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逝去的岁月，有的往事犹如烟云，一飘而过，毫无记忆。可有的往事并不如烟，苦难，让你刻骨铭心，坎坷，让你不会忘怀。我考中国科技大学经历了一定的波折，也成了一生的转折点。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只有爸爸在济南机车工厂工作，月薪为38元，妈妈长期有病，看病吃药, 还需要补品增加营养，哥哥在大连工学院读书, 也不能难为他, 还有年迈的奶奶(1957年去世)，妹妹以及年幼的弟弟。到高中毕业时, 就遇到了高考和就业的选择问题, 家里有三种意见, 妈妈想让我到父亲的工厂工作；哥哥自己上了大学, 也知道我学习好, 希望我考大学；爸爸左右为难。我年轻, 当然有当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梦想, 同时又深知家庭的经济困难, 左思右想, 拿不定主意。临近高考的时候，和我情况类似的三、五个同学, 聚在一起商量, 最后决定先顾眼前, 放弃高考, 日后再图发展。这样一来, 别的同学都全力以赴的准备功课, 我们三、五个，东逛逛, 西走走，十分悠闲, 在班里形成了天涯之别的两个世界。班主任张老师见我无事, 就让我帮他抄写每位毕业生鉴定表的政治表现，我完成后交给他，张老师有点凝重地说: “你留一下, 有件事想跟你说说.”, 看来张老师是几经考虑后才向我吐露的。张老师教我们历史课, 有相当的阅历, 知识渊博，高中一、二年级一直是我们的班主任。但是，他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曾当过国民党的中校教官。到高中三年级时, 政治气氛加重, 由另一位政治教员当第一班主任, 他只能当第二班主任。 当时他坦诚的告诉我:“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属于中国科学院主管，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的高级人才, 很有发展前途。你学习优秀, 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都好，今年肯定注重政治条件, 你不参加高考, 会失去一个机会, 你再考虑考虑。不过明天早上一定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 中午前学校要把报名表上交市教育局。”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最终，还是不愿中止自己的学业，又受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科学家摇篮的激励，下定决心试试自己的命运。第二天一早, 要了表, 匆匆到阅览室借了份人民日报，并翻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 因热爱化学并愿意投身原子能事业, 就报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作为第一志愿，又随便填上后面的其他志愿就报了上去。
这时候, 离高考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掉过头来准备各门功课。高考时, 第一门是语文, 我的弱项。作文还没有写完就让交卷, 心里不是滋味, 可想到考不上科大就去工厂上班，也没有太沮丧。第二门是数学, 考完回来同学间相互对答案时发现自己全对了, 心里才有了点底。而物理，知道一道题计算错误, 但公式是对的，化学和外语是我的强项。高考刚结束, 还没有来得及回味, 全部学生就拉到黄河大堤上参加抢险。记得是晚上到达指定地点的, 河堤上马提油灯的的灯火晃来晃去, 人流穿梭, 滚滚黄河水与岸同高, 一望无际, 狂风掀起的大浪拍打着堤坝, 真有“城欲摧”之势。我们的任务是从堤下用麻袋装上泥土, 背上河堤进行加固。刚高考完毕，体质有所下降，一麻袋湿漉漉的泥土压在肩上，脚下又是滑滑的泥巴，还要爬坡，比登天还难啊，也只能咬着牙干。每天吃的是从城里送来的硬锅饼和咸菜，不少人的肠胃受不了，要是现在肯定会有很多人溜之大吉。这样干了一周，险情缓解，学生也实在受不了，上级才把这批学生替换下来。我回到学校， 算了算到发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个多月，又听说火车站招募劳动力，每天一块两毛钱，就去报了名，还是想挣点钱，万一考上大学可以减轻家里负担。到那儿一看，其任务是把堆积如山的火车上卸下的炉渣抬走，腾出地方来另有别用。两人一个箩筐，用铁锹铲满后抬到几百米外的地方。上午8：00到11：30，下午从2：00到5：30，而且正值酷夏，不知流了多少汗。每天还要从学校走到火车站还要走五六里的路，鞋也穿坏了两双，这种劳动比起黄河的强度还是小了不少。每天除去四毛的饭钱， 能剩八毛，一个多月下来，近30元钱能拿到手，心里挺高兴的。盘算着无论考上考不上大学，都给自己买双球鞋。球鞋那时对年轻人来说是时髦的东西，打球时轻便又耐磨，不像家里做的布鞋，常打球的话，两周就能把鞋底磨穿。因此，布鞋通常要在鞋的前后底钉上自行车的外胎，穿球鞋就省去了这些麻烦。
临近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回到家里。下午，我就拿个小板凳，夹本书，在村里的那大槐树下边乘凉，等邮递员的到来。有时，也与街坊邻居拉拉家常，说说故事，他们也知道我在焦急地等待高考发榜。解放后村里已有两个人考上大学， 一个是我哥哥，1955年考上大连工学院，另一个是村西头李家的孩子，1956年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我妈也在那边做针线活，陪我一起等信。我们家辈份大，加上她人缘好，极受下辈人的尊重，多数人都叫她奶奶或老奶奶。第三天下午，身着绿制服，脚蹬绿自行车的邮递员终于来到我们面前，说有刘清亮的信，我一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公文信封，喜从心来。打开信封一看， 果然不出所料，被录取到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高兴得我情不自禁地腾的一声跳了起来，并脱口而出“太好了”。我算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很少激动，乡亲们见我这反常的行动，忙过来询问，才知道我考到北京的一个名牌大学。妈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回去就对爸讲：“我们家穷，孩子的学习却好，有点亏待他们。”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这个四百多户的村子，仅有三个人正式考上大学的，我们家占了两个，有人指着我们家的大门说，这个院里出大学生。
到开学时，那时因铁路职工的直系亲属有行业的优惠政策，爸就到他工作的铁路机车工厂给我要了张从济南到北京的火车免票，身揣20元钱，带了一床被子和褥子（没有箱子，只好用一个旧床单打成个包袱），以及一些零星物品来到首都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坐上学校的大骄车，经过天安门和旧的天安门广场，来到玉泉路的科大校园，开始了大学生活。（刘清亮 5808）
来源：中国科大校友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