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余建斌 杨健
华罗庚、吴文俊、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彭桓武……有人说，把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请到一起，一个小会议室就可以坐下。
这种局面不会再延续半个世纪了。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中国科学张开双臂拥抱世界，随着持续不断的投入和追赶，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思考和摸索中走到了群体突破的前夜。那么，究竟离群体性登顶还有多远？怎样走好关键的最后几步？
２月２日，记者采访了中国科技大学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潘建伟和杨涛，请他们对照中外基础研究的情况，谈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找到那棵“有果子的树”
１９９６年，潘建伟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原定的主要目标是理论研究。得知导师塞林格正在指导进行“未知量子态远程传输”的实验，潘建伟断定，那是量子研究领域一项划时代的实验，“我一定要参与进去”。
那时候，国内外的生活条件相差较大，不少人三天两头想着往外面跑，只要能出国做访问学者就很高兴。“在那种情况下，人们想得更多的是在国外找到一个位置，对于跻身科学前沿、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想得比较少。”
潘建伟不这样想。“我们为什么要出国？归根结底，是想找到最好的团队，找到最好的导师，找到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在潘建伟看来，“导师的作用，是把你领到长满果子的树下。他无法保证你一定能将果子摘下来，你要跳，要爬，或者找别的工具，这都没有关系，关键在于大方向是正确的。”
在国内做研究，有的导师常常认为，要在前沿占据一席之地，就一定要选最难的题目来做。潘建伟发现，国外的导师一般不这么要求。“他会给你很多最新的文献看，看完了再给。他会引导你从相对容易的事情做起，慢慢积累，直到你逐渐形成独立的判断，找到突破的感觉。”
潘建伟留学时所在的实验室，每周都要请不同的人来做学术报告，不一定是本专业的，也不一定听得懂，但这些东西说不定哪一天就用得上。实验室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也非常看重。“我们几乎每开一个国际会议，就会带回一个新的实验方案。而且导师也很开明，只要你觉得新的尝试是有价值的，你随时可以把手里正在进行的工作停下来，去安排一个新的实验。”
就这样，潘建伟幸运地找到了“那棵有果子的树”。“我一次一次地找导师游说，终于‘挤进’了量子纠缠实验的第一代研究团队。”加入实验组的第二年，他作为第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被列为２０世纪《自然》杂志２１篇经典物理学论文之一。
人才比仪器重要一百倍
直到今天，中国学生出国参加面试，潘建伟都会非常细致地帮他准备，找最好的导师，申请最好的研究小组，并且强调一条：你在要去的小组是要能够学到东西的，不能仅仅去贡献自己的已有知识。潘建伟觉得，这是一种投资，比购置仪器重要得多的投资。
这些年来，国内基础研究方面的硬件水平提升很快。每当有客人来，常常被领着参观大型仪器设备。对此，很多国外同行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拥有怎样的仪器设备并不重要，能自己动手改造仪器设备，并在上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才是最关键的。
潘建伟对此深表认同。在他眼里，人是“最高级的仪器”，“我们可以花１００万、２００万元买一个仪器，而‘最高级的仪器’却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到的。反过来讲，如果请对人的话，他可以在一台仪器上完成两台、三台仪器也完成不了的工作。”
现在国内科技界收入普遍提高，去国外谋职对于有一定资历的人来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有吸引力，但对年轻人则不然。一些学生博士还没毕业，就急着联系国外的博士后位置。很多博士生的想法是：我现在博士毕业，做的不错，但留校也就每月２０００元左右，出国的话一个月能拿三四万元，还是先出去几年解决经济压力再说。
“国外有这样的机制：刚出来的博士后如果比较优秀，就给你比较高的待遇。这样的待遇你可以享受几年，假如做得好，很快就可以转为副教授、教授。这对于为结婚、住房发愁的年轻人来讲，是很好的过渡方案。”杨涛说，以前国内的博士后制度借鉴了这一做法，博士后的待遇相当于副教授，可是随着博士越来越多，这个办法很难坚持下去。怎样让年轻人安心工作，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
