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生
（2010年4月28日）
各位领导、同学们，今天非常高兴，再次回到母校和大家见面。最近十年，我已先后回母校三次，2000年时，科大后备军官培训基地请我和我的战友——29基地总工程师陈作斌到学校给大家讲过一次，我主要介绍我们航天远洋测量船基地的情况；2008年学校邀请我参加母校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这次是第三次，学校宣传部和选培办邀请我给国防生作科大精神报告，我想报告的题目就叫“情系科大献身航天”吧。主要讲三个方面，一是我们当年在母校的学习生活，就是在北京玉泉路那个地方的难忘岁月，二是我大学毕业后在部队所从事的工作情况，最后给同学们提一点希望。
（一）
我是1966年从母校物理系毕业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全国大学毕业生都推迟分配。我们1967年底搞完毕业分配，1968年二月到原国防科委老20基地，即东风场区报到。为什么到部队工作呢？当时部队需要人，而且可以优先在学生中挑选到比较好一点的。我自己呢，对解放军也非常向往，志愿到部队工作，二者一结合，就入伍了。但到部队干什么工作当时并不清楚，因我学的是地震专业，到部队报到时就只带了一套地震学的讲义。到部队后随即安排我们下连当兵，到最基层锻炼。我被分到司令部锅炉队烧锅炉，后又在戈壁滩开荒种哈密瓜，一直干到68年7月。当时老20基地下面有几个试验部，我班4个同学都分到第6试验部，即将从事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方面的技术工作，所以首先面临彻底改行，真是一点思想准备没有。怎么办？我们几个商量后提出还是把我们退回学校，重新分配吧，因为我们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分到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但部队领导明确表示，既然来了就改行在部队安心工作吧。我们这些人由于受学校多年的正规教育，组织观念还是有的。虽然心里有想法，但行动上还是服从的。部队对我们几个究竟干什么好，是负责的、重视的，专门找来时任渭南计算中心的李站长同我们座谈，帮我们出主意，他认为我们这些科大的学生基础好，究竟搞什么，现在不要定，可以先去湘西站看一看，那是一个综合性大型观测站，看了后你们觉得那些工作同你们学的比较接近，就提出来，让组织上考虑。就这样我们就分到了位于湖南新化县的湘西站，时间是1968年8月。那时站里的基建工作刚完，各种设备正陆续进站安装、调试。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试验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湘西站工作的老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大学里数学、物理的基础比较好，还是从事计算机程序设计吧。这样，我们被分配到测量二中队计算机程序设计分队当技师。对我来讲，程序设计还是头一回听说，人造卫观测数据处理、轨道计算完全是全新的工作，只好横下一条心，从二进制码“0”“1”开始学起。当时站里仅有一台中心计算机，北京计算所最新研制的每秒7万次运算能力的晶体管计算机，我们学计算机指令系统，学实时测量处理的分时、中断概念，学人造卫星轨道计算的数学模型及编程计算等等。尽管湖南的盛夏骄阳似火，潮湿闷热，蚊虫叮咬，然而我们不管这些，学习热情很高，常常是汗流浃背，废寝忘食，下决心从这里开好头，起好步。也是好事多磨，刚学了两个多月，正要“入门”，上面又来了通知，凡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学生，都要继续下部队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样从68年10月到69年6月我们又去了长沙岳麓山，在省军区步兵一团，打了整整8个多月的山洞，当时主要是靠手工机械的坑道作业，每天24小时分三班倒，白天黑夜连轴转。下放、改行、再下放，这一段人生经厉，确实令人难忘。现在回头来看，它对人的思想、意志、毅力、体力都是严峻考验，尽管非常艰辛，还是很锻炼人的。
我在湘西站工作了四年，在这里我有幸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得的发射试验任务。实践中我熟悉了地面站测控通信系统的工作流程，掌握了中心计算机实时、交流信息处理、轨道计算技术，接触了许多军内外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队领导，他们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夜以继日、忘我工作默默奉献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记得我国“两弹一星”元勋航天测控系统的开拓者、奠基人陈芳允老先生，任务实施时到我们湘西站进行技术指导、攻克技术难题。陈先生为人谦逊、平易近人，技术精湛、作风严谨。以后多年经常得到陈先对我们悉心指导，是我们的一代恩师。第一颗卫星上天后不到一年，1977年3月3日，我国发射了“实践1号”科学试验卫星，当时我任程序设计分队付分队长，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陈孝荣一起，带领分队的一班年轻人独立地挑起了任务重担，大家不负众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我给同学讲这一段经厉，希望能给你们有所启示，“改行”这个事情是经常会碰到的，面对“改行”，还是要从容应对，关键是要认真去干，好好地干。而干的基础、动力从何而来，我深感是学校教我们的，是母校培养的。所以起步非常重要，一定要扎扎实实地迈好第一步。
