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远离京沪等科技文化中心，近10年来却有10项原创性成果17次入选国际物理学重大年度进展、科技部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和国内十大科技进展；
它地处中部城市合肥，近10年来没有一名正教授“流失”。相反，副教授因为没有太大发展还会被劝退。
它就是被外界称为“最牛大学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学院的88位正教授中，就有院士8人，“千人计划”4人，长江特聘教授5人，“杰青”18人，中科院“百人计划”17人。如此豪华、庞大的教学科研队伍，是如何管理运行的呢？
学术上的事教授作主
“学术上的事，让教授自己作主，在中科大是一个传统。”物理学院执行院长刘万东认为，这种有别于其他大学的传统，一方面来自科学院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来自创校初期从欧美留洋回来的教授们带回来的民主作风。
郭光灿院士从事的是量子信息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量子信息学在国外刚刚起步，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学科未来必有大的发展。当时这一领域在国内属于冷门，没有太多的经费支持，他自己以量子密码学和量子编码两个方向为切入点，及时追踪国际前沿，进军量子信息研究领域。
经过十几年努力，他们获得了量子避错编码方面的一系列成果，后来又首先在国际上提出了量子概率克隆方法。2003年，郭光灿因此当选中科院院士。如今，他们在量子通信系统方面的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他和他的学生也已成为国家973项目等首席专家，每年科研经费近2000万元。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郭光灿院士认为，学术上的许多事情，要让教授有一定的发言权。特别是物理这样的自然科学研究，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可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研究结果的正确与否。“不能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教授做什么课题，都要等着上面批准。”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对学术研究完全不管，任其发展。郭光灿院士同时也是物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郭光灿说，学院里大到发展规划的制定、学科点的布置，小到研究生学术奖项的评定，都要经学术委员会研究，通过答辩、讨论、投票等程序决定。“学术委员会决定的事情，院长也不能改变。”
近代物理系系主任陈向军更看重自己的民间身份——“系教授委员会主任”，尽管他的“系主任”一职是校方正式任命的。从2004年开始，近代物理系正式出台《教授委员会章程》，明确了选举产生的教授委员会主任是系主任的当然人选，报学院和学校批准。教授委员会的成员，则由各学科点按一定比例由全体教授、副教授选举产生，系里的两院院士、校院领导可以不经选举直接进入教授委员会。
“系里的行政事务，主要是进人和分房。”陈向军说，人才引进和教学用房分配，实际上也是系里引导和控制学科发展的一个手段，他们在教授委员会里下设分委员会和专项工作委员会，负责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以及课程设置、人才聘任、学生工作、教学用房协调等具体工作。“知识分子往往认死理，学校里的行政事务，更要求程序公正。像教授晋升这样的事情，最后我们也是通过投票决定的，结果大家都很满意。”陈向军说。
教授有权对学校事务发表意见，在中科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止一位行政干部向记者表示，在中科大当领导反而要“夹着尾巴做人”。据说有一次，陈初升副校长到物理学院调研专业课程改革问题，许多教授对学校的决定不满，当面敲起了桌子。最后，陈初升不得不也敲起桌子：“大家别忘了我本人也是教授，而且还是相当不错的教授啊！”
45岁以前不许“做官”
“人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是在45岁之前。在我的课题组里，我对他们的一惯要求就是：45岁之前你别想当官。”郭光灿院士说。
在学校里，教授们争着想当处长，无非是希望得到更多的科研资源。和许多研究型大学相似，学校“985经费”只占了中科大教授们科研经费很小的一部分。郭光灿告诉记者，他本人承担了许多大的项目，完全能保证年轻教师有足够的资源。“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等到做出了成绩，完全可以向校外、向国家争取科研资源。”
鼓励年轻人成长，除了不让他干什么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他创造成才的环境。
其成果获得2009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杜江峰教授，1986年保送进了科大少年班，学的是工科电子学。1990年毕业留校，并不是因为科研上的突出成绩，而是以团干部的身份。谁也不会想到，2003年“团干部”杜江峰会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观测到了任意量子态的几何相，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审稿人对此成果大加赞赏，称这一实验“为今后实现高精度、低噪声、自容错的量子计算机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
杜江峰说，是中科大给了他创新的土壤。1998年，29岁的杜江峰刚开始开展量子计算技术研究时，尽管连实验条件都没有，也没有什么科研经费，但是学校和学院给了年轻人很好的平台。杜江峰回忆说，当时科大能用的核磁共振谱仪只有生物系有，他们的实验必须借助这台仪器。生物系不仅允许他们用，而且鼓励他们好好用，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还能得到耐心的解答。
