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跟风 不盲从 不左顾右盼
9月20日，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迎来了建校50周年华诞。纪念大会现场气氛热烈而欢快。但细心的人们发现，如此重要的“盛典”场面，并没有设置人们印象中庄严盛大的主席台，只是在台上设置了一排简朴的嘉宾席，几大“军团”校友：无论是青年科技精英，还是商界领袖；无论是身着军装的将军，还是两鬓染霜的院士，无一例外都在台下就座。
纪念大会的现场主持人、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郭传杰说，这就是科大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民主传统和朴实作风，无论什么重要的场合，主角总是台上的演讲者，其他人都是台下的观众，群众和领导没什么分别。这一简单而又“经典”的场面，也正是中国科大办学50年坚守大学之道的缩影。
简朴办学
科大没有一个人们想象中气势恢宏壮观的校门。作为中国科大历史象征的代表，老北门曾经有一次“扶正”的机会。几年前，在为老北门外扩进来的园区设计新大门时，曾有一款大理石柱结构、颇具现代时尚的校门图纸，几乎获得一致好评，可是在最终讨论时被否决，原因很简单：大门结实大方就好，还是省下钱来集中用于教学资源配置。
中国科大是个“穷”高校。“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标志性的建筑，没有校办产业，没有能登 上富豪榜的校友。”1962年起到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的辛厚文教授感慨道。
的确，科大校园内最贵的一栋楼是合肥微尺度国家实验室，花了1．2亿元。相比之下，建于上个世纪的依然在高效率使用的办公楼，内部却没有多大的装修，以至于不少高校同行都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哪有办公楼是这个样子的？
“我和书记的办公室是办公楼里最大的。”中国科大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说。他所谓的最大的办公室是两间办公室打开隔断变成20多平方米的“大”屋子。目前校内最好的宿舍楼，是上个世纪90年代给教授盖的，朱清时因为自己的教授身份得以享受这一“豪华”待遇：107平方米。
“科大的精神不允许办公楼盖得很豪华。”朱清时校长说。50年来，尽管整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科大却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朴素本色。
1958年入学的阮耀钟还记得，当年北京若有游行或集会，一眼就能认出哪支队伍是科大：科大学生穿得最差，然后差不多每个人都带本书，游行的时候，只要队伍一慢下来或停下来，就捧着书看的，准是科大的。
因为科大的朴素，当年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63年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时，科大的队伍本来是排在钓鱼台宾馆门口。可等到欢送的时候，却排到三里河大街上了。管礼宾的同志说，科大的同学太“那个”了，言下之意是过于艰苦朴素。
上世纪70年代科大南迁安徽时，身为重点大学的中国科大条件很是寒碜。众多的仪器和大型设备全靠老师们用自己的双手搬运、安装和修复；没有大楼，老师们自己盖窑场烧砖建楼；没有实验室，就把厕所扒了，把楼道隔出小间当成实验室搞研究……
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侯建国还记得自己1995年回国时，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27元，与他在国外的工资相差悬殊，实验室里也只有一批陈旧的设备，有限的科研经费买不起昂贵的国外设备，他和同事、同学们就开始自力更生：镀膜机是1972年的，基本处于“退休”状态，他们修好了接着用；听说上海有一台闲置的X光机坏了，没人用，他们就自己开着卡车到上海拉回来，修好后用得挺欢。
侯建国从事的是单分子选健化学的研究。当时，碳60的材料很贵，一克要1000多元,实验室有限的经费让人舍不得买，但是实验又要用，怎么办？他就和同学们买来碳棒烧，自制碳粉，经费节省了一半还多，只是他和同学们都变成了手脸黑乎乎的“烧炭翁”。
有同学觉得科学家做这样的事情太委屈。侯建国告诉学生，科学家的关键是能把每件小事都做好，才能成为大科学家。几年后，他的研究获得中科院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中科院院士钱临照先生是侯建国的老师。钱先生的话时时激励着侯建国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科研：“做科学研究，最关键的是科学思想和创新意识，条件差点没有关系，只要找到好的突破口，一样会取得一流的成果。”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科大走过了50年。从创办之初到如今，中国科大从来都在国家一流重点大学的梯队之中，尽管它的科研条件从来不是全国最好的。2003年，学校总经费4亿多元，到2005年增加到7亿多元，相比国内同样类型的研究型高校，明显少很多。可是有这样一组数据：从2003年到2008年，在全国高校中，惟有中国科大连续5年在两院院士评选出的年度全国十大科技进展中榜上有名。量子调控方向的成果，屡次被国际物理学界评为年度重大成果。10年来，科大高水平论文引用率更是位居全国高校之首。
民主办学
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郭传杰记得很清楚，2003年5月28日自己刚从北京到合肥履职的第一天，科大的民主校风就扑面而来。
这天上午，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中组部和安徽省委负责同志到中国科大宣布这届班子的主要人选。中午，郭传杰就在校园网BBS上看到两条意见。其中一条意见是提给路甬祥院长的。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尽管路甬祥本人不愿意警车跟随，但是有关部门根据安全保卫规定派了警车引路。学生们在BBS上提出强烈批评：这里是校园。学校为此与有关部门沟通，并达成一致，今后，凡有国家领导来科大视察，警车在校园里不再鸣笛。
郭传杰非常喜欢这种氛围。中国科大到现在也没有教工食堂，所有人都在学生食堂进餐。郭传杰在排队或用餐的时候，同学们对学校的意见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是当面就提。“民主办学，是科大优良传统之一。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的所在。如果只惟书，惟上，搞一言堂，那就不是大学。”他说。
