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级 周家汉
近年来，作为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我有机会到各地中小学去演讲“神奇的爆破”，向他们介绍什么是爆破、爆破的工程应用，以及做好爆破要有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以这种方式向年轻人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学兴趣，宣传科学成果，讲述科学人生。在课堂上，常有同学提问：周教授，你的科学人生从哪里起步？每每回答这个问题，我都会立即回答：我的科学人生是从我踏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门，是从考入中国科大开始的。1959年，我从家乡湖北省宜昌一中高中毕业，怀着仰慕大科学家钱学森的心情，报考了中国科大力学与力学工程系并被录取，直到现在我还精心保存着当时的录取通知书。钱学森先生倡导创办了中国科大，亲自组建和领导了力学和力学工程系（毕业时为近代力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钱先生为我们力学系58级和59级两届学生做“如何做毕业论文”报告的情景，报告内容涉及查阅文献、论文题目、撰写文稿、引言、结论、标注以及参考文献等各个方面，每部分都有细致的要求说明，甚至连字体、符号、图线都有具体要求。例如，那时候作图是用一种蘸墨汁的鸭嘴笔划线条，使用鸭嘴笔一不小心就会掉下一滴墨或是断开一条线。钱学森先生在报告中说，机械制图作图划线，线条要粗细均匀，不能有毛刺。从钱先生细致的演讲要求中可见老师的扎实功底和严谨学风，更体现了大师前辈循循善诱的教诲和用心。
那时候，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方针指导下，中科院有不少科学家亲自为我们科大学生授课。记得数学所的许国志教授为我们讲授《高等数学》、声学所应崇福先生讲授《普通物理》……他们讲授的基础课程为我们打下了扎实而深厚的知识基础。作为力学系爆炸力学专业学生，到了大四时，朱兆祥先生（钱学森先生1955年回国时，朱先生曾到深圳罗湖口岸迎接，后来被聘为宁波大学校长）又给我们开设了研修课程《分层介质中的波》使我们理解了应力波在介质中的传播规律；李佩教授为我们讲授科技英语，教我们如何提高外文阅读能力、科技文章写作技巧和水平。我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是结合力学研究所的科研课题要求，在研究所导师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样的教学体制和管理制度下，使我们有机会接受本学科最新的知识和前沿科学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些教授、研究员们的学术思想和严谨学风，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渗入到我们的心灵，影响了整整一代科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步体会到的珍贵的科大校风。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被分配到力学所爆炸力学研究室工作，从事钱学森先生开辟的爆炸力学领域工作，又有幸在郑哲敏先生领导下做爆破技术的研究工作。得以继续接受一代大师们的学风教育，感受他们的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的治学精神，感受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忠诚不渝的高尚品德。这是令我终身受益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爆破工作是一项有危险性的工作，又是一项让人有成就感的工作。爆破成功实现让人欢欣鼓舞，因为可以当即看到爆破技术的巨大威力；同时，爆破失误也会导致十分沉痛的教训。而爆破事故的教训和爆破成功的经验同样重要，都是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做爆破工程要向有经验的同行学习，同时还要毫无保留地向年轻人介绍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从事爆破工程的技术人员要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我们一辈子都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牢记爆破工程师的人生格言“成功在于一丝不苟”。
校歌《永恒的东风》指引我们要不断创造科学高峰，科学高峰没有穷尽；我们刻苦锻炼，辛勤劳动，勤奋学习，理实交融，又红又专。5年的大学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教育使我们打下了牢固的科学知识，学会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深厚扎实的科学理论知识使我们能举一反三，面对复杂的自然现象，我们可以抓住问题的实质，寻找事物的内在规律。后来，我能在科研中做出一些贡献，与在科大学习期间获得的训练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爆破拆除技术在城市快速发展建设中发挥了的重要作用，高大楼房拆除塌落着地产生的振动比炸药爆破产生的振动要大，塌落振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目前，轨道交通已构成北京、上海等城市公交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出路也在于建设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其中构建比较完整的轨道交通网络是基础。
同时，我们也知道，列车运行总有一部分能量要引起地面振动。不少国家都把振动列为典型公害加以防止和控制。研究列车运行振动的传播规律，使我有机会为多条高速列车和地铁列车选线保护好文物以确定合适的安全距离提供决策性的科学论证意见。这里仅列举几项主要工作：
焦枝铁路复线龙门段移出龙门石窟保护区的建议，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奠定基本条件；京沪高铁苏州段选线与虎丘塔文物保护安全距离的确定；安徽六安汉王陵地下文物保护与合武铁路线位南移距离的确定；北京地铁六号线避绕紫禁城，不从故宫后门和角楼经过、改道北移平安大道选线方案的确定；西安地铁四号线避绕大雁塔、改道东移的建议。
文物建筑、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给我们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全民族、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特别是当涉及到北京的紫禁城、西安的钟楼、大雁塔等标志性古建筑物时。我为自己能用学到的知识为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做出一点贡献而感到欣慰。
我们在科大念书时，值得我们力学系58级、59级同学怀念的一件事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得到钱学森先生送的计算尺，这是很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值得我们记忆。钱学森淡泊名利的情怀为世人称颂，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但他舍得为我们学生花钱。现在我们知道，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钱先生将稿酬和奖金全部捐出，给我们科技大学力学系58级、59级三百多名学生买了计算尺。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把计算尺。看见这把计算尺，让我们牢记钱学森先生的指教：搞工程技术的人，要心中有数，有数量级概念。有了数量级比较，我们就能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本质。
纪念钱学森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把计算尺捐赠给力学所，陈列在钱学森 办公室，相信会有更多的年轻人看到钱学森的珍贵文物并受到教育。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先生十分感谢我半个世纪的保存，他曾和我交谈并合影留念。看见他给我们买的计算尺，就不禁怀念钱学森先生——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他为祖国、为科学贡献、奋斗一生的精神；学习他，就要像他那样做人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