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我国前几颗原子弹试验，也参加了我国前几颗卫星工作，还在东风2号、4号、5号导弹头部上红外探测器，但最难忘的是参加原子弹试验。我能参加这些工作得从赵九章、钱骥先生如何把我选到中科院地球所又送我上大学开始谈起。
我是东北师大附中高中毕业的。这个中学是全国13个重点中学之一，从高二就分科学习，我原想当名医生，所以我选农医班学习。我因全五分被保送升高中的，可是1959年全国高考听说要取消保送。依仗东北师大附中历年很少有考不上大学的，专心准备参加高考将来当个外科医生是没有问题的！临考前一天，我放弃中饭在楼梯（地下室）角下复习重点，突然有两名下一年级的同学找到我说：“舍长（因这所中学全体住校，我当宿舍舍长）！我们可找到你了，高校长叫你到锅炉房禁闭室去见他！”我心一下就紧张起来了。附中校舍原是伪满司法部，我班的教室就是岸信介的原办公室，而这个锅炉房禁闭室就是当年关禁闭的地方。室内大小3米见方，四面无窗户。非有特大的事，校长不会在这找人谈话。我一路小跑到那里。校长说：“把你的准考证给我。”我随手从左上衣兜中取出递过去，高宏校长一边说：“你不用参加考试了！”一边把准考证上我的照片撕下来，我急了：“高校长！我家祖祖辈辈没问题，是不是政审错了？”高校长见我脸色变了，忙说：“别害怕，我故意吓你一下，你被保送了。”我问送到哪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是什么学校？中国的最高学府。
1959年8月15日到北京中关村地球物理所报到，填了干部表，人事科同志说：“等着吧，赵所长说送你们上清华大学。”9月1日贾士中（同我一起从东北师大附中来的）等10人到北大地球物理系报到了，后来我们改清华为中科大，我为组长，李常蔚为副组长，还有：曹贵仁、金镇浩、宁镇强、姚兰昌、肖锦玉、马魏铃、周儒章、林洪惠。1959年9月28日中国科技大学紫黑色中巴校车来接我们10人到玉泉路科大校园。地球物理系新老同学举行一个所谓“新同学”欢迎会。赵九章先生兼任北大和中科大地球物理系主任，曾对我们说：“你们10人我送来科大学习带全工资（每人每月31元）代培，工作任务就是学习，拿大学毕业文凭，你们要争取好成绩。我要金字塔式的选拔人才，10人取一名优，二名良，其它可淘汰！给你们免化学、外语。我们是地球物理所，化学用不着，外语回所我给你们几个月时间突击出来。”我们一致要求：先学一门外语。
1964年毕业回所参加赵九章所长亲自领导的21号任务工作。进基地，任命我为实验队团支部书记，赵九章所长说：“这是一项绝密任务，组织上决定你参加。这是对你的信任。”我当时很激动，我表示：“我是农民的儿子，能上大学是党和毛主席培养教育，我只有全心全意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一切！”
从北京到21号基地，路途需七天七夜，专列火车，一直向大西北方向开去，火车到××站后，又转乘军用解放牌汽车，继续前进，还需三天三夜。早在课本上知道：吐鲁番的葡萄好吃，但沿途我看不见葡萄架，也看不见农村景象，远远望去是青一色的“鹅卵石”，其实那不是“鹅卵石”，那是骆驼刺（一种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汽车在茫茫戈壁滩沿着一条黄白模模糊糊的路，像小甲壳虫一样“爬”。哪里是“爬”，其实，那些开车的战士，开车猛得很，两车错车时，把车厢板撞下来的事故经常发生。在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行驶，再快也腻人，三天三夜坐汽车，真是难熬呀！只有一群又一群的黄羊在路边出现给我们增添点活力。中途食宿，只有兵站，有的兵站是绿洲，在那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中，猛然有一块绿洲，心里真感到她的美丽……
我们终于来到了21号基地指挥部，休整两天就进入了工作地点。工作场所在离爆心17.5公里的720甲，这是个钢筋水泥结构的地下室的建筑，只有9平方米大小的空间，屋顶稍稍凸出地面，像小丘，水泥上面还堆有一米厚的沙石，屋顶上面一左一右各架一部供遥测用的小巧的八木振子天线。
戈壁滩的气候环境非常恶劣，时而飞沙走石，时而风平浪静，中午烈日炎炎，有时气温高达40摄氏度，地面的沙石被烈日晒得烫人。晚间穿上皮袍仍感到不抵风寒，我们住在军用的棉帐篷里，晚上靠柴油炉取暖。
我们具体任务是通过对核爆炸地面和空中冲击波的测量，迅速报出原子弹的当量（当量就是原子弹爆炸相当于多少吨黄色炸药的威力）。怎样把原子弹爆炸时空中冲击波测下来？我提出用火箭带仪器打上天空。但当时强调自力更生，不能用国外的仪器，并要节省资金。经研究决定，用两个特大气球带着仪器，（各带一台200兆遥测发射机系统）升上1000米高空，地面有配套的接收系统，用来测报原子弹爆炸冲击波和当量。
为了安全的把两个特大气球充满氢气，必须在现场挖个大坑，直径30米，深2米，周围用席子围起来挡风。戈壁滩的风沙，狂的无法言喻，就是遮挡一下，还是出了不少问题。我和老南同志每次都是打前站，负责押运仪器和设备，先到达了现场，我俩一商量就开始动手挖坑。戈壁滩是盐碱地，表面一层石头必须先铲掉，下面更是特别硬，沙石被盐碱凝固着，用锹是挖不动的，用镐刨也非常困难，一镐下去只能刨出一道道白沟。21号基地的小战士给我们出主意，打个报告调工兵来，打眼填炸药“崩”。我俩没听，硬是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等大队人马来到，大坑已经挖好了。
