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者、“寒门学子”何江接受南都专访：“寒门”不是限制成功的绝对因素
其人
何江，28岁，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2009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基本上年年排全院第一的平时成绩，加上学校导师、香港理工大学前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助他以全额奖学金申请到哈佛生物系的硕博连读。今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继续留美学习4年，研究人体肝脏3D打印和癌症前期检测等。为首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
乡村比较贫穷的家庭里拥有的、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的确要少很多。但我不觉得这是限制一个人成功的绝对因素。其实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时候仅以成绩为标准，但很多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出色。
在哈佛我看到不少从农村来的学生。哈佛、麻省理工都会有一些同学属于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大多数，但的确是有的。
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每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很想去努力学很多的东西，把不懂的东西给补上。
我的性格养成还是归因于在乡下成长的经历，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很早就要去干农活。你会很早就真正体会到读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从农村的社会圈子走出来，只能通过教育。
何江“红”了。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上午，作为第一个站在哈佛毕业典礼讲台上的中国大陆学生，何江以《蜘蛛咬伤轶事》为题完成了他的毕业演讲。接下来的48小时里，演讲以“病毒般”的速度在国内传播，人们记住了何江的名字，他甚至有了自己的百度百科词条。
值得注意的是，词条的简介首句是“何江，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并非他的哈佛博士头衔及科研成果。带着“寒门学子”的标签，何江已顺利从哈佛大学生物系毕业，完成了从“近似前工业时代”的出生地大步向信息时代最前沿的飞跃。
在毕业演讲中，何江谈到了对知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分配的思考，也向台下的哈佛毕业生抛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将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上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作为哈佛毕业生，他将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开启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型。
谈到读完博士后之后的打算，何江说将在机会合适时回国。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这个生于中国农村、喜欢电影《刺客聂隐娘》和好莱坞明星马特·达蒙(曾从哈佛大学辍学)的28岁哈佛博士，认为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未封死。
谈中美教育
去年底，哈佛开始选拔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者，教授戴安娜·埃克建议何江去试试。虽然也曾有犹豫，何江最终通过三轮复试成为胜出者，得以在毕业典礼上讲述中国故事。而刚到美国时的他曾很不自信。
偏科不影响有些学生上哈佛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在刚进哈佛时是否也经历了文化冲击？
何江：有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国内习惯考试，做试卷就行了。但哈佛的评分，一门课不仅包含考试成绩，还有25%到30%是评价课堂参与度，就是尽量发表你的看法、跟教授进行交流。一开始语言方面有点不自信，在课堂上发表观点很有压力。如果不试图改变这一点，在科研上、课堂上就很难做好。
总体上说，不管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甚至到了大学，中国课堂上老师是更加权威的存在，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在美国，学校鼓励个性化多一些，鼓励学生自主发言参与。研究生这一块我觉得美国的确做得很好，但初等教育远没有中国扎实。因为美国不同的州有不同州的标准，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学生学的东西参差不齐。
南都：如果说初等教育不扎实，但高等教育仍能做得很好，这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何江：在美国衡量一个学生的标准更多元，不仅仅是以考试来定标准。你会发现哈佛有些人偏科，一些本科生的数学水平甚至差到我难以想像，可能还不如中国的高中生。但是这不影响他们来哈佛。他在其他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就行了。中国大城市也逐渐在改变以考试来衡量学生的方式，这其实是很好的现象，很多情况下不能拿一纸分数来定义一个人的终生。
南都：中国高校在大力推广通识教育，在你看来，有没有必要？
何江：在大一还没有定专业的时候，通识教育其实是很好的。从高中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不是很清楚，有这样阶段性的探索很不错。就像哈佛的学生，到大二才会选专业，但在中国，一进学校就选专业了。
谈“寒门学子”
从湖南长沙的宁乡县城走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何江被许多人视为“寒门难出贵子”的反证。但他认为，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未封死。何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分，只不过，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所在地方的局限性，并萌生了向更高处飞跃的巨大渴望。
“高考让我从乡村走到城市”
南都：你如何看待“寒门难出贵子”这句话？
何江：我能理解这句话。可能大的城市里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在偏远地区没那么集中，这也是存在多年的问题。但对我来说，高考是让我从乡村走到城市，走到今天的一个途径。我觉得社会的流动性还是有的，并不是说农村里面的学生就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了。乡村比较贫穷的家庭里拥有的、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的确要少很多。但我不觉得这是限制一个人成功的绝对因素。其实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时候仅以成绩为标准，但很多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出色。一个更多元的评判标准，不应该由一次高考定了一个人的终生。
