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中国科大迁往合肥。一列列火车的设备到站后都要去搬运，刘达已年过花甲，也让他去搬，他是搬不动了。工宣队长走过来说：“刘达，怎么你没出汗？”刘达不愠不火地说：“我的汗，这些年都出完了，没汗可出了。”那个安徽著名的造反派头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气呼呼地走了。这事在科大传开来，师生都高兴，好像是替大家出了口气。那时，经常有人来“外调”。“外调”的人总是要刘达按他们的要求提供“材料”，稍不合意，就拍桌子，训斥刘达：“态度放老实点！”刘达平静地回答：“正因为老实才这样说。按你们的调子说，就不老实了。要谈就这样谈，不谈你们就走。”
“文革”中，凡关在“牛棚”的人都要挂着牌子排队去食堂吃饭。刘达胸前是一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是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两块牌的两根铁丝交叉在刘达的脖子上。有一次在走向食堂途中，另一派来抢刘达。在一片混乱中，刘达奋力脱下两块牌子，拼命向关押他的一派跑去。多少年后，他谈起这件事时说：“我如果不快点脱下牌子，两派一拉，非把我勒死不可；我如果不跑回关押我的一派，跑到保我的一派去，两派会打得更厉害。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危险的一次。”有人问他：“当时怎么判断那么快？”他说：“急中生智，一切判断都发生在十几秒中，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跑得那么快，大概是一种求生的欲望和对两派打斗的忧心在潜意识中起作用吧！”
在被“专政”期间，刘达每天要向专政队汇报思想。有一天的汇报内容是关于打扫厕所，他没有写什么扫厕所使自己“接近劳动人民，有利于思想改造”这类当时流行的套话，而是说他从一楼打扫到六楼，发现一楼的厕所最脏，六楼的最干净，因为一楼的厕所用得最多，因而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的厕所应该大一些，越往高层，厕所可以小一些。这种汇报使专政队领导哭笑不得，从中可以看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近代化学系学生陈孝原，运动初期对刘达持反对态度，后来因“反动言论”被关押，同刘达成为牛棚里的“难友”，两人朝夕相处，使陈对刘达的看法完全转变，遂成忘年之交。后来陈孝原“出狱”离校，刘达以自己的皮袄相赠。刘达在蹲牛棚期间，不仅不低头认罪，竟说服看管他的学生，变为死保他的“铁杆保皇派”，亦属“文革”中极罕见之事。
科大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达身处逆境，以平常心对待监管学生，娓娓讲述高层内幕及自己经历，令张腊狗等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凛然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认为他是“我党好干部”。
1970年，科大迁校合肥。次年，林彪集团垮台，刘达仍住牛棚。张腊狗知道后，修书王震，诉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良好。他去合肥找刘达竟吃闭门羹，立即致电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方获“解放”。
来源：花开的声音——中国科大的那些人那些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