1972年春节后，组织上将我调到位于陕西渭南的六部机关工作，负责试验任务组织实施方案拟制、总体技术协调和调度指挥。有了在湘西站从事一线技术工作的基础，我很快适应了工作的变动。当时我国第一代应用型科学试验卫星正在紧张准备的过程中，卫星对地面测控系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除了对卫星进行跟踪测量外，更重要的是对卫星要进行实时控制，而且控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卫星任务的成败。原来的测量站不够了，要增加新的测量控制站，固定的台站不够了，要增加新的活动测控站。所以新的任务对我们地面系统来说是破天荒的，压力很大。我们国家真正的航天测控网就是从这时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我有幸参与了任务方案论证、总体技术协调和技术实施的全过程。1973年夏，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任务前我们地面系统的准备情况，周总理当时已是75岁高龄，日理万机，亲自听取汇报并最后定下发射的决心，对我们参试人员是极大的教育与鼓励。总理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和蔼可亲，关怀备至。对航天事业高度重视寄予殷切期望。记得当时汇报中周总理知道北京、上海分别在研制这类型号卫星，上海型号任务的总设计师叫孟执中，北京型号任务的总设计师是孙家栋，总理把他们都叫来说，你们北京和上海的要开展革命竞赛，看谁搞的好，上海经验不足的地方要向北京学习，北京要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上海，你们谁家搞的好，我都高兴。那次汇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周总理的谆谆教诲让我永生不忘。
我在渭南工作了六年，也是我从事航天事业中得到明显进步和提高的六年，我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参与组织整个地面测控系统的总体工作，参加了这一段时间发射的各种型号的卫星试验任务，以及后续任务的预先准备工作。以上是我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十年的主要经历。
随着国家空间事业的不断发展，七十年代开始建造我国航天测量船，航天测控网从国家本土拓展到远洋。1978年5月我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调到了江阴航天远洋测量船基地。从陆上测量到海上测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有许多全新的知识领城要学习，有许多重要的技术难题要攻关。我刚到江阳时，远望1号、远望2号姐妹船正在江南厂建造，因为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时间表已经提出，当时各大系统都在总进度的要求下，倒排计划。那个时候从船厂到设备研制厂所，从部队到地方都在白天黑夜地加班干，大家发扬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终于按时造出了我国第一代航天测量船。1980年5月18日我国成功地向南太平洋海或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北京指挥所观看了发射过程，叶帅在上海接见海上测量人员凯旋，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庆功大会。我有幸随远望1号船首次远征太平洋，在海上测控指挥部承担调度指挥工作。为任务圆满完成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这次任务中我荣立了三等功。
远望号远征大洋，首战告捷。实现了上级提出的“安全地开出去，安全地开回来；通信联络畅通；拿到测量数据。”这三项要求。当时因为时间紧迫，许多细致的技术工作来不及做，所以任务后我们用了近一年时间，进行了几十架次码头和海上精度校正，基本摸清了测量船的总精度有及主要分系统、主要测量设备的精度，这是测量船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工作。为尔后高精度的测量任务要求，创造了有利条件。还有，我们结合试验任务组织技术力量对测量船几大技术难题苦战攻关。如全船的电磁兼容问题，大家知道，在长196米、宽22.6米这么一个小天地的船体空间，集中几百台套测控设备，几十付各种形状的天线，频段从超长波到微波，发射、接收功率、灵敏度从几瓦到几兆瓦，同时开机工作要互不影响、互不干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经过几年攻关，在陈芳允院士的带领下，我们从理论到实践比较好的解决了，这项成果获得了全军科技成果一等奖。
远望1、2号船是我国第一代测量船，设计、建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用张爱萍的话说“出于乱世，先天不足”，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基地在几次任务使用的基础上，花了近两年时间对全船的中修技术改造方案进行了系统论证、充分准备，通过一年半的船厂施工，海上试航校正，做远望号总体性能和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达到了国际八十年代水平。这项成果也获得了全军科技成果一等奖。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建造我国新一代测量船需求提出来了，作为基地总工程师，我负责主持这项工程。从工程主项到总体论证，我们在总结第一代测量船的基础上，扬长避短、继承创新；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走出国门，大胆引进；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在保障船舶总体性能最优的前提下，注意改善船员的工作、生活条件。从1989年到1995年我们用了六年多时间造出我国第二代航天测量船。使远望号航天测量船队增加新的生力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要在三大洋布船，三条测量不够用了，经上级批准，基地将原国家海洋局的向阳江十号远洋调查船改造为远望4号船，我们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基地的“远望精神”，只用144天时间完成了这艰巨、复杂、繁重的改造工作。1999年10月我随改造后的远望67号船首航印度洋，圆满完成了“神舟1号”飞船飞行验任务。
