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民
浓郁的梧桐叶遮住了午后的骄阳，不时飘来一阵阵甜甜的桂花香，一片片刚修过的草坪，泛着嫩嫩的绿，校门口和甬路边的彩旗招展，“欢迎新同学！”的大红横幅特别耀眼，看着新生一张张略带稚气的兴奋的脸，我从心里羡慕他们。
说到羡慕，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真是逝者如斯啊！我在科大学习、工作了将近40年了。
这么多年来，无论学习和工作，都离不开老师们对我的教导，他们教我做人、教我知识，是我的导师和大朋友。现在，年近花甲的我，常常会想起我的老师们，心中充满对他们的感激，特别是思念两位已故去的老师——曹继贤教授和王术教授。
其实我没听过曹先生的课，只知他是70年代系里的唯一的教授,教机械原理。我留校后和先生作邻居（都住在136楼），那是原来合肥师范学院的旧房子，大约三十七、八平方米，厕所还是公用的。上楼、下楼，会遇到已年过七十的先生，他是一位高度近视，上楼要扶着楼梯的扶手，每次我恭敬地叫一声“曹先生！”，他都很慈祥地对我笑一笑。熟了，他总对我说，小王，光阴似箭，要学习需趁年轻啊，现在你不觉得，很快就会像我这么老了。当时，我只是感到，老先生人挺好，关心人，就是有点絮叨，现在，自己年纪大了，才体会到先生的语重心长。
曹先生的生活十分简朴，家里只有床、一个书桌，和一个很大的索引柜，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曹师母不在，他吃饭也十分简单，往往是一盘白菜，一小碗煮黄豆，我不大会作饭，但有时也会做一点如西红柿炒鸡蛋什麽的送给他，他总是很高兴，他的衣着也十分简单，冬天着一件旧棉袄，夏天是一件旧汗衫。我曾想，他是教授，工资也不少，何至于清贫如此？后来才知道，他不仅需要资助孩子，还有一位在老家的继母，他月月寄钱回家，直到去世。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我在先生家翻英语大词典，无意中发现书中有一张10元的新票，我对先生说，您的钱！先生高兴极了，他说，我忘了，这回又有钱了。真应了孔夫子的话“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曹先生那时虽没退休，但已不教课了，他的夫人在北京，但他还坚持在合肥工作，他把全部精力用来编一本机构图谱，和一本机械的英文字典，高度近视的先生，几乎是把脸贴在图纸上绘图。那个大索引柜里满满装着的，是他的心血。可惜，那年，因故回京，他期望不久再回合肥继续编纂，未承想，他再也未能回到学校。他回京后，还多次给我寄英语读物，嘱咐我好好学。可是，至今我的英语也是马马乎乎，我想，真对不起先生的在天之灵。
王术先生是一位“杂家”，他即能教《机械制图》，又能教《大学语文》，他讲课非常自如，旁征博引，风趣幽默，他的教学方法灵活，曾创建了积木识图法，在当时也是一种创新；他还有业余诗人的头衔，不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他还打得一手好板鼓，是校业余京剧队的鼓师。
我上大学时，对制图不感兴趣，当教师后，要求我教的第一门课就制图，王术老师就为我们几个年轻教师讲课示范，指导我们画图，渐渐地，我也进入了角色，可以说，王先生是我讲课的启蒙老师。王老师没架子，平易近人，我又喜欢文学，和王先生成了忘年知交，那时不懂事，往往直呼其名，老师也是笑着作答，等我岁数大一些了，知道这样很不礼貌，才改过，叫王老师。
王先生一生坎坷，他当过志愿军、工人、工程师，教师，莫须有的历史问题，一直缠绕着他，他长期要求入党，迟迟得不到批准，但他和我聊天，一直都坚信自己入党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从来不怨天尤人，四人帮打倒后，他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王先生不保守，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60多岁的他开始积极地学习微机，致力于计算机绘图，解出了不少制图的难题和趣味题。正在王先生要大干一场时，他得了肝炎，回京修养，但由于对图学的兴趣，使他休假不休息，他解出了国际上命名的“王氏玫瑰线”。王先生在京时，给我来过几封信，记得一次是北京动乱，他知道我母亲和孩子在京，特地打听他们是否平安；还有几次多是关心系里的情况。
王先生转为肝癌后，依然乐观，积极治疗、积极锻炼、他还说，希望通过自己的病能为医学作贡献。直到后来，病情恶化，他知道难以救治时，他拒绝用好药，他说，学校经费紧张，不要为他浪费了。
我怀念两位先生，怀念那种毫无功利的、平淡如水的师生情谊，先生们或是鼓励或是批评，都为了使我上进；而我对他们是说话无遮无拦、心情无拘无束，绝没有年龄、资历和职称造成的沟壑；
我怀念两位先生，怀念他们对事业的执着，他们不事张扬的踏实的作学问的态度；怀念他们对待学生和年轻教师的关爱和扶持；怀念他们对不公正的待遇，对艰苦的生活条件的豁达、乐观的态度；
我怀念的两位先生，其实是两名普普通通的教师，我以为，科技大学虽几经周折，至今仍然能立于国内高水平大学之林，固然有校领导得力、又有许多名院士、大师等学科带头人的努力的缘故，更因为科大有许许多多的像他们两位一样的、默默地在第一线耕耘的普通教师的缘故。
教师节到了，我用怀念作为我的心香，献给我的老师们。（作者为655校友）
来源：中国科大校友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