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雷久侯与中国科大的结缘，那就是从“偶然”到“水到渠成”。2010年，他在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和科罗拉多大学工作。当年，中心接收了一位来自中国科大的访问学者，同是中国人又有着相同的研究领域，两人很谈得来，经常一起爬山、散步、进行科研合作。
在一次聊天中，该学者建议雷久侯到中国科大去从事研究工作。当时，适逢中组部启动“青年千人”计划，申请之前，雷久侯到中国科大顺访。“一见倾心，中国科大与我在美国的研究环境很像，校园不大、沉静、不浮躁。”经过深思熟虑，雷久侯拒绝了其他邀请，来到中国科大。
中国科大给他的是“惊喜”。纯粹的学术环境在该校体现为对学术的尊重，“学术优先”是该校师生内心尊崇的普遍法则。
这里适合安静地做学问
前不久，中国科大“80后”教授陆朝阳入选英国《自然》杂志评选出的十大“中国科学之星”，并被誉为“量子鬼才”；2015年，陈宇翱、陆朝阳所在团队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4年，陈宇翱荣获“菲涅尔奖”；同年，秦礼萍获得欧洲地球化学学会豪特曼斯奖；2013年，雷久侯获得首届空间天气科学青年创新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中国科大教授、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再来看一组漂亮的数字：在中组部前七批“青年千人计划”申报中，中国科大共入选146人，位居全国第二。到岗人员中有6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占全国“青千”获得杰青人数的近三分之一，另有13位获得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目前，中国科大各类高层次人才不重复统计有336人，占师资总数的29%。
为什么选择中国科大？这是很多“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回国之初遇到最频繁的问题。雷久侯的回答很简单：纯粹的学术环境。“学术圈内很多人为中国科大点赞，理由也大多基于此”。
2012年，袁军华入选“青年千人计划”，从哈佛大学回到母校中国科大。而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开始购买仪器、着手建设自己在中国科大的实验室。由于“青年千人计划”配套经费的落实会有个时间差，如果要等经费完全到位，可能会浪费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实验室建设不能等，怎么办？中国科大的做法是，给青年人才提前开辟绿色通道，预先将钱“借”给他们。
“实验室建设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校内办事都很方便。”袁军华说，“友好的财务等人才支持系统，让刚回国的年轻人不用分心于日常的烦琐事务，将精力全部投入科学研究。”
“科大很注意培养年轻人，这是科大能够永葆竞争力的原因。”中国科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窦贤康说，在科大，从来不会按资排辈，会按照教学和科研上的成果对老师进行评估和激励。“我们会尽最大可能给予‘千人计划’‘青年千人’等才俊最好的待遇。”
以学术交流替代计公分式的硬性考核
一所大学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有颜值（好的办学条件）、有担当（优秀的学术成果）还不够，大学的文化环境就像树木生长的土壤，营养丰富才能枝繁叶茂。
最近，有一则轶事在中国科大人的朋友圈里传播得很广。在中国科大第三届学术交流会上，中国科大化学院教授、“长江青年学者”吴长征答辩完，校长万立骏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可是吴长征“并不领情”，他在会上笑言“经不起捧杀”。
这件在很多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正是中国科大学术文化的打开方式：自由、民主。“低调的奢华”是坊间对中国科大的评价。
“小而精”是张榕京对中国科大的评价。2013年，张榕京结束在哈佛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跟随丈夫袁军华来到中国科大。次年，她入选“青年千人计划”。对于从小生活在中国科学院大院的张榕京来说，对中国科大早有了解。“科大被誉为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张榕京说，“两者很相像，规模不大，但是成果卓著。”
“不打扰”，是自由文化环境的重要体现。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有它内在的规律，需要一定时间的等待和滋养，硬性的考核指标往往会伤害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在中国科大，考核指标却有着合理的求解：“柔性考核。”对高层次人才，学校只是通过学术交流会对他们3～5年的阶段性工作进行总结，不作计公分式的硬性考核。
可是“柔性考核”会不会让人产生惰性呢？“当然不会！这来源于一种文化自信和学术自觉”，第一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中国科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黄方斩钉截铁地回答。
回国的第一年，黄方课题组没有一篇学术论文产出，“可是我心里并不慌张，我一直在认真工作，出成绩是迟早的事情”。他的自信有着坚实的支撑：2011年起，他和地球物理专业教授吴忠庆合作开展量子化学计算同位素分馏系数的研究，很快就在交叉学科方向打开局面，几年来已发表诸多有影响力的论文，培养了视野广阔的学生。
细心体贴的后勤保障
对于归国人员来说，除了科研环境、学术氛围的适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因素。
2011年刚到中国科大的时候，学校为雷久侯准备了一套刚刚装修过的周转房，新装修的房子有些味道，因为担心年幼孩子的健康，他跟学校提出换一套老一点、不是新装修过的房子。提出要求的第二天，学校就为他解决了。“心里很温暖，学校的关心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处。”
回国那年，袁军华、张榕京的儿子刚上小学二年级。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孩子看不懂也听不懂中文。夫妇俩非常着急，“好在科大附小的老师们都很负责，他们对孩子很照顾，还特别为他定制了学习计划。”
语文成绩跟不上，老师就利用各种方法让孩子练字、开口说中文；因为从小在美国长大，张榕京的儿子很早就能阅读英文原版的大部头名著，英语老师特意给他单独开了一份超越同龄人的英文原著阅读书单。如今已经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成绩已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我们尽可能做好后勤服务，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安心做科研。”中国科大人力资源部部长褚家如说：“我们提供不遗余力的全面帮助，人才工作要直达人心。”
对于“青年千人计划”产生的作用，近年来，坊间也存在一些质疑。对此，黄方认为，“青年千人”带来欧美名校的前沿知识和先进理念，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增加了海内外交流的机会，同时也可以突破学科研究方向的障碍，增加学校的竞争力，“一举多得！”
黄方不仅给本科生开课，还主动承担本科生班主任的工作，张榕京将科研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本科教学，雷久侯更是“乐学于教”……无一例外的，“青年千人计划”人才大都承担了本科教学工作。“教学相长，我将最前沿的科技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学生也促使我对原有知识进行思考，这是一种正面的提升过程。”雷久侯说。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刘爱华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6-07-21 第6版 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