潘建伟说，现在中国的科研条件和研究水平，已经对一些国外青年学者有了吸引力。但假如你告诉他，到这里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圣诞节回国的机票都要自己想办法，对方恐怕就要打退堂鼓。“把关注的重点从‘物’转向‘人’，拿出买仪器的经费来吸引人才，这一点非常重要。”
让优秀技师享受教授待遇
潘建伟在中科大的实验室很需要学电子的技师。可是这些人进来之后，没过多久就开始转而研究物理。这让潘建伟很生气，“要搞物理的话我引进你干吗？但他们说，潘老师，我们评职称也需要文章啊。”
翻开潘建伟的护照，４年来，他总共在国内外穿梭了４８次。在外学习新知识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一些配套条件，国内暂时难以提供。
“很多实验不是买来仪器就可以做的，你得自己动手制作设备，甚至需要强有力的校办工厂来支持。”在国外，实验室都有非常专业化的电工、钳工、车工等技师，图纸一画，东西就做出来了。一个研究小组里面，各方面的人才都有，遇到问题很容易得到同事的帮助。
“到２００４年，我们中科大的研究小组在多光子纠缠方面，已经成为国际上最好的小组之一。”潘建伟说，“但实验当中遇到纯技术性的问题，要找个讨论的人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继续两头跑。”
按计划，潘建伟明年夏天前会将所有的实验转到国内来做，如何建立健全科研辅助人员的评价激励机制，是他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对于当技师的人来讲，必须给他这样的预期：如果干得好的话，完全可以得到跟教授一样的地位和待遇。只有这样，技校才会真正吸引高素质的学生，每个人才会热爱自己的岗位，而不是替教授、研究员服务时感到心理不平衡。”
改变宏观环境一时半会儿不容易，潘建伟打算在小组中安排一些相对灵活的经费，用以提升科研辅助人员的地位和成就感。“我们希望学校和国家也能有类似的政策出台。”
煤球多了炉火才不会熄灭
５年前，学有所成的潘建伟面临抉择。回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正在进行的工作很难继续下去。留下？在人家的羽翼下生活，独力探索和发展的愿望不易满足。左思右想，他决定寻找一种新方式，为组建一个高水平科研团队提供人才来源。
让齐达内或罗纳尔多独自到中国来踢足球，也许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因为没有同样优秀的队友配合。但假如他们在欧洲或南美成立一支球队，逐渐把队里的中国球员的能力培养起来，再到中国来踢球，也许一样能踢出梦之队的水平。
潘建伟的想法，有点与此相似。一方面，他与中科大合作，在国内成立实验室；另一方面，他在欧洲做客座研究时，招收的学生中有不少是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和博士生，“每项技术起码有两人在学”，这些学生也非常愿意毕业以后回国工作。
潘建伟打算明年把在欧洲的实验室完全搬回国内。“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了，我们的团队就成了一个已经燃烧起来的煤球炉，不像一只单独的煤球，拿出去就会熄灭。”
“当时我们这样做，很多人不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大家总会理解的。而且，现在国家把公派出国联合培养的年限从１年提高到２—４年，再也不用像我们那么费劲了。”潘建伟说。
背景
潘建伟２００１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组建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是利用光学、原子系综和核磁共振等手段研究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目前研究团队有４０岁以下的教授５人，年轻的博士１２人，硕士、博士生３０多人。近年来，研究团队承担了科技部“９７３”、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一批国家重要研究项目。以往４年里，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１篇，《自然•物理》上发表论文２篇 《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论文２４篇。研究成果入选了美国物理学会的２００４年度和２００６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事件，以及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２００４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进展；被两院院士选入中国十大科技进展３次；入选教育部十大科技进展２次。
来源：《人民日报》2007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