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敢于表述自己的观点，上哲学课时，一个学生问他：“你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么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一分为二？”刘达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可以”。
1964年，中国科大某教研室通过人事部门提出了一个要调出学校的教师名单，说这几个人表现不好。刘达问怎么不好？回答说是“走白专道路的倾向”。刘达没表态。恰在此时，严济慈来找刘达，说有几个年轻教员要调出去，据了解这几个人学术底子都不错，是有发展前途的，调出去太可惜了。刘达听从了严济慈的意见，把这几个年轻教员留下来。现在，这些人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成为知名学者。
刘达说，现在都在讲金不足赤，人无完人。实际上，往往还是对人求全责备，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是有这样的毛病，有些人钻到他的业务里去了，不懂其他事；还有些人有怪癖，可是他真有学问。这样的人还是用其所长嘛！真正爱惜人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大概是因为我在学校工作时间长，对知识分子多一些了解就是了。
刘达与严济慈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刘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时，常与严老在会上见面。他总觉得在会上见面谈不了几句话，还经常去严老住所访谈。他对严老非常尊重，曾题赠严老一幅字：科学之光。严老也题赠刘达一幅字：老骥伏枥。
大约在1990年以后，刘达和严济慈两人年纪都大了，刘达仍定期去看望严老。两位老人见面后都很高兴，但因年事已高，说不了太多话，二老就相对而坐，相视而会心地微笑，在无言中交流着真挚的情感。每当刘达告别时，严老总是一直送到大门。
1982年夏，《北京晚报》要以“百年树人”为题刊登一篇刘达的专访，文中称他为教育家，他不同意这个称呼。作者说，蔡元培只作了几年北大校长，人们都称他为教育家，你当大学校长、书记几十年了，还不能叫教育家？！他说：“当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系统，不完善。我自己不教书，我非常尊重专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拜访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学家，形成了我对办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强基础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学生的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可惜当时政治运动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队伍还没撤回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些想法。大学里领导核心很重要，要真正实行民主也没这么容易，从上到下有许多糊涂观念。比如，我作书记，有同志说在党委会上书记一人算三票，副书记算两票。党内哪有这种规矩？可说服这些同志也不容易，因为那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许多地方和部门还不是一人说了算！我说我只算一票。大家刚适应，‘文化大革命’一冲，党委垮了，谁的票也没有用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清华大学，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拨乱反正’，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有些办学的想法还没有条理化、系统化（主要是想办成文理并重的大学，摆脱旧模式的束缚）。所以，应该说我懂得学校的工作，解放后对党的教育事业有一点贡献，还不能算是教育家。”
结果，这位作者当初认为在“晚报”上发表一篇小文章，不必过分认真，在发表时编辑同志还是给他冠以教育家的头街。见报后刘达还批评作者不听话。
来源：花开的声音——中国科大的那些人那些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