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松
（2009年5月14日）
受校党委宣传部和工程科学学院党委委托，让我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在座的同学们谈谈科大精神对我的激励。我倍感任务光荣，我也非常乐意与年轻朋友们一起交流思想、畅谈人生，但本人一生平庸，理解问题肤浅，可能很难说到点子上。如果说错了，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科大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已经走过整整50多年了，今年是他的第51岁历程。从喜迎科大50周年生日的前几年开始，学校就组织了一系列报告会，就科大精神的提法和实质开展大讨论。校党委书记、校长、资深院士、熟悉科大发展的一些老教授、老校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他们对科大精神的看法。学校将其报告内容汇总成《科教报国50年》这本书，出版了上、中两册。我认真读了一下，感觉到不同人从不同角度阐明了科大精神，内容丰富，虽然提法上有些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就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创新、求实、拼搏。我完全赞同这些提法，没有别的新观点。今天只就我的人生经历谈谈科大精神如何激励我终生奋斗的。
我是1960年入学的科大第三批学生。当初为什么要报考科大？我们当时没有如今这么多介绍各类学校的信息，能看到的就是科大的招生简报。从中得到的认识就是：科大是中国科学院办的培养理工结合尖端科学人才的新型大学；科学院的最有名的科学家都是科大的老师；搞导弹、火箭和卫星的钱学森是近代力学系的主任。打1957年我刚上高中不久（当年10月4日），原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起，我就一直梦想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搞导弹、卫星这类尖端科学的科学家，心想，只有进科大，今后有可能在钱学森领导的团队里干点事，才有这样的可能。于是，毫不犹豫，毅然选了科大近代力学系作为我高考的第一志愿。
高考一切如愿，我被科大近代力学系录取，那个高兴劲可想而知。这不仅是我有了机会上中国科大，更因为作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我有太多的心里感悟：
其一，我能上大学，应该感恩。我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斗大的字不识三升，母亲是个文盲。新中国的诞生，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穷人的孩子以受教育的机会。依赖国家的助学金支持，我才能从中学走进大学。没有新社会，我绝没有上大学的可能，就连上中学也是妄想。因此，我应该感恩，翻身不能忘本。
其二，上了大学，我应该好好报国。我生于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那是个民族危难、战火纷飞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国家没有尊严，人民贫穷受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为了国家的危亡，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好不容易盼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中国大地又回到战乱纷纭的年代，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渡过。当时年幼，懂事不多，但自我有记忆以来，长辈在兵荒马乱中饥寒交迫、度日如年的生活，就在我幼小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在接受教育中逐步明白了一些人生道理：没有国就没有家，贫穷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国家不稳定，社会就不安宁，幸福生活就没保证。新中国虽在废墟中建立起来了，但一切都还落后，国家要强大起来，需要他的儿女们为它奋斗。作为在同龄人中只有1％能上大学的一份子，今后我应该更多想到报效祖国。
来到科大，很快就感受到这个自建校之日起，就有别中国当时其它高校的特殊氛围：朴实无华，读书气氛浓烈，社会上广泛盛传的“不要命的上科大”确实言真意切；目标明确，个个立志成又红又专的社会栋梁之才；全院办校，所系结合。中科院当时许多大师级科学家，如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马大猷等等，都在为学生上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怀着强国梦，断然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学成后回国为国家的强大献身的。大师们的强国使命和爱国情结的经历以及讲课时重点突出、主次分明、深入浅出、推理严谨的风格都深深印在我们的头脑之中。在这种氛围中受教育的人，很自然激发起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高于一切，愿为祖国强大献身的人生观；比较容易培养出勤奋刻苦、拼搏进取的从业精神以及艰苦奋斗，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生活态度。
