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灿平
光阴荏苒。不觉科大建校已60余载，作为5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尤其是新校史馆改建的亲历者，诸多往事依然历历如在目前。
新校史馆改建是50周年校庆大事之一。
选址是第一步。最终选在原合肥师范学院留下来的东校区艺术楼。该楼建于1954年，灰砖红瓦，坡顶，是四个校区中最老的建筑之一，与北面同时盖的另一栋楼形成对称格局。
选址于此主要基于四点考虑：体量合适；位置最佳；老建筑的形式正好匹配校史内容；最后一点，或许说不上桌面，但却是所有决策者的同感，那就是这座老楼的外墙爬满了青藤，既有历史感又充满活力，这是任何新建筑在短期内无法复制的。
当时主持校庆筹备工作的常务副校长侯建国曾一再嘱咐，不论如何装修，绝不允许破坏青藤。实际施工中，我们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直到完工。除掉一些枝梢末节受到轻微损伤外，外墙的青藤主干和根系均完好无损，每年的春夏季节依然郁郁苍苍，生机盎然。顺便说句题外话，当年筹建新校史馆时，大家就曾有一个设想，把对面楼内机构撤走，改成校领导和部分机构办公楼，如今这个设想已成为现实。
2008年4月1日，距离校庆正日子还有5个半月。这一天天清气朗，中标建设单位河南田野文化公司正式进场施工。上午我停下手头工作，前往现场察看，在与施工和监理负责人交流工程进度和质量控制等问题后，特地走到楼外南侧的绿化区域，见到学校绿化科兰西平科长正带领工人师傅进行环境整治和绿化作业。
老兰，早期曾担任过学校团委副书记，算科大老人了。自从到了校园绿化科，总是生产队长的架势——雨靴，一身破旧的工作服，一把铁锹，似乎是他几十年来一线工作标配。只见他正一面指挥苗木移栽和草坪培植，一面亲自操一把铁锹翻土。我上前打招呼并敬烟，老兰停下手中活，抽着烟介绍道，那棵大紫薇，值钱，市面上怎么也要个十万八万的，重阳木树龄长，可以长得高大，枇杷、银杏可以遮挡视线，隔开东边生活区不太协调的环境，樱花、桂花、梅花，不同季节开放，这个小园子一年四季都有生气……我称赞老兰用心、讲究、懂行，从来爽直的老兰此时却沉吟片刻，声音明显低沉着说：“秘书长，我快要退休了，这差不多是收官之作了。”表情中透出丝丝依恋与惆怅，我说，既然是收官之作，就要做成杰作，与新校史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兰立马又恢复了常态，非常自信地笑了，笑得很灿烂。此前的3月13日，我还通过电子邮件，向尚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侯建国常务副校长汇报工程进展、布展设计、校史馆房前屋后绿化推进等新校史馆建设相关情况。
新校史馆硬件建设虽说麻烦，但远不及软件即校史文案的收集、整理、撰写、审稿和定稿伤脑筋。记得当时主抓校庆工作的侯建国和党委副书记鹿明曾带领校史组和校庆办人员开过30余次专题讨论会。越来越厚的讨论材料曾硬生生地把档案馆的打印机打坏了三、四台。最后一次集体审定文稿是2008年8月13日，地点在老办公楼第四会议室，文案从上午8点一直改到晚上8点，中晚两餐都是在会议室吃的盒饭，最后彩打的文案被挂在会议室墙上，供校史组成员审看，意在激活大家疲劳的神经。其中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大事记”中，有一条“1970年1月，学校南迁，定址合肥”，我建议增加“辗转”两个字，变为“1970年1月，学校辗转南迁，定址合肥”，获得一致赞同，认为这一修改，把学校南迁的艰难曲折表达出来了。
最终，定稿的校史文案以“我创新，故我在，科教报国五十年”为主线，分为“肇始京华（1958—1969）”“弦歌继起（1970—1992）”“世纪新篇（1993—2008）”三大时序板块，重点展现学校奋斗发展历程、辉煌办学成就和精神理念传统。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学校档案馆（校史馆）全体人员在丁毅信馆长带领下连轴转，与田野公司密切配合，将平面文案一点一点地变为“通史陈列”和“专题展示”两大部分共16个展厅，展出的实物、图片和档案史料多达两千余件。展品中，最为夺目的有李佩先生捐赠中国科大校史馆永久收藏的郭永怀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有赵忠尧先生1950年代购于美国、亲自打包装箱、冲破重重封锁带回中国的质子静电加速器模型；有中国科大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首任老校长郭沫若先生在北京玉泉路时的办公桌等等。
2008年9月20日，中国科大50周年校庆的正日子，上午纪念大会召开之前，学校在新校史馆门前举行了简短而又隆重的开馆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编年史稿》首发仪式。路甬祥、王志珍、彭佩云等领导为新校史馆揭幕，“校史馆”牌匾上的三个鎏金字仍是我们极为熟悉的郭体字。
随着大门的开启，满怀期待的第一批师生参观者蜂拥而入。
(作者系巢湖学院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