南都：你对出色的定义是什么？
何江：我觉得没必要拿其他人和自己比，以此来丈量突破。我知道自己跟出生于城市的学生比，成长过程中学的东西要少很多，比来比去就很有自卑感。每天跟之前的自己要有不同和进步，这是我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过得踏实一些。
南都：你在求学过程中有没有很难受的日子？
何江：我大学到合肥是第一次去大城市，大一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学C++语言编程，以前在乡下对电脑都不是很懂，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城里面很多学生对电脑已经非常熟悉了，在同学面前就觉得有自卑感，但你又很羞于跟同学讲。我寒假的时候找人借了键盘，拼命玩打字游戏，熟悉键盘和电脑界面之类。当然，C++的任务最后圆满完成了。
南都：后来你不断走出自己的安全区，是行为惯性还是基于某种信念？
何江：有些行为惯性，我是从乡下成长过来的，一直都是从资源比较少的地方到比较多的地方。到一个新阶段会有很多东西不懂，还会有自卑感和压力，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你不得不去找最想做的事情，把不懂的点补上来。通过这种适应才产生这样的改变。
南都：你觉得你的成长经历可复制吗？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
何江：在哈佛我看到不少从农村来的学生，并不是没有或很少很少。哈佛、麻省理工都会有一些同学属于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大多数，但的确是有的。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每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很想去努力学很多的东西，把不懂的东西给补上。如果硬要把这个归成天分，说努力更适合吧。另外一点，就像刚刚讲的，心态这些年也调整了很多。清楚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的人，尽量不要跟别人做太多的对比。学习的过程难免会比较，你需要知道你做的东西哪些人是比较优秀的，希望向那些人看齐。但我没有觉得其他人这么牛，我就很不行。
南都：如何看待自己的家乡？它给你造就了什么样的独特影响？
何江：我的性格养成还是归因于在乡下成长的经历，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很早就要去干农活。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干农活、打工吃了很多的苦。你会很早就真正体会到读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从农村的社会圈子走出来，只能通过教育。这可能是我成长经历里最大的感悟。
南都：你什么时候确定教育能帮助你完成这种愿望？
何江：考进我们县里最好的中学(宁乡一中)，它能送很多学生去国内的重点大学，当你去了这样一个学校，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希望，能够考到很好的大学。
谈科研进步
在《蜘蛛咬伤轶事》的毕业演讲中，何江向台下的哈佛毕业生发出追问：尽管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建树，但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上需要的地方？
中国科学发展的亮点令人振奋
南都：你是一个持技术论观点、认为技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吗？
何江：我不是完全持这种观点的人，技术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技术当然能够帮助很多，但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这种问题非常复杂，很多行业交织在一起，不同专业的人要同时来做一个事情。
南都：就你接触到的中国科研状况，你怎么看？
何江：最近几年，生物方面可以看到文章质量越来越高了，有很多突破性的成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进展都非常快，让世界瞩目。BBC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评论中国科学发展的五大亮点，非常振奋和鼓舞人心。
南都：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学生说“学生物打断腿”，你怎么看？
何江：我们当时不是这样看待的。我很能理解这个观点，因为生物学在国内的就业形势不是那么明朗，一个行业要做得好，下游的产业需要做起来。比如说你只希望生物学不停地由社会投入做研究，但是行业没有产出的话，它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行业。我并没有那么悲观，最近几年看到很多新诞生的生物产业公司，这个行业在逐渐起步。
谈未来计划
何江将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师从著名华裔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庄小威。在庄小威眼中，何江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自己。“我让他考虑新领域时，他从不会因为对新领域的不了解而害怕，这从他敢于竞争毕业演讲也可看出来。”
博士后师从庄小威，之后或回国
南都：在麻省理工有什么计划？博士后之后有什么打算？
何江：我在庄小威老师那里有做用显微镜看流感病毒入侵人肺部的过程，来麻省理工之后，用3D打印出来的肝脏来模拟很多肝炎病毒，还是跟在哈佛做的实验有一定的传承性，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做引申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脉相承但又是不同体系的。如果走学术道路的话，博士后之后其实想申请学校的副教授教职，国内、美国都会去申请。
南都：所以还是会考虑国内的机会？
何江：能不能申请到教职，还是看博士后期间的成果怎么样。如果说博士后期间情况比较好，会考虑国内学校。从2008年开始，可以从新闻上看到很多学成回国的人，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之类。我也有好多同学回去开实验室。
南都：有没有想过做些专业知识的传播和科普呢？
何江：是有这方面打算的。其实有些朋友会让我在他们的平台发表一些我这个专业的信息，把我学到的东西用比较简短的方法讲给他们。
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 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各位如果有生物背景，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已经过去大概15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掌握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相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心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以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节选自何江在哈佛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实习生陈思宇 南都见习记者 冯群星）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6年0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