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森
我在科大从教已有24个年头了，提笔来论学校精神，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可转念一想，精神总是人之精神，学校精神也无非是过去现在工作生活在这个院墙内的人群之精神。可精神看不见摸不着，于是精神大致又只能从人之品行上觉察出来了。
钱临照先生活着时我是有过接触的，先生爱国敬业博学仁人的人生，我十分景仰。何作惠院士，我从没有接触过，从校报上得知他将十余万奖金捐给贫穷的学生，读到他平实质朴的讲话，给我的感动总难以释怀。我想故去的钱老，健在的何院士身上无疑是反映出学校精神的。可还有一些极为普通的员工的品行也是构成学校精神的。
有几位“老科大工友”我总是心存敬佩的。科大未通管道煤气时，大家都烧液化气，气站负责人戎义功老师傅敦实的身段，黝黑的面孔，沁透着“较真”的劲，戎师傅不图名利任劳任怨，工作在风险和责任都十分重大的岗位上。教职工灌气，他做到领导群众一个样，公平称放在出口处，谁也不得多沾学校的便宜，职工应得利益谁也不许克扣。灌气这个危险的活，老师傅总是走在前头。戎师傅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是个“老采购”，那时采购员可是个受罪的差事，物资匮乏，什么都凭票，采购就是求人的事，老戎师傅起早摸黑排队，骑自行车驮菜驮肉，刮风下雨吃尽苦头，戎师傅几十年如一日没为自家捞取点滴好处，老人没有一个孩子安排在科大工作。老科大人摸心想想，这也实属不易啊。
90年代初，我在后勤管理岗位做过一段工作，每次审批老采购员孙洪利师傅的帐目，我总持将信将疑的态度，因为转轨社会，价格双轨制，猫腻防不胜防，以为他可能得了不少好处。几年后，孙师傅请我代笔写封家书，我去其家中，目睹一室一厅的屋里四壁空空，家里仅有一张床，一个衣厨和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面对略微驼背而又显苍老一生方正的高个老汉，我深为震惊和惭愧。他后来对我说：“那商家的鬼点子鬼手段可多啦，我不搭理那一套，规规矩矩做事做人，才是正道。”孙洪利老师傅的老伴患有高血压，且无正式工作，老师傅能几十年“站在商海边，从未湿过脚”，如此公私分明高风亮节的品格与有些贪得无厌假公济私之人形成多么鲜明的反差。
还有一位印象深刻的是高挑个子清癯面孔的田风云师傅，他也未必记得我了。那还是80年代中期，我去后勤文具老保用品仓库借横幅，走进田凤云师傅管理的仓库，百十平方的仓库管理得井井有条，货架物品码放的整整齐齐，标签贴得明明白白。田师傅让我出示证件，写下借据，叮嘱我要按时归还，还念叨谁谁不负责任，哪年哪月借的保温筒不还，谁谁借的收录机大喇叭未还，谁谁借的手电筒未还，且翻出借据要我评理，还报怨说这些人不自觉，催也不还，给领导汇报，领导也不管，他那种一丝不苟、一尘不染、爱库如家的敬业精神令人折服和赞叹。
戎义功、孙洪利、田风云三位老师傅都是科大下迁时与科大一起来合肥的“科大老工友”，他们为科大默默无闻，兢兢业工作了一辈子，现在都已年迈退休。他们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公私分明，高风亮节，不图名利，爱校如家的品行无疑是学校精神的有机构成部分。无疑他们忠厚平实质朴的品行和人格一直支撑着科大的成长，教育和感染着我们这些后来科大的人。
“精英主义”是当下建校兴业的主张，这自然也是有道理的，学校的成就显然离不开知名教授学者的建树，可我们从一个长时间的历史维度上看，当年的精英也不过了了，可一个学校多数员工的品行与建树，一代又一代员工的品行与建树，逐渐地沉淀，才凝练聚合成一个学校的精神。今日科大之精神的弘扬，我想还是既要弘扬钱先生何院士博学仁人，立说立业的精神，亦当弘扬戎义功、孙洪利、田凤云这些老工友们作为一个群体反映出的忠厚平实，质朴奉献的精神，他的身上放射出的科大创业期的精神，同样也是光彩照人的，值得我们今天在科大工作的人们去发扬光大。
他们值得赞颂，值得敬佩，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