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慧英
1988年，严济慈（右一）与钱临照（右二）在中国科大校园。
“蜡炬精神在，桃李天下知”，这是钱临照先生在追忆恩师严济慈时写下的句子。
钱临照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金属晶体范性形变、晶体缺陷与物理学史等领域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师从中国物理学泰斗、被徐悲鸿称为“科学之光”的严济慈先生。二人均为我国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师生相携而行，在我国科研教育事业发展中共同书写下璀璨华章的同时，更在前后相继的教诲与传承中，彰显出充满真挚情感与家国情怀的师生情谊。
为国科研 同攀高峰
1930年，留法归来的严济慈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他写信给居里夫人，要来了些含镭的盐样品和放射氯化铅，筹建起放射学实验室和镭学研究所。与严济慈一同做研究的有几名年轻人，钱临照就是其中之一。
此间其实另有一番曲折。当时正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读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时曾师从严济慈的钱临照，被迫离开当时任教的沈阳东北大学，入关来到北平，借住在严济慈家中。为生计所迫、正值彷徨无计之时，他一度决定南下就任上海工部局一家电话局的技工职位，辞行时严济慈加以挽留，劝他跟自己从事科研工作。虽然研究所4名助理员编制已满，严济慈还是额外录用了他，后来更推荐他到英国著名实验室留学深造。
此后几年，严济慈带领钱临照等几个年轻人潜心从事科研，做出了中国本土最早的物理学研究成果。1932年，严济慈、钱临照合作在《法国科学院周刊》第194卷发表了论文《压力对照相片感光性之影响》。这是该刊第一次刊载我国科学家在国内取得的科研成果。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严济慈与钱临照等人合作完成41篇论文，达到其科学研究的鼎盛期，其中截至1935年，严济慈与钱临照合作发表的科学论文有8篇，并在三年内完成了压力对照相乳胶的感光作用之研究、水晶圆柱体在扭力下产生电荷及其振荡的研究等两个课题。由此，严济慈被钱临照视为对自己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三位老师之首，而严济慈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科研精神，也为钱临照一生忠实传承践行。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严济慈当时正在法国，他不顾友人劝阻，毅然携家眷从法国经由越南来到昆明，“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严济慈在昆明继续主持从北平迁来的物理研究所相关工作，此时钱临照同老师一起，“完全转向战时工作”，在黑龙潭龙泉观的破旧古庙附近几间临时的实验室及小工厂里，在条件十分艰苦、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下，研究应用光学、研制抗日急需的军用仪器。
在日军不时轰炸的险恶战争环境中，严济慈与钱临照共同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台高倍率的显微镜镜头，中国光学奠基人王大珩称“其光学质量与外国名厂的产品不相上下”。基于此制造出的500架1500倍显微镜，被送至前线的医疗阵地以及科研机构，还有1000多具水晶振荡器，被安装在无线电台、警报器上，300多套军用测距镜和望远镜被运往我国及印缅战场。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学仪器，钱临照后来对此深情回忆：“回想当年，虽苦犹荣，不禁再次感念严济慈先生对科学的一片赤诚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教育报国 代代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严济慈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才上来。钱临照也跟随着恩师的脚步，在老师一手创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国育才，直到1999年在合肥去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终生。
1949年9月，郭沫若邀请严济慈参加中国科学院筹建的组织领导工作。严济慈曾一度犹豫：“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但郭沫若的一番话打动了他：“这话很对。但是，倘因此而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不是更大的好事？”
严济慈自此全力投入到中国科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工作中。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数理化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主任、副院长以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主编等职务；积极参与制订和组织实施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规划；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培育科学新秀，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中科院决定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济慈参与筹备了学校创立，更于花甲之年重登讲台，为莘莘学子亲执教鞭。他讲课生动形象，神采飞扬，学生争相聆听教诲，一时蔚为盛景；而他编写的一本本著名教材，同样是深入浅出，深受欢迎，培育了我国几代科技人才，从更广泛的层面上遗泽无穷。
钱临照也在1960年调入科大任教。多年以后，他以充满感情的鲜活笔触回顾了老师在科大授课的盛况：“听课的学生挤满了学校的礼堂，而先生则如同炉火纯青的表演大师，为台下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展示着科学的妙味……”而这也无疑激励了他以恩师“甘当人梯、化作春泥的忘我高风”为榜样，鼓舞了他为科大贡献余生。尤其是1970年科大迁往合肥时，他慨然决定与科大共进退，将户口一同迁往合肥，为学校谋求各方支持、组建教师队伍、规划学科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真正成了科大的一面大旗。
师生二人在教育事业上的教诲与传承，也体现在对求学海外的学子的关爱与感召中。两位先生都有早年赴欧留学的经历，深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重要性，但更笃定胸怀祖国、学成报国的爱国之心。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点，同时也推动更多的学子前赴后继。
严济慈晚年推动实行了由李政道发起的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自1980年正式启动，前后十年间招录了915名赴美深造的学子，成为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培养人才的有效方式，学成回国的学生为我国的科研事业发展影响深远；钱临照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才外流现象，尽己所能为他们回国服务创造条件，还亲笔写信给很多出国深造的优秀人才，介绍国内、校内情况，关怀他们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他还在信笺上加盖“月是故乡明”的印章，对他们寄予殷切期待，激励了许多学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正是其中之一，作为钱临照的博士生，他在留学期间就受到钱先生的关怀和感召，从而更坚定了回国服务的决心。
循着严济慈与钱临照二位先生共同的历史足迹，我们如同一起经历了他们与国家命运共振偕行的壮阔史诗，从中不但能感受到他们深厚的师生之谊，也深切地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报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和高尚品格。
《科普时报》（2021年8月13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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