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箭——不，应该是罗小卿。在科大的校友圈子里，大家只知道他叫罗小卿。
当我得知此行采访的对象是他时，心里竟禁不住阵阵激动。也许是满怀对他的父亲罗瑞卿——这位共和国开国将领的崇敬，也许是作为一个小老乡——一个四川南充人对一位同乡长者的乡情。于是，在2008年3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在北京亚运村一处僻静的小区里，我们见到了这位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学生。
去聂伯伯的“试验田”
1938年4月，罗箭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地处陕北，本身就地贫人瘠，再加上革命青年的迅速聚集，生活环境越发艰苦。罗箭的童年，没有父亲的关爱，也没有母亲的怀抱，而是和很多革命前辈的子女们在一起，在延安保育院里共同度过的。
“那个时候，我和家里的联系并不多。父亲离开延安时，我只有1岁多。6岁从保育院出来后进入抗日军政干部子弟小学（“抗小”），1946年胡宗南占领延安时跟着大部队转移到西柏坡，1949年北京解放后跟着学校到了北京。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跟着部队转战南北。”罗箭这样告诉我们。
来到北京后，罗箭先是在八一小学（现在的八一中学）上完了小学，然后上了师大二附中，也就是现在的101中学。“有很多人都说我们101中学是贵族学校，其实不是的。那时部队实行供给制，父母亲的生活费都只够自己用。我们一生下来就按一个战士的供给标准，一个月包括吃、穿、用等等，折合成四十斤小米。外面的人说我们是贵族学校，而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根本上不起别的要交费的学校。”罗箭这样解释101“贵族”说。
1958年，罗箭高中毕业，风华正茂的他就像一粒种子，急于想扎根肥沃的土壤。而1958年的中国，大跃进刚刚开始，包括教育战线在内，处处欣欣向荣。
“1949年进北京后，父母对我们的期望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父亲告诉我，‘我们打下了新中国，而你们的任务是要建设新中国。’那时候学生中流行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当时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整个学风都是注重数理化。101中学的教学水平特别高，我物理也学的特别好，是我们班的物理课代表，班主任也是物理老师。”事实证明，罗箭当时的物理成绩确实很好，以较高的分数（其中物理竟得了满分）考进中国科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最“前卫”的学科是原子能。罗箭高中毕业时，虽然对原子能的了解仅限于“物理学中最领先学科”，但凭着自己良好的物理学基础和父辈要他建设祖国的教导，“狂妄的我那时候一门心思只想学原子能”。至于哪些学校设有这个专业，要学什么，他一概不知。
“我隐约知道陈赓伯伯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院长，我想军工学校里肯定有原子能系，我就去找了一趟陈伯伯。”五十年前的那个清晨，在罗箭的记忆里尤其清楚：“那是一个星期天，当时我家住南池子，陈伯伯住在灵境胡同，我骑了几十分钟自行车来到伯伯家。当时陈伯伯刚起床，一边穿裤子一边和我说话。我告诉他我想上哈军工，他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说就想学原子能。陈赓伯伯想了想说，要想学原子能的话就去考中国科大，那个学校是聂伯伯的‘试验田’。”当时，聂荣臻元帅任国家科委主任，毛主席要求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参加劳动，叫“种试验田”，而聂元帅的试验田就是科大——聂荣臻和郭沫若想在教育界、科技界进行一场改革，希望能利用优势的科技力量办一所大学，所系结合，由老专家亲自授课，中国科技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起来的。
陈赓伯伯的一句点拨，让罗箭很快找到了方向。如果没有要学原子能的强烈愿望，没有陈赓大将的这句点拨，罗箭更有可能和他的很多同学一样，直接保送进清华、北大，或是理工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
“半个”中国科大人
1958年的中国科大，是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儿。学校在半年时间内筹建，校址设在北京玉泉路，校舍不够用，罗箭他们第一届很多学生都借住在马路对面的解放军政治学院。
作为大跃进的产物，中国科大同样避免不了各种运动：“1958年我上学的时候正值大跃进时期，没上多久课就开始大炼钢铁，从全国各地来的怀揣强国梦想的学子们都到操场炼钢去了。1959年又开始抓教育改革，学生也去编教材、勤工俭学，要在干中学。两年下来根本没上多少课。”罗箭告诉记者，直到1959年下半年，他们才开始正规的上一些课，不到一年，三年自然灾害又开始了。
在罗箭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张身穿胸前印有“中国科技大学”字样的校运动队队服的照片，他告诉我们，那时，他是科大足球队里的守门员，也是田径队八百米中长跑的主力。因为这个运动员身份，他在学校里受到了特殊的照顾：“我们男同学一个月是30斤粮票，女同学是28斤，学校号召每个女同学节省1斤粮票，支援校运动队的运动员，这样我们的定量达到了38斤，虽然还是经常感到饥饿，但心里感到特别幸福”。
运动员是学校的宝贝，而从建校伊始，中国科大就是中科院的宝贝，“当时自然灾害，很多人吃不饱，中科院想尽办法让各地支援科大，比如青海省科学院从青海湖抓湟鱼运来北京给我们改善生活。虽然湟鱼身上厚厚的一层油特别腥，但大家都吃的很香。”半个世纪过去了，罗箭依然记得那些青海湖湟鱼的滋味。