我在江阴基地工作期间，先后担任技术部主任、基地总工程师共14年。在确保完成科研试验任务的同时，我们下大力气抓了科技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力争做到“出成果、出人才”。面对经济发达地区科技人才保留难的问题，基地上下同心协力，努力做好“事业留人”、“环境留人”、“感情留人”，保证技术队伍的稳定，水平不断有所提高。在“两弹一星”精神的影响下，经过多年的建设和科研试验任务的实践，形成了基地的“远望精神”，这就是“海上创业的奉献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战风斗浪的拚博精神，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跻身世界的开拓精神”。这是我们基地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基地一代一代远望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先后攻克了海上测控所特有的船摇稳定、电磁兼容、海上标校、船姿船位等重大技术难题，实现了从陆上测量到海上测量，从海上测量到海上测控，从卫星测控到飞船测控三大技术跨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海上航天测控之路。我作为远望船基地的成员，见证了海上测控事业的发展、壮大，亲身经历、努力实践，感到无比的欣慰。
（二）
我是1961年从江苏省海口中学毕业考入中国科大的。当时为什么要报科大？记得临近毕业时，全国很多高校招生简章像雪片似地到了学校，我印象中中国科技大学是一所培养尖端人才、从事尖端科技的、以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特别感兴趣的科大13系是为搞人造卫星的空间技术培养人才的，当时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58年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60年4月12日“加加林”上天，这些在我们年轻人心上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如果有幸能从事这个事业，那一辈子都是值得的。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国科大地球物理系，结果如愿以偿被录取了。
记得1961年9月9日到校报到的，那个年代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乘学生专列、慢车、车票9元9毛，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学校在永定门火车站有迎新站，派59级大哥哥、大姐姐在那里接我们去学校。第一次到北京别提有多高兴了，汽车由永定门经前门到天安门，再经长安街向西过西单，复兴门前往玉泉路。一路上除观景，印象最深的是教我们唱校歌，一路欢笑一路歌，到校门口时，大家都学会了，词也记住了。这就是郭校长亲自作词的校歌在我们青年学子心中的魅力。母校在北京的老校址，座落在西部八宝山旁边，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学校正门前面是宽阔的复兴大道，向东直通天安门，向西到石景山钢铁厂。东边是玉泉路，同解放军政治学院为邻。复兴大道南面是一片翠绿色的农田菜园。学校的东南角，有一爿妇女商店，其实店面不大，但当时在我们眼里是一个综合性日用品商店。校园内绿树成荫，屋宇整齐，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校园以大操场为中心，南半边是大礼堂、教研室，学生食堂，北半边是教学大楼、学生宿舍、职工宿舍，还有一个小操场。当时心想自己有幸在这样的学府里学习，真是油然而生幸福感。
从1961年到1968年初，在科大学习、生活了六年多时间，自己感受比较深，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模式、这确实是一个创造，它把中科院的人才优势、科研优势、设施优势和科大教学紧紧结合在一起，使我们能够一开始就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接受当代最先进的世界科技前沿，眼界开阔，思维领先，一代科学大师、教授、研究员给我们讲课。他们那科研的功底、思路、作风对年轻学子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受益终身。我举几个例子来说说自己的感受。
学校很重视基础教学，当时教我们理论力学课的钱临照教授，50来岁，精神气色都非常好，个子不高，一口苏南话，在201大阶梯教室给我们地球物理、技术物理系的学生上大课，每周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为了能近距离听钱老的课，我们常常一早就用课本去占位置。将听课接受知识作为一种令人神往的享受，课间休息时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一次我们班请钱老来跟我们座谈，他很高兴，记得我们班长范长春拿出福建老家的茶叶给钱老沏茶，一激动，茶杯里的开水漫出来了，他马上幽默风趣地接上来说，哎呀，同学们真是热情洋溢啊！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依旧印象深刻。由于理论力学的基础打的比较好，所以改行从事航天事业，学习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数学模型，学习天体力学、天文学等知识，就能很快地把这些东西掌握了。在同钱老座谈中间，他还同我们讲到当时最新的激光技术，红宝石激光切割技术，他说这些技术以后应用前景不得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钱老的预见真是意料如神啊。
