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从上海中学毕业时，我之所以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进入我所崇拜的钱学森先生主持的近代力学系，学习科学、献身科学。虽然成立初期学校的校舍条件较为简陋，但是能够有幸听那么多国内著名的教授学者讲课，我十分满足。尤其是，从1961年9月18日至1962年1月8日，每星期能够有半天的时间聆听钱学森主任亲自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课程，高兴的心境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每当想起在科大决定我一生道路的学习生活，我总会想起听钱先生课的情景。一次课间休息时，我情不自禁地走到讲台前，然而又感到有些紧张和拘束。钱先生看我戴着个度数不深的“小眼镜”，风趣地说：“你现在戴个眼镜好啊，将来老了可晚一些戴老花镜。”他亲切的容貌，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钱先生的课不仅仅把我领进了充满神奇色彩的航天领域，接触到了国内书本上前所未闻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从中学到了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应有什么样的科学作风和科学方法。
我们大学里上的每门课都只涉及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只有这门课讲的是一个工程系统。当时听钱先生讲课时，我为课程覆盖的知识面之广而惊叹。它使我第一次感悟到，我们所学的一门门基础和专业课，分别只是一个大工程系统中要用到的科学技术内容的一小部分，钱先生讲的内容也肯定远远超出了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范围。因此，上学要学知识，更要学能力；做学问要有宽阔的视野，善于从全局着眼，拓展和积累所从事的工程领域的科技知识。钱先生有那么强的在工作中钻研积累的能力，能把不同学科领域的渊博知识综合起来，阐述我当时感到深奥难懂的星际航行技术，而且对所涉及的各技术环节都给出了翔实的材料，在我的心中铭记下了一个担心自己一辈子也达不到的追求榜样。这促使我在余下的两年多大学生活中，除了学习课堂内容外，看完了几本专业书，并认真地做了笔记，经常归纳梳理自己学到的东西。我在大学毕业前的寒假报考清华大学研究生时，弹性力学考了满分即受益于此。也正是钱先生教我领悟的这个治学道理促使我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除了认真研究自己承担的课题外，始终有一种劲头去拓展自己所在的船舶工程领域的知识面和研究范围，广泛地关注科技发展的动向，并习惯于学习、思考和积累关键的技术素材。这对于提高我把握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科研方向、选择技术途径和总结研究成果的能力起了极大的作用，使我能适应世界与国家船舶科技发展的需要，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船舶工程领域，把结构力学、水动力学和声学结合起来，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做一些新的工作，形成一些新的技术，产生一些新的实效，始终是一个“主动进取的”，而不是“被动跟进的”科技人员。
1963年的一天，因为58级的学长们开始做论文了，钱学森先生专门在五道口剧场作了一个关于如何从事毕业论文研究的报告。我们59级的学生有幸一起聆听了这场精彩的报告。钱先生结合自己做研究的经历和体会，循循善诱地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做研究，如何写论文。
我记忆犹深的是，他谈到了他和冯•卡门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圆柱薄壳超临界屈曲理论（人们有时称其为下临界理论）诞生的过程。他说，为了寻找用能量原理分析超临界屈曲时要用的屈曲波形的描述方法，他白天到实验室里观看同事的柱壳屈曲试验，晚上推导计算。光是草稿堆起来就有近桌子那么高。他还要求我们要用严谨的态度，高质量地从事每一步研究工作。画每一张图，都要严格地按机械制图的标准，力求准确、清晰、漂亮；图中写的字一定要用正楷方块字。当时，还没有计算机画图，所有的图都是手工用墨汁画的。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讲研究工作该怎么做，更是第一次听我们这一代人所仰慕的权威专家讲切身经历与经验。他的报告在像我这样除了做习题外，尚未独立地做研究工作的学生的心中竖起了一个榜样，形成了一个目标。我记住了钱先生的话。在我从科大毕业至今的43年中，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每一项研究工作，推导每一个新的理论方法，做每一个试验。我亲自写的每一篇论文与报告、过去每一张手工画的图，近年每一份报告用的计算机幻灯片(ppt)文件，从内容、文字到形式，达不到我满意的水准，我不会交出去。
在学生时代，我直接聆听钱先生教诲的机会并不多，但正是这些教诲引领了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生道路。（吴有生 5907）
来源：中国科大校友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