罗箭在中国科大度过了两年半的快乐时光，1961年，他转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披上了绿军装。
“我们国家在斯大林的建议下，1953年开始建立哈军工的。”当时的苏联为发展军工建立了很多工程物理学院，炮兵学院、工程兵学院、装甲兵学院、航空学院等，培养了大批军工方面的科学人才，为促进苏联军事工程发展、增强国力做出了贡献。罗箭说，“毛主席叫陈赓伯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陈伯伯告诉主席说，在朝鲜战场上，从三八线开始打，最后又回到三八线，地域上谁也没占便宜。我们死伤16万，美军死伤19万，从数字上来讲我们占了一点便宜，但美军19万伤亡中伤多亡少，我们却是亡多伤少。就因为美军有重火器，飞机炸大炮打，我们亡多；而他们一进攻，我们都是轻武器，他们伤多亡少。毛主席从朝鲜战场上的现实情况更加深刻的理解了发展自己的军工系统对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性，于是，一个集合装甲兵、防化兵、工程兵、炮兵等各军兵种的综合性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组建。
高中毕业时，罗箭因为原子能系而选择了科大，1961年，因为献身核武器事业的理想，他转入了哈军工。
自1959年赫鲁晓夫撕毁中苏合作协议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专业设置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把哈军工的装甲兵系、工程兵系、炮兵系等分离开，重新组建了导弹系、核物理系、防化系等。核物理系以前只是空军系七科的702专业，猛然扩张为一个系，需要大量学生。”中央决定，从地方大学抽调大学三年级学生到核物理系，主要是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在这个学校名单里并没有中国科大。“我还是想圆我自己早年的梦，一心想搞核武器，就胆颤心惊的去找我父亲。用现在的话讲，从名单外的高校招生，肯定是走后门了。却没想到他特别赞成。很久后我才知道，哈军工成立时朝鲜战争还未完全结束，能否争取到和平谁也不知道，陈毅元帅在研究成立哈军工的中央会议上拱手向大家号召说，‘我们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希望你们带头把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
可以想象，罗瑞卿赞成罗箭去哈军工，就像毛主席把儿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上一样，随时准备着为国捐躯的。
1963年8月，罗箭毕业于哈军工，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的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在那里，他陆续见到了一大批中国科大的同学们。不同教室里的学子们，在同一战场上，又聚首了。
一年学习打下一生基础
“从1958年进校，到1961年离开中国科大，您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科大的学习为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面对这个问题，罗箭不假思索的回答道。
1958年大炼钢铁，1959年教育改革——这是那两年全中国大事，也是罗箭学习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入学一年多没摸课本，到真正学习时，欠下的学业已经很重了。“我们从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起，功课量很重。大家全是住校，早自习七点开始，我们六点就起床，紧张的时候每天七八节课，到晚上也没有早睡的，或者去自习室，或者到图书馆，学习氛围特别浓。”
抓基础，练基本功，是科大一直以来的办学特色。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郭沫若校长就提出：“希望我校的同学们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我们不仅要掌握尖端，而且要有深厚的基础、广博的知识、丰富多彩的技能。”中国科大建校伊始就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宽厚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实验技能和创新意识，要求学生在5年内完成7年学业，5年学制中用3年半时间学习基础课程。“大学学不了所有的知识，即使学了五年、十年的专业，到工作岗位上还是会遇到难题，在大学养成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帮助我们在实践中再学、再积累，才是推动日后工作的原动力。”直到现在，罗箭还念念不忘科大苦练基本功的办学理念。
当然，让罗箭念念不忘的还有很多。
“我们科大建校时，开设了很多前沿学科，名字都很陌生。我们原子能系，也是01系，是全国第一个原子能系；生物物理系，当时已经开始有科研课题，研究人在太空失重下生理的变化等等；无线电物理、技术物理系，研究的就是现在的芯片之类；高分子系等等在当时还很少听说。四川大学地质系跟科大合并成十二系，叫地球物理系，当时其他学校的都叫地质系。李四光提出不仅要研究找矿，主要还要研究地质力学等地球物理学方面的学科，利用这些理论找矿……虽然那些超前的概念当时并未最终形成，但在系的设置上已有所体现。”
一系列前沿学科的设立，自然网罗了一大批当时最前沿的科学家，使得中国科大一诞生就以群星璀璨而闻名。我国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物理学博士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亲自登台执教，给8个系500多名学生讲授电磁学和电动力学，每周3次；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被称为中国科大数学系“三龙”，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授课风格各异，学校安排华罗庚、关肇直同时给学生上课，不同学术观点联袂登台；钱学森刚回国不久，亲自为学生讲授力学课……
