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建校初始，一度“暴富”。许多传奇般的科学界高人，常人难得一见，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蜚声中外、名震四海的大师们却经常乘着公交车来往于北京玉泉路一带，站在院墙低矮、校舍寒酸的中国科大的黑板前，操着五湖四海的腔调，传递着最高端的科学知识。
中国科大力学系58级一位学生回忆说：“我记得入学不久，第一次开全系大会时，钱学森主任给我们讲话。他说，他给我们请来了几门‘重型大炮’。这是指他为我们请来了几位大师级人物来上基础课。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吴文俊讲高等数学……”
当初科大办学时，想请苏联专家授课，但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而未能实现。因此，中国科学院决定，由研究所的科学家、大师们安排并讲授教程，这就使当时的科大教育里融入了西方教学的特色。所以，中国科大的办学是由大师决定的。
钱学森的声威自不用说。当初设立的13个系的主任都是由中科院下属研究所的所长兼任，“所系结合”的办学方法使当年科大“富”到几近奢侈，仅高等数学授课教师就有华罗庚、张宗燧、吴文俊、张素诚、关肇直、秦元勋等“大腕”云集，他们都是亲自编写讲义。1958年，华罗庚给应用数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上课，王元、龚昇、吴方、许以超协助，被称为“华龙”；1959年入学的应用数学系学生的基础课由关肇直负责教授，常庚哲加以协助，为“关龙”；1960年入学的应用数学系学生的基础课由吴文俊负责教授，李淑霞加以协助，被称为“吴龙”。“华龙”偏重应用，“关龙”侧重物理、力学，而“吴龙”钟情几何、拓扑。“三条龙”讲课特色鲜明，风采也迥然不同。
华罗庚先生为数学系讲高等数学，善于运用启发式，把深奥的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两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许多外校的人也会慕名来“蹭听”。老先生经常越讲越有兴致，对下课铃声置若罔闻。关肇直先生讲课贯穿辩证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明数学的发展。他所编的教材的每一章开头都有一个“引言”，概述本章所涉及的内容是如何由生产实际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并引用实际科学问题的例子来解说，教学效果好，大受欢迎。吴文俊先生上课，板书极美观，边写边讲，极少看讲稿。两块黑板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满了擦掉，再来一遍，就到下课了，时间掌握极准。因为这些教授都是免费教学，学校为他们备一顿多放点油的午餐以示“回报”。但等华老下课后，食堂都关门了。下课之后，吴老也不去校食堂，而是到校门口坐公交车，自个儿到西单的馆子搓一顿。每次必如此。
当时科大的普通物理的授课阵容也叹为观止：吴有训、严济慈、钱临照、张文裕、陆元九等著名物理学家齐聚于此。
严济慈、傅承义两位老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不准点下课，前者历来都迟下，后者恰恰相反。他们的不准点在学校中也是出了名的。严济慈老师教课自有他的一套路数：古今中外，深入浅出，把科学发展史、科技人物活动与科学知识紧密相连，妙趣横生，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让人忘记了时间的存在。但这也苦煞了食堂的大师傅们，每逢严老师讲课，师傅们总是会做好午饭延长一个小时的心理准备。傅承义先生善于把问题简单化，再复杂、抽象的道理经他几句讲解后，总会有拨云见日的感觉；棘手的物理实验经他几个轻轻的点拨，顿时也会明朗开来。两学时的课，他往往会提前10分钟下课，偶尔还会更早些。
大师上课，高深莫测，也有让学生发蒙的时候。比较“惨”的是钱临照先生，给学生上课一个月后，大部分同学都说听不懂。钱先生急了，全部休息时间都跟教师们泡在一起研究，到同学中去征求意见，摸清学生的底儿，他还把备好的课先讲给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儿听，以征求她的意见。
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杨承宗先生讲课深入浅出、为人和蔼可亲，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不可思议的是第一届系里的学生每个人的名字他能都记得，还亲手做了一台小质谱仪给学生们做实验用。最具古风的教授当属越民义先生，先生总是身着长袍，一字一板。铃声一响，这位教授就会神奇地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长袍一撩，上了讲台，鞠一躬，然后直接就进入正题开讲，没有讲义，就几张纸条。下课铃一响，先生就再鞠一躬，飘然而去。
高手云集，不能一 一罗列。但不是大师多了，学生就惟命是从。那时的中国科大讲堂上，经常会发生意外事件。忽然就会有一位同学站起来，走到黑板前说：“你这个不对。”于是他拿起粉笔写一通，教授们并不生气或者简单说一句下课再讨论，而是当堂就展开论战，学生们都会积极加入进来。
“重型大炮”们不仅出现在每周的讲堂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1965年2月创刊时，郭沫若校长题写刊名，华罗庚为主编，严济慈和钱志道为副主编，吴文俊、赵九章、钱临照、郭永怀等45个人为编委。论文要想被这个“强悍”的编辑委员会筛出来，那得是多么“牛”的学生啊！（本报记者 王莉萍）
来源：《科学时报》 2008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