1960年，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物质极度匮乏，粮食、肉、油都是定量供应。由于很少见到荤食，肚里缺少“油水”，定量粮食对我们这些十八、九岁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来说，确实不够吃，常常到了第三节课，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有的同学由于缺乏营养，还患上浮肿病。就是这样连饭都难以吃饱的年代，科大的同学们学习劲头仍然不减，教室里通宵达旦埋头苦读的学生比比皆是。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家庭困难的占多数，穿粗棉大布的补丁衣服，夏天光着脚丫上课的人为数不少，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我在北京上了5年大学，一共只穿了3双鞋。一到夏天，我都是光着脚丫。从武汉到北京，学生半价火车票只需8元5角钱，但我家里没钱，5年中10个寒暑假，我只回过一次家，还是亲友资助的路费。要问我想不想家，当然想，但没有钱，也只得作罢。这也好，寒暑假我留在学校里，较其他同学多了一段苦读的时间，多看了许多参考书，多做了许多习题，提前学了二外，并自学了三外。苦，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在人生道路上，不管碰到什么困难能够正确对待，泰山压顶不弯腰；苦，让我更珍惜甜。因饿过饭，我珍惜每一粒粮食；因缺钱我吃过太多的苦，我从不乱花一分钱。
科大五年求学，在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科大精神熏陶下，我们为国家强盛而献身的人生目标更明确，我们的数理基础打得很坚实，艰苦奋斗、拼搏进取、求实创新的品格在我们身上深深扎根。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军队工作。从人生兴趣和志向，到航空兵部队做机务保证工作，这确实不是我想去的地方。但我是靠助学金资助才完成学业的，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我的一切。国家的需要，军队建设的需要理应要比自己的兴趣和志向更重要。我愉快服从了分配，到了祖国最南端的海南前哨。当时正是美国侵越战争时期。美国在北部湾海域布置多艘航空母舰，并肆无忌惮对我南海海域和海南岛进行骚扰和挑衅。由于我军的飞机、雷达性能落后，敌机飞得高了我们的飞机够不到，飞得低了我们的雷达识别不了。美国鬼子经常利用他们的高空和低空优势派飞机对我海南岛进行侦察挑衅。我们部队虽严阵以待，但往往又奈何不得。记得41年前的1968年2月的一天清晨，天还没大亮，美军一架超低空战斗机明目张胆从我所在的陵水机场上空飞过，并投下大量反动传单，其中有一份传单上说，“我来了，你们还在睡大觉”，以显示他的强大，藐视我们的弱小和无能。实际情况呢，我们值班部队没有睡觉，我们十多部监视雷达都在工作，搜索空中目标；我们的夜航值班飞行员，也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起飞迎战。但苦于我们当时的装备性能低下，奈何不了这个世界宪兵和头号警察。这件事又再次使我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含义，也激起我要为强国强军献身的信念。
部队13年，我两次下放当兵，当过飞机机械修理工，做代理机械师负责一架飞机的地面维护和作战训练保证工作；先后在航空兵部队团、师、军三级机关做过航空机务助理、作战训练参谋等工作。前五、六年，几乎每年调换一个岗位，变换一次工作，有纯属实际技术性的工作，如飞机故障分析和排除，保养和维修，战斗值班；有属教学性质的，给飞行员、地勤人员上飞行原理、飞机和发动机构造等课程；有属协助司令部首长组织部队作战训练的；再就是花大量时间填写各种文书、报表，撰写各类总结、报告等等。所有这些工作，除了讲讲飞行原理课，其它都跟我昔日在学校学的东西不相关。我只得一切从头学起，边学边干。在学中求得新知识，在干中增长新才干。当时，与我一起工作的有些大学生，认为整天干这些琐碎事情是大材小用，情绪消沉，工作怠慢。在那个批臭老九的年代，人们本来对知识分子就有看法，这下就为某些人所说的“这些臭老九就是该批，该给他们一些苦头吃吃”找到了依据。我则无论干什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踏踏实实，当好国防战线上的一颗螺丝钉。虽在出身上，也属当时划定要批的臭老九之列，但是无论我被安排到哪个单位，无论做什么性质的工作，都成为抢手的香饽饽。因为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别人不能干的或干得不怎么样的，我也能干，并能干好。一段时间里，我在司令部工作，但政治部、工程部有了难解之事，部门首长会首先想到我。在很多人觉得无所事事的那段时期，我却总是忙忙碌碌，从来没有清闲过。为此，我在部队工作期间，多次被评为业务尖子，参谋标兵，学习雷锋好干部。
军旅生活我虽也喜欢且已熟悉，但我还是更向往能从事科学研究，从事更富于挑战性的大学教师工作。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大学停办多年，后期虽然不考试招了很少的学生，但是学制短，质量差，整个科教事业面临人才断层的严重状况。“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地方开始拨乱反正，动员文革前受过系统大学教育，而又不在自己所学专业上工作的知识分子到科教战线工作，名曰“归队”。当时军队也在酝酿变革，准备启用在军队干部提升中受压多年、一直表现好的知识分子。我所在部队领导清楚明示要为我安排一官半职的打算。就在人生转折的又一个关头，我毅然放弃了部队即将重用我的发展机遇，于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不久，通过给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写信，表达期望“归队”——回母校中国科大从教献身科技事业的要求和决心。几经周折，我在当年6月份回到学校工作。