在教学工作中，物理学院同样也给青年教师提供创新的平台。只有老教授才有资格给本科生上核心课程，一直是中科大的一个传统。但近几年，一些青年教师也开始涉足核心课程的讲授，特别是一些前沿性的课程。给本科生上“量子力学”课的副教授涂涛就是其中之一。物理系07级学生徐智磊说，涂涛老师讲授的“量子力学”课，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不纠缠于公式推导，而是强调量子力学的逻辑体系，扩大学生的视野，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
“中科大一直强调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也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从本科一直到博士都是在中科大的光学与光学工程系教授郭国平说，地处合肥的中科大不能给教师提供多么诱人的待遇，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治学传统，确实给潜心科研的教师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心灵家园。
不要担心科学家偷懒
物理学院博士三年级学生刘加丰是从外校考进来的。科大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经常会在教学楼的电梯里碰上同在一个学院的校长侯建国院士。而在他以前的大学里，许多研究生见导师一面都难，更别说见到校长了。
07级本科生徐智磊告诉记者，科大的教师都很平易近人，也少形式上的东西。刚进校的那年，全体新生参加开学典礼，以为会有很多仪式呢，没想到朱清时校长讲了10分钟的话就散了。中科大本科生前两年实行通识教育，大二下学期面临选专业，徐智磊在刘万东院长下课时特地找到他，想了解一下等离子体方面的研究。没想到刘万东把他叫到院长办公室，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徐智磊后来并没有选刘万东所在的专业，和高中同学聊天时说起这件事，那些在其他名牌大学就读的同学竟然不相信是真的。
近几年，中科大这样相对纯粹的校风和学风，也越来越受到“外面的世界”的影响。
刘万东院长的老家在安徽桐城，那里历来尊师重教，清代文坛“桐城派”即源于此。令刘万东大惑不解的是，过年过节回老家，过去农民一听说“教授”就肃然起敬，现在却要追问“教授算什么级别”。并且，现在申请项目和课题，人家往往先看你的身份，带“长”的机会相应要大得多。上级单位来校检查评比，也往往要求带“长”的出面接待。刘万东把此类现象称为“被行政化”。
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邓友金1999年加盟中科大，此前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从事科研工作。邓友金说，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科研文化，创造好的科研条件，好的人才就会吸引过来，科研水平自然就上去了。邓友金最烦接待来访、接受中期评审、填写各种表格、发邀请函等行政事务上的“折腾”，“有时候接几个电话，一上午的研究心情就没了”。邓友金甚至认为，现在对学术人才评的荣誉也有些过多，这个“计划”，那个“学者”，近乎明码标价，有些高级人才哪里出的价高就到哪里去，也是一种“折腾”。
为了让教师们潜心教学和科研，对于上级的各种考核检查，物理学院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刘万东说，考核是为了激励，如果某一项考核不能达到激励的目的，那它就是多余的。 对于物理研究这样强调原始创新的科研工作，是不能以争取科研经费的多少来衡量其价值的。“现在科研经费大都是通过项目下来的，过一段时间就要检查一下。应该想办法把一些从事原始创新的科学家养起来，不要担心他们会偷懒，他们有自己的自信和尊严。”
刘万东认为，自然科学研究者都应该有“诺贝尔奖情结”，以从事原始创新为乐。“现在一开学术会议，总听到哪个学校给的薪酬更高、谁住的别墅更豪华之类的议论，优秀学者们的价值都表现在哪里呢？”刘万东不无担忧。
■采访后记
近距离感受学术优先
中科大的全称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该校有教授曾不无玩笑地说，和国内其他的科技大学相比，中科大名字里多了“学”“术”二字。学术在中科大师生心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在回答“钱学森之问”时曾说，最早以为是教材落后，于是引进了国外的原版教材；后来以为是人的问题，从国外引进了不少人才；最后才发现是“行政化”问题，这也是他将在南方科大努力改革的方向。有意思的是，在中科大物理学院采访，记者却丝毫感觉不到“行政化”的倾向：
对教授和学生的所有采访都是提前预约的，大都是在教授的实验室里进行的。院办主任将记者介绍给教授就干自己的事情去了，没有人跟着听，也不担心教授们会向记者反映什么问题。教授们也是随心所欲回答记者的问题，没有预设提纲，也不刻意回避。
采访郭光灿院士时，刚开个头，就来了科研项目洽谈的客人，于是采访在半个小时内必须结束。因为有课，对邓友金教授的采访更是等了一个多小时。物理学院另一位“牛人”潘建伟干脆不愿接受采访。帮记者联系采访的宣传部长说，所有的行政事务都得在教授们有闲时才能进行。
采访院长刘万东，结束时已是午饭时分，照例没有午餐安排。物理学院每年都要组织大量学术会议。即使是国外来宾，也是按国际惯例，机场来回都要自己打车。学院一年的接待费用只有１万多元，说了也没几个人信。
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目标是在2020年进入国际一流大学物理系的前50名。刘万东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也没有人去总结物理学院的办学精神。其实，总结或者不总结，它就在那里：学术优先。（本报记者 储召生）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1年5月19日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