怎样把特大气球送上天空？当时的做法很土，像放风筝一样。是用95公斤拉力尼龙绳，用绞线机放到高空的。特大气球上升力很大，戈壁滩的风更大，动辄卡线，失控，几乎每个人的手都被急速上升的尼龙绳割得一道道烧焦的沟。
给两个300号大气球充氢气，需要15个制氢瓶和45个氢气瓶，氢气瓶是盛氢气的，它承受120个大气压，所以重量轻些，而制氢瓶必须承受150个大气压以上，壁厚，每个制氢瓶净重46公斤。这些东西都是我与老南从气象站运来，装、卸车都是我俩用肩扛的。照理说，我是技术负责人，老南是专管放气球的，这些体力活我可以不干，但为了一个目的，从来不管分内分外，他的任务就是我的任务。
有一次冷弹演习，两个300号的特大气球充起气来，大大的，红红的，相当壮观。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四只手紧紧地抱住充气嘴。充气嘴是硬铝制的，它的作用一是防止高压氢气冲到气球壁上，以免气球强度变差；二是拉住气球，防止气球被风吹跑。因为人手不够，又请指挥部派几个小战士帮忙。当氢气瓶充光了，开始用制氢气瓶时，老南叫一名战士递扳手，这名战士忙乱中一脚踩上了充气橡皮管，立即“叭！”的一声响，同时橡皮管破处喷射处1米多长的火舌。就在这时，除我们三人以外，在场的很多观光的人全立即趴在地上。老南手疾眼快，一个箭步冲过去把制氢瓶阀门关住，制止了一场大事故。在这危险的一刹那，我和老刘稳稳地站到原处，双手牢牢地把住气嘴，连一点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动作都没有，不然，气球势必飞走了，可见我们已经把生死放在脑后了。
试爆临近，群情振奋，基地上空传送着21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诗句：“千日苦功今日用……”我一时兴起和了一首，“饥餐沙粒饭，笑谈渴饮泥水浆；愿献满腔血，只求春雷震宇寰。”
经过多方准备和演习，“春雷震宇寰”的日子终于到了，当倒计时K信号出现时，我们把绞车锁住，迅速散开，分别跑到事前找好的适合自己防护的地方，背向爆炸的方向蹲下身子，两手食指堵住两个耳孔，两手大拇指托着下巴，紧闭双眼，张开嘴。为什么不趴在地上？是因为冲击波如固体传导，人的内脏容易震坏；堵耳张嘴是为了防止耳膜受压被击穿；闭眼是为了防光辐射烧瞎了眼；蹲着有弹性，起缓冲作用。
零时到了，我们先是感到整个世界都是火红火红的，脖子也像被火烧了一下，接着就是一声巨响，整个大地都在颤抖，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升起在空中，全国欢腾，世界震惊！
1966年参加完第三颗核试验距现在已经40年了，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承担核爆炸观测与研究的日日夜夜，我根本没把生死放在心上，在距核爆炸点17.5公里，外场毫无防护，只有我们几个人，事前谁都知道有生命危险，但是，谁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使命。我们集体荣立三等功，我个人也受到了表彰。我有幸参加我国前三颗核试验，为能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贡献给祖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而感到欣慰和自豪！无悔！
参加核试验对每个同志来说都是一种奉献甚至牺牲，我们在核爆炸观测和理论研究，观测技术、仪器研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就学术研究而言，都处于当时的先进水平，但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些成果至今没有发表。当时强调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我们的仪器全都是国内研制的，不允许用国外的，用气球而不用火箭是权宜之计，为了避免核辐射尘埃的影响，在每次试验后，都必须尽快收回记录，因此，核爆炸后不得不冒着高剂量核辐射的危险，进入爆炸附近的重污染区进行回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这些当年刚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现在都已年过花甲，试验场区留给我们身体的伤害已经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来，我是在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现场受了伤害的，肝脾大，血小板、白血球少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架在100米高的铁塔上，用航弹引爆方式，威力不大。第二颗原子弹是用飞机投在1000米高空处爆炸，有氢弹性质，当量很大。在第三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组织上决定我脱开21号任务，转到国防科委505研究所。又为我国第一颗卫星全神贯注地工作起来了。
以上是我参加核试验的一段回忆，这美好的回忆一直激励我努力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何工作。
来源：中国科大校友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