放弃我已熟悉的军队工作，面临的是我虽有所知、实际是一个陌生的领域——科教战线的工作。这时的我，间断了自己学习的专业已经长达13年之久，年龄已经37周岁了，外语得从字母捡起，微积分知识都基本忘光。人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保卫祖国的事业，虽有意义，但毕竟与要开始的新工作的性质和要求有质的差别。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科大教师，谈何容易！？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决心好下路难行的现实。当教师的路是我选的，再重的压力要靠自己来顶住，再大的困难要靠自己来克服。作为中国科大培养出来的科大人，既然昨天能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干好军队工作，今天下决心回学校科教报国，又实现了自己早年希望从事科学研究的愿望，为什么就不能做好教师工作呢！我下定决心，迎着困难上，顽强拼搏，一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科大教师。
回校之初，为了尽快实现从一名军人到一个合格的中国科大教师的转变过程，我日以继夜地拼命学习和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专业知识的恢复和知识更新之中。为了抢时间，我高起点入手，全程随5系当年的研究生听课、做作业，并参加其考试；向教研室的老同志不耻下问，学习做科研，通常每天工作十七、八小时，被同志们戏称为“拼命三郎”。依靠这种拼命精神，一年之后，我承担起大学生基础课的主讲任务，并开始独立开展科研工作。
人民教师是一个神圣的岗位，赋有光荣的责任：社会把培养人才的担子交给了我们，我们就要对社会的未来负责；家长把对子女的希望寄托给我们，我们要对每一位家长的期盼负责。我发誓“甘当铺路石子，愿做垫背人梯”，“爱岗敬业，辛勤耕耘”。教书是教师的第一要务，讲好课是对教师的最基本要求。几十年来，不管社会环境和政策如何导向，我始终热爱教学工作，坚持为学生上基础课，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讲好每一堂课，每一门课。在教学内容组织上，我坚持按照理论体系相对完整、推理严谨、应用广泛的要求精心挑选，并依学科发展状况和开展科研工作需要适时调整和更新，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在打基础和进入科学研究之间构建桥梁。在教学方法上，我坚持做到：（1）把讲课当成一种艺术，应当像艺术家追求表现效果一样精心准备，反复演练，不断锤炼自己的表达能力。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力求像磁石一样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思路跟上讲课进程；（2）课堂上，除了必要的板书，一定要面向学生，察言观色，注意学生听课时的动向，适时调整授课内容的轻重缓急；（3）概念讲清，理论讲透，方法讲活；（4）课堂上提倡师生互动，注重启发，力戒灌输，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用讨论式方法讲出来的内容，更能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学生对授课内容理解得更为深刻。由于在教学中认真实施了这些原则，我的课，从课堂氛围营造、新旧内容衔接、师生互动、新内容传授到课尾小结，环环相扣，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我知道，一个好的教师能够影响乃至改变学生的一生。因此，教师要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脑子里装着学生成才，事事为了学生进步，关爱学生，奉献学生。要对学生负责，就要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为督促每一个学生听好课、记好笔记、按时完成作业，我对缺课学生或找他们谈话，或通知他们的班主任对其进行教育。我所带的研究课题组，常年坚持开展学术活动，且活动开展得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通过活动，学生的创新能力、分析表达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并培养了科研工作中的群体意识和团结协助精神。研究生初期撰写论文从不会到会的过程，就是我带领学生一起逐字逐句反复修改的过程：老师帮助学生，但绝不替代学生；老师逐一指出问题，让学生自己动手修改，常常一篇论文要反复修改十多次，直到满意为止，这比之老师亲自写费时多得多。这样，在经过几篇论文撰写锻炼之后，学生写作能力就真正培养出来了。当老师的应该知道，学生慕名来到你这里，是来求学的。作为他们的导师，要对他们各个方面负责，对他们的整个成人过程负责。要指导他们把课选好，把研究课题选好。在研究的过程中，要逐渐地培养学生的独立科研能力。作为导师，不能代替学生做科研，而是指导学生自己做科研。老师宁可多花时间也要让学生自己动手提高能力。