傅承义老教授亲自给我们讲地震学，他是国内最权威的地震专家。六十年代板块理论刚刚提出来，他就给我们讲述地震形成的机理。从地球内部分层到地壳构造的差异性，探索地震预报，要分析研究断层理论、板块碰撞理论等等，他对地震波理论的分析研究造诣很深，傅老认为这是研究地球内部构造最重要的手段。这些教导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是我们的系主任，他和傅老亲自给我们做专业介绍。他把整个地球物理系的概貌介绍后，在讲述高空大气物理专业和地震专业时，形象地借喻白居易的著名诗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使枯燥的专业词汇，充满了诗情画意，感觉亲切，生动。觉得大科学家非常有文采，处处是我们的楷模、令人敬仰。
第二点感受，讲讲“又红又专，理实交融”。这是国家和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校歌的精华所在。在我的记忆中，郭老在我们面前亲自朗诵校歌歌词不止三次。一次在开学典礼上，一次在63年的毕业典礼上，当时他很高兴，也很激动，他在校歌里所期望的东西已经开始开花结果了。陈毅、聂荣臻、罗瑞卿、杨秀峰等都来参加毕业典礼了。陈老总讲“形势”，老校长就朗诵校歌，他的希望充分地体现在校歌歌词里了。下面也举几个例子。
我们刚跨入科大的校门，上的第一堂课是学校组织我们开展形势教育。当时班上的同学来自祖国各地，系里组织我们用了好几天让大家畅谈祖国的大好形势，坚定上学后刻苦学习的决心。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家决心艰苦奋斗，共渡难关，为国分扰。通过形势教育把大家振奋起来。记得陈毅付总理兼外交部长，在1962年和1963年两次给我们做形势报告、校团委书记给大家传达邓小平的形势报告等等。总之形势教育在大学生活中一直贯彻始终，将埋头读书同胸怀天下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二，学校很注重传统教育，那个年代叫阶级教育，我觉得这一条也很重要。我们的事业总是要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老一代要把接力棒传好，要讲光荣传统。大学期间我们听过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作者吴运铎的报告，他用金子般的语言我们讲人生、讲理想、讲奉献，在年轻学子的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学校还请了石景山钢铁厂的老工人给同学们上“忆苦思甜”课，实际上就是传统教育，要让大家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创造未来。第三，是安排适当的劳动锻炼和社会实践，每学期我们都有半个月左右的下乡劳动，接触社会、接触工农，这与课堂学习其实相辅相成的。另外，在“理实交融”“学用结合”方面，学校也是用尽苦心，精心安排。如在我们学习完“普通地质学”课程后，接着就安排到京郊房山县周口去进行野外实习，那里号称世界地质博物馆，各种地质地貌非常齐全，半个月时间，收获很大。在我们地震专业课学完后，我们还去地球所实习了一个月，这实际上是今后工作的一次预先体验。1967年河北大城地震后，我们班上的部分同学立即奔赴地震前线，到现场进行宏调查、组织群测群访。同时我们还创办了“地震战线”刊物，郭老欣然为“地震战线”题写了刊名，并题词“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上地震科学的高峰”，寄托了对我们的殷切期望。除了以上两点主要感受外，我还觉得当年学校里的氛围非常好，同学们象校歌里所唱的那样，刻苦学习、辛勤劳动，团结互助、活泼英勇。郭校长每次来学校参加开学典礼后，都要到各个学生食堂转转、看看，每逢这时大家就特别高兴，围着他说，郭老，我们肚子里油水少，吃不饱，稀饭太稀，肚子撑大了，饿得更快。郭老看了大家后，就记在心里头。后来，听说老校长把他的稿费拿出来改善我们生活。有一次，我身体不好，在北大附院住院半个月，班上的同学把我住院期间的所有课堂笔记都给我抄好，送到病房。期间有来看望的，有送鲜花的，有写信的，有写诗的。我现在还留着当年的明信片和诗，所以同学之间真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当时同学们都积极要求进步，我们班上大家自发地组织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和学习党的知识小组，尽管功课的学习负担很重，大家还是像雷锋说的那样发扬“钉子”精神，挤出时间，钻进去，从心底里觉得要好好学这些，而不是做做样子或随大流，这确实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几十年过去了，每当老同学聚会说到这些，大家至今依然非常开心，非常留恋。所以这种氛围、校风，我终身难忘。
（三）
作为校友，我最后想给同学们提点希望。我先读一段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莫斯科看望中国留苏学生时讲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我们第一代领导人对我们后人寄托的殷切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一直牢记着领袖的教诲，我们有责任将它一代一代传下去。我希望科大的年轻学子，我们的国防生，珍惜在科大的峥嵘岁月，珍惜在科大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多学知识、学好知识、练好本领、打好基础。在做学问时，要坐得住，静得下心，要吃得起苦，耐得寂寞。第二，要严格要求自己，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我们科大人就是讲认真。要注意全面地锻炼自己，人是需要全面锻炼的，这就是百炼成钢的道理。这样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都有一个好的基础。总之，政治上要强，业务上要精，眼界要开阔，思想要活跃，使自己成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人。最后也祝愿母校，按照新的办学目标，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培养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