这种氛围在中国科大的文化中还有另外一个体现，就是官本位没有市场。2004年科大进行机构改革，机关有48个处级岗位公开竞聘，根本没有出现一些地方几十人争一个处长的“火爆”场面，既没有不符合条件的人跟着瞎起哄，主动参加竞聘答辩的人心态也很坦然：不行就当是一次练习。
中国科大党委常务副书记许武说，在科大，“当官”做管理就意味着奉献，意味着服务，意味着辛苦，意味着可能失去单纯当教授做研究的自由和清闲，而所谓的“好处”，却没有什么，甚至收入更少。从建校以来，学校的传统就是强调教学科研，强调学术。
这种民主更是同样体现在对学术的追求中。在科大的创办者中，不乏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等学术权威。但是这些大师本来就开明，提携后学，不压新人。
科大迁到合肥后，青壮年教师挑起学术大梁。这批青年教师敢说、敢想、敢干，同时也把这种风气传给了学生。科大地球与空间学院孙立广教授还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后，饱尝“文革”10年无书读的痛苦，学生们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环境。学术报告会大多是场场爆满，本科生向权威提问甚至挑战是常有的事。
微尺度国家实验室的赵爱迪副教授从1996年考入近代物理系等离子体物理专业以后，一共换过3个专业方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赵爱迪认为自己不适合原专业，他选择追随自己的愿望，转读单分子物理化学。9月13日，他已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为期1年的研究，而这次出去研究的方向则换成纳米材料和纳米器械。这是学校的硬性规定，国家实验室的人出国必须换专业，以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
在中国科大转专业是常事。“这是好事。我们必须会独立思考，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课题方向。”赵爱迪说。2005年，博士生赵爱迪作为主要成员，与自己的导师侯建国院士一起首次实现单分子自旋态调控。这项研究位列2005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科技进展。
科学办学
“1860”，对于科大师生和钟情于科大的考生、家长来说，人人皆知。近7年来，这是科大本科招生一成不变的数额。
2001年，在全国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科大的本科生从原来1300人增加到1860人，当年，校方就明白了扩招带来的后果：一是学生自习的地方紧张，二是任课老师排不过来。校长朱清时说：“每所大学都应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20~30名学生，学生和老师间就会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机会；如果是40~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很多学生就会失去和老师交流、进入实验室实际操作等机会。”此后，科大的新生人数再也没有增加。在高校大规模扩招的形势下，科大的这个数字被戏称为“恒数”。
“科大50年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跟风，不盲从，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朱清时校长说。与一般学校不同的是，科大是一批老科学家建校，科大要按照他们心目中一流的标准来办。老科学家们给学校带来的不仅是一流的教学，还带来了科学的作风。
建校之初正逢大跃进，很多学校都停课。时任校长的郭沫若认为大学生不上课，还叫什么大学。结果，科大只停了3周，是所有学校中停课最少的。“文革”期间，科大虽然身处逆境，但老师们敢于顶着压力从事科研工作。天体物理专业的几位年轻老师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躲在地下室从事天体物理研究，1972年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宇宙学论文，但很快受到批判。因为宇宙学在当时的中国一直被禁止，认为研究宇宙学是唯心主义的。可学校领导却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鼓励他们继续研究下去。结果天体物理研究小组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先进集体”奖，而这个“先进集体”里后来出了好几位院士。
上世纪80年代，许多高校刮起下海经商风潮，学生摆摊，老师经商，极大干扰了学校的教学秩序。时任科大校长的谷超豪主持校务会议讨论决定，中国科大师生不允许下海经商，若要下海，你就离开学校。这样一个小措施，保证了科大正常的教学秩序。
到了90年代，有经济学家提出教育产业化。就在教育产业化叫得最凶的时候，中国科大的校务会讨论认为，学校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事业，而不是赚钱单位，不能超额收取学费，增加学生负担，把那些有才而无钱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
“这些例子，并非学校的重大决策或者改革，只是一件件小事。如果处理不好，违背教育规律，其结果必定是把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变成一个空喊的口号。”中国科大首届毕业生、曾任副校长的韩荣典教授说，“教育规律是人类长期教育实践的结晶，也是教育界人人都能说出的几条普通道理。关键在于教育实践中能否执行，尤其是外界环境恶劣的时候，能否大无畏地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中国科大的师生领导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以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为目标，顶住极左思潮的压力，也不受违背教育规律的风气影响，按教育规律走自己的路，这是科大能够超常规发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本报记者 原春琳 黄勇）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