由于严字当头，重在学生的能力培养，这些年来，我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中，有2名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有2人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其中1人并获2005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我所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研究成果丰硕，发表的论文数量多，质量高，获得各类奖励也多。其中两篇中科院优秀博士论文和一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实现了工程科学学院4个系多年来在中科院和全国没有这两类优秀博士论文的零的突破。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虽然基于我的学术背景，我难以成为一个造诣很深的学者、名师。但我知道，只要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学生满腔热忱，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引导得法，严师也可出高徒。
就在我教学和科研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的2001年5月，我被查出患结肠癌，已到中晚期。医生叮嘱必须立即住院手术。由于临近期末，当年要毕业的学生的论文正在定稿阶段。在不惊动学生，安排好学生论文进展工作后，我瞒着学生悄悄住进医院，仅住院9天，术后刚一拆线，刀口尚未愈合，就坚决要求回到学校，立即组织学生的论文审定和答辩工作，保证了当年由我指导的学生按时毕业。在随后一年半的化疗时间，医生忠告我一定要注意休息，特别是不宜上课，但由于系里教师少，由我承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两门必修课程一时无人接手，我毫不迟疑地坚持为学生继续上课。对化疗药物毒性反应造成的种种痛苦和不适，我都以顽强意志与病魔抗争，坚持不下讲堂。学生们看着我虚弱的身体，一月数变的脸色，心疼地劝说我注意保重，实在难以坚持下来，就安排他们自学好了。学生的关心更激起我坚持把课讲下来、讲好的决心，不能因为我的病让那么多学生的学习受到影响。其间因输液治疗而不能按时上的课程，事后我都及时找时间给学生补上，从没有因我的病而欠学生一节课。我的研究小组的一切学术活动也照常进行。就在我病痛最难受的时候，不是在家卧床休息，而是尽量把工作安排得满满的，更多地与学生单独讨论研究中的问题，以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排解病痛。这就是我所称的“工作疗法”。化疗阶段过去后，病情趋于稳定，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2006年我65周岁，按规定年龄退休，但至今我仍然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除了继续为本科生或研究生上基础课，还在积极承担各类科研项目，撰写教材，以便自己完全退下来后，年轻人能有更好的接班条件。我有一个心愿：期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为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尽可能多做一点工作。
同学们，前面我概要讲了一下作为一个科大人，在科大精神激励下，我这一生的奋斗经历。由于我的能力一般，努力还不够，受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制约，我的人生基本上是平庸的，只能说自己还比较努力，过得还比较充实。更多的科大人在科大精神的激励下，拼搏奋斗，取得了比我大得多的人身业绩。远的不说，像我们60级在学校工作的施蕴瑜、李曙光、郭光灿、范维澄等院士就是范例。
科大人能够终身奋斗，得益于科大的办学理念和科大精神：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创新、求实、拼搏。这里有些提法虽然留有很强的时代烙印，如红专并进，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一定诠释之后，一点也不过时。按我的理解，红，就是要我们培养的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随时想到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红，还要有健全的人格：朴实无华，情操高尚；严谨务实，正直诚信；追求卓越，敢为人先；包容大度，宽厚待人。专，则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敢于和善于攀登科学的高峰。红专并进，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一切，无论是办科大，还是在科大受教育，都必须坚持这个方向，它永远不会过时。由于时间原因，科大精神实质的其它内容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同学们可以好好看看学校出版的《科教报国50年》这本书。
中国科大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办教育最值得骄傲的一章。我相信，我们党和国家会珍视中国科大这颗真正完全由共产党培育出来的明珠，会一如既往支持科大人把中国科大办好。全体科大人，包括在座的各位同学也都要有信心把中国科大办好。衷心期盼同学们继承科大光荣传统，坚持、发扬科大精神，为把自己塑造成时代的楷模，民族的精英而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拼搏进取，使中国科大早日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