“我听过华罗庚的数学课，严济慈的普通物理课，钱学森的力学课，这些都是大科学家。我现在还记得华罗庚讲数学的数列时，他不讲概念，跟我们说，我有讲义，你们下去自己看，然后就广证博引，甚至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讲数列。讲到高兴的时候，还背着手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说到这里，罗箭站起来，也背着手在客厅里走了个来回。
沙漠里立下三等功
1963年12月，大学毕业的罗箭回到北京，分配到国防科工委核试验研究所，开始参与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工作。1964年3月，包括罗箭在内的一个试验队进驻新疆核试验基地，一“失踪”就是八个月。
“苏联专家走的时候什么资料都没留下。”罗箭告诉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现成样板可学，科技人员草木皆兵，一有问题就直接报到总理那儿，有时把总理急得睡不着觉。他自己就遇到过两件事。
美国人的资料里专门提到，试验完后必须有一架军用飞机引导民航机，防止民航机钻到放射云里。我国需不需要？罗箭翻阅了很多资料，前后论证了一个多月才搞清楚：美国内华达州的实验基地比较小，上空还有三条商业航线，蘑菇云升空后肉眼看不见，而试验时间又不能公布只能在试验完后警戒，让军用飞机带着民航飞机沿蘑菇云边缘走。我国的核试验场区很大，上空又没有商业航线，所以这个项目不用上。资料里还提到，美国每次试验时都有情报官，他的任务是根据实验情况通知：十点十分，所有居民打开窗户，十点二十分再关上，发布这些消息是为什么呢？我们得派多少情报官？要不要这么学？这个任务还是落到了罗箭身上。其实，道理和前面一样，还是因为美国试验场区太小。试验完后首先是气浪过来，要打开窗户，要不玻璃就都碎了；等气浪过去，放射云过来时，又要把窗户关上，防止放射性尘埃飘进来。我国核试验基地十万平方公里的场区都是无人区，这个项目也可以不做了。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只要上网一点搜索便能分析出来，然而在那个资料缺乏、毫无经验可循的年代，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小问题，花费了多少科技人员的心血与汗水。
罗箭现在还记得他做过的一个项目：蘑菇云起来后的移动路径，包括什么时间到哪个城市，放射性浓度多大，会对人造成什么影响。当时没有计算机，所有的计算只能靠计算尺，一遍一遍地算。有一天晚上，罗箭刚刚在疲惫中进入梦乡，一个战士冲了进来：“快起来，张爱萍指挥长找你。”罗箭急急忙忙赶到指挥部的帐篷。张爱萍正虎着脸，劈头盖脸的一阵质问：你们是怎么算的，放射性烟云现在该到兰州了，但是兰州的飞机起来根本没抓着，你们是怎么算的？罗箭还在琢磨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时，电话响了，张爱萍听完电话马上就笑了。转过头说，抓到了抓到了，但你们不能骄傲，现在到兰州放射性浓度应该是多少？一边问，还一边捂着刚刚记下的电话中讲的数据不让罗箭看，直到听罗箭的回答与实际数据基本一致时，才高兴地笑了。
两次核试验，罗箭都因表现突出而荣立三等功。当他正在准备第三次进驻基地时，“文革”爆发了，罗箭受父亲的牵连“靠边儿站”，被禁止继续参加国防尖端事业。在单位坐了四年的冷板凳直至1970年，林彪、叶群和“四人帮”发现“罗瑞卿居然还有个儿子在北京的军工行业”，很快责令国防科工委将他“清理”出单位，强令回到父亲的四川老家南充，在缫丝厂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推着小车把一桶桶煮好的蚕茧送到缫丝车间女工手中去缫丝。一直持续到1976年罗瑞卿恢复工作。
忙里的退休生活
1996年，罗箭从国防科工委后勤部副政委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退休后一直很忙，一点没闲着。一项任务是继续收集和整理父亲的材料，另一方面是出去走访，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2006年，开国元勋子女中来自十九家的二十八口人从北京启程重走长征路，罗箭在半路上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长征路上的偏远地区，老百姓依然非常贫困，我们所到之处，很多群众都是敲锣打鼓倾城出动，吴起县的老红军一听说是红军的后代来了，全都出来欢迎我们。我们和慈善总会、老促会一起，一路上捐了20个希望小学，100个爱心图书馆。回来后，我们都想更多的尽尽我们的力，为老区人民多做些贡献，多发动一些企业去支持老区的建设。”事实上，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问题需要帮扶，罗箭的想法是，利用他们的优势去做一些沟通工作，做项目扶贫。比如在甘肃，很多地方吃水都很困难，住的村子很高很陡，要花大笔资金修路通电，还不如迁到更适宜生活的地方。然而这个概念当地政府很难接受，老百姓总是故土难离。现在，罗箭他们希望能成立一个组织，以组织的名义募集资金和开展工作，把“欠老区的帐”还一还。
除了作为革命后代为老区做些事，罗箭也经常为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奔忙。他说，他的余生能为国家和社会再做一些好事是他最大的心愿。他还有一个心愿，如果有一天，母校能重新回到北京，回到他熟悉的玉泉路，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事啊！ （撰稿 保婷婷）
来源：《携笔从戎——中国科大毕业生中的科技将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