡哨的。多数背个大书包，走路急急匆匆。眼睛一般是直视前方，稍稍偏下一点，既不昂首朝天，也不左顾右盼，似乎边走边理性地思考事儿。独行的时候较多。即使两三个人一起边说边走，彼此间也保持着一定距离，不会交头接耳，勾肩搭背的，很少见大群人边走边闹的情形。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感觉，不一定准确。但与别的学校，确实有不同。这大概就是“行为文化”吧。1994年，我们去伯克利，给田长霖校长颁发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外籍院士证书。在办公室会见、授证仪式之后，他邀请我们一同去校园走走。走到哪里，都有学生打招呼。有的男生、女生还高喊着“Chancellor”，伸开双臂，跑过来与他拥抱。那种热情奔放的激越场面，在别的学府里是很少见到的。我不认为这些差异意味着好坏、优劣，只是说明各有各的特色，风格不同而已。科大的风格，则处处体现出一个“实”字。
四、科大文化的源与流
前面，我个人从5个方面对科大的精神文化做了点粗浅的梳理。不一定对，只是一家之言。但有一点，大家是共识的，就是科大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么，有人会问：科大的历史还不足50年，怎么就能形成这样优秀深厚的文化积淀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值得研究。
文化是有根的。有源头的。科大历史不够长，但它的文化源头来自于它的母体－－中国科学院。
科学院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呢？我想，它的传统“科学、民主，爱国、奉献”和院风“唯实、求真，协力、创新”是全院都认同的规范性表述，这八个词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科学院这个组织的品格和共同价值追求。这个规范性的表述定型时间并不长，那是在1996年。整个过程我是比较清楚的，今天不细说，以后有时间我想专门写篇东西，做个历史记录。这里，我只想讲讲两层意思。一是这个传统和院风的形成也是有渊源的，并不完全始自科学院的诞生之日, 就是1949年11月1日。大家知道，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在科学院创建之初，院、所两级的创建者们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其一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科学院。中央研究院创建于1928年，这是中国科学研究走向建制化的象征，首任院长是中国近代教育、科学史上的大家蔡元培先生。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者把对科学、民主的追求，视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和生命。其二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及来自全国的一批有一定文化、科技背景的革命家。延安自然科学院虽然不是个规范的科学研究机构，有点协会性质，但在那个艰苦年代也聚集了不少人才，他们中一些人后来亲自参与、领导了科学院的创建。爱国、奉献的情怀和实事求是精神是这批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写照。其三是新中国的首批“海归”，他们的爱国、创新精神构成了科学院文化的重要元素。这三类人物是科学院诞生、成长、发展的领军者和中坚力量，他们的背景、理念，毫无疑问也为科学院文化的孕育形成发挥了本底性的基础作用。
第二层意思是这十六个字表征的传统和院风，几十年来已经深深地贯穿、渗透到科学院这个组织的各个层面，并且融进了科学院人的工作、生活以及精神境界。关于爱国、创新等的大量事例，举不胜举。这里，我只说个关于唯实、唯真的有趣小故事。1958年前后，毛泽东在全国发动除四害运动，就是要消灭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科学院一批生物学家认为，麻雀能吃害虫，不属四害，不该打。于是，科学院党组向毛主席直接打报告，力陈科学家的意见。要知道，当年毛泽东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提这样的意见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幸好，毛主席对科学家的谏言还是重视的，接受了，说：“麻雀不再打了，代之以臭虫”。这个故事很经典，它真切地反映了科学院唯实、求真，不唯上的精神风骨。科学院是搞科研的，科研就要创新，创新就要鼓励标新立异、挑战权威，就要讲宽松、包容、平等，不能搞得等级森严。这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出来。比如说，彼此称呼，一般是直呼其名，既平等，又亲切，不带“官衔”。初来科大时，听到有人叫我“郭书记”，我还往旁边看，以为是喊别人呢，闹了个小误会。又比如请客吃饭，在有些地方，只要有领导在，都得摆上个名卡，书记、市长、常委、局长什么的，可千万不能坐错位子，否则麻烦。而在科学院，就少讲这些规矩，可以随便坐席。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也还搞不懂这种“座次学”。
比较一下科大与科学院的文化，不难发现，本质特性是多么一样！这就叫同一种文化基因。形成这种现象的本源，就在于科学院是科大的母体，科大的Founder们也是科学院这个组织及科学院文化的创建者。
当然，即使是母体同源，共性很多，但毕竟组织的使命有差别，空间、时间环境不同，因此，也都各有自己的文化个性。正如科学院的近百个研究所，既体现着科学院的传统院风，又都有呈现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一样。
此外，每个有生命力的组织，它的文化在保持基本文化特质的同时，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缓慢地演进，修正某些文化上的弊端或不足，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增强活力和核心竞争力。科大的情况也不例外。今天，我们回望走过的历程，提炼科大精神，就是为找出我们的文化精华，传承光大，使其源远流长！
与此同时，也要客观地对我们的文化现状进行认真的审视，清醒地分析，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我在北京或在美国，曾听到不少成功的科大校友对我说：科大要加强团队精神的培育。仔细观察下来，我觉得这些意见不无道理。我举个小例子。每天在东区食堂吃完饭后，只要有空，我爱到大操场上去走几圈。跑道上走路散步的人不少，多数是年长的老师、职工。操场上踢球的也不少，多是同学。一会儿，一个球踢到了跑道上。场上同学手一挥：“嘿！球！”这时，跑道上还在走路锻炼的人群中，总有人马上去帮忙拦住球，把球送到或踢回场中。我本人也不止干过一次。有时捡球的还有年纪很大的老太太。然而，在这时候，很少能听到接球的同学说过一声“谢谢！” 不仅如此，有时候，球踢到了正在走路的行人身体上，也难得听到一句“对不起”的道歉。毫无疑问，这是些鸡毛小事。帮个小忙，谁也不是为了听一声“谢谢”，但小事里头也能映出大道理。记得1981年，我初到美国，在康奈尔的校园里，生活中最经常听到的话就是“Thank you”或“I am sorry”，颇有些不解。我曾问过别人，人家说：“学会感恩，是一种生存智慧，也是通向成功的宝典。”细想起来，不无道理。一个人在社会上，在工作中，如果只为自己的成功，不屑别人的帮助，是不会有太多朋友的。在一个团队里，成员之间，要善于沟通，理解他人。要求自己应该严些、苛些，对待别人则宽点、松点。学会感谢，学会欣尝别人。这既是为人应该有的境界，也有利个人事业更大的发展。
谢谢同学们！你们在这里听我讲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很认真、专注。最后，我再补充几句就结束了。我想说的是：你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因为，你们上了中国科大，“科大现象”足以让你们感到自豪，科大文化足以成为你们人生的重要财富；因为，你们赶上了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难得机遇期，这既是你们肩头的历史使命，又为你们施展才华、实现价值，提供了广阔平台。从校刊上看到，1981年，中科院院长方毅和严老校长都给科大同学有过题词，分别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和“承前启后不甘后，青出于蓝胜于蓝”。今天，我想以两位前辈先贤的期盼作为报告的结束语，并以此向各位同学表达良好的祝愿。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