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荣典
真快！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已经四十五年啦，在中国科大工作亦满四十年，可谓
今生与科大共存。作为中国科大第一届毕业生，回首往事，感慨良多，但又深感 “悠然
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被历代中央领导关怀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长速度确实惊人，许多局外人对此既赞
许又疑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如何成长的，确实值得总结，但本人无此能力。然而在留
校工作四十年之际，蔡老兄（有智）发话，众兄弟相随，三十几条好汉，四十年风雨，
总该谈点什么吧，所以就勉力写点感受，发点议论，不成文章，就算一次“聊发少年
狂”吧。
一
人民日报刊登学校成立暨开学典礼的报道中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成立是“中国教
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中国科大四十五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论断是正确
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全国向科学进军需要大批高水平科技
人才而成立的。她的办学目标明确而超前——培养尖端科学和技术人才，一直激励着科
大师生拼搏奋进。在这样办学目标指引下，中国科大首先打破过去中国高等教育理工分
割的办学模式，建成理工结合，学科交叉的新模式，开设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专
业），体现了教育的超前性。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新体系。
培养尖端科技人才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的文革时期，不怕极左思潮猖獗，坚持按教育
规律办学，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要求，起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汇报提纲”，后又代科学
院起草向中央提交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即代拟稿），在
我国科教战线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科学院立即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在会上以及
其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科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
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
率先建议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实行学士、硕士、博士（三士）系统培养方案。
建立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实行4－2－3分流，加快研究生培养。
创建少年班及“00班”。
最早走出国门，培养师资；邀请国外专家来校讲学、交流。
最早实行“准学分制“等办法，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建议及办学措施，被证明是科学的。符合教育规律的办学模式，已逐渐被其
他大学所采用，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后就处在新中国第二次教育改革期
间——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这是中国教育受到严重破坏的年代，但中国科大的
领导（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有些美籍华人说：中国科大之所以办得好，就是因为
她是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的，此话千真万确）和全校师生，以极大的勇气，坚持按教育
自身规律办学，坚定不移的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才而努力工作。可以说，中
国科大引领此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走向。
二
中国科学院向中央领导申报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目的就是为尽快改变和填补国家
新兴边缘科学技术的空白，加速培养国家急需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这样的建校方针，
对激励科大学子刻苦学习起着巨大作用。同学们都为发展中国的“两弹一星”努力拼搏
（当时所说的两弹是原子弹、氢弹，后来演化为原子弹、导弹。一星是人造地球卫
星）。
由于中国科大的办学方针，专业设置都是新兴的边缘科学与技术，不但强调攀登科学
高峰，更强调不断创造新的科学技术高峰（校歌！），因而在每个科大人的内心深处，
都培养起强烈的创新意识。与此同时，学校又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作风，郭老要求
学生不但要求重视科学更要尊重科学精神，大胆创造要与科学精神相结合。这在蛮干浮
夸成风的大跃进年代里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学校也广为宣传并要求科大师生遵从钱学
森先生提出的科研和治学的三严作风：严肃、严密、严格。这些都使科大学生受到深刻
教育并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也是许多中国科大毕业生在工作中取得好成绩，成为科
研骨干的重要因素。
为了这些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目标，第一次各系主任会议特别讨论了科大教学特
色，归结为：1 功课要量多质高。2 基础课和专业课兼施，培养多面手（实际上是
要求知识面广）。3 红专并重，以红带专。这些特色就形成了中国科大教学重、紧、
深的理念。
为了使学生们适应这样繁重的学习任务，前辈科学家不断的传授治学方法，教导同
学们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郭老教导我们：必须有深厚的基础，才能向高层次突破。要
求每个人都要刻苦学习，同时又告诫我们，“不要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而要理
实交融，掌握规律，灵活运用规律，创造未来。华罗庚先生多次讲话和撰文谈学习问
题，他指出：“天才在于勤奋”。提出“读书要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的学习方法，
被同学们视为至理名言。钱学森先生在给分部全体学生做“以唯物辩证法指导科研工作
（大意）”报告中谈到，他在国外花了廿年时间总结出有效的科学思维方式方法。回国
后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早有透彻的论述。进而说明读书是获取知识的最好
捷径，也是开拓新知识领域的前提。
在前辈科学家的谆谆教导下，在广阔深奥的知识海洋中，科大学生专心致志，刻苦
学习。记得我们“实验方法”课考试，从上午八点开始，最早交卷的是下午三点，最晚
的接近五点，中间上厕所，吃饭自己掌握，但绝没有不轨行为。以致社会上流传了“不
要命的上科大”一说。每个科大人都以此为荣，获益匪浅。
这就是中国科大的学风！
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之初就显示出她的独特风格，其办学方针提出以抗大为榜样，
办一所理工结合，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学。被周总理肯定“是施政
方针”的“继承抗大优良传统前进”，就是郭沫若校长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
典礼上致词的题目。中国科技大学的主要缔造者聂荣臻、张劲夫、郭沫若、郁文、严济
慈等人，把土、土到家的抗大与洋、洋到顶的培养高新科学技术人才的理工大学融合在
一起！这是何等睿智！就是这种匪夷所思的奇妙创意造就了一所独具特色的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并且能够快速茁壮成长。
我们学生记忆最深的是：抗大是一所没有像样校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一
大批军政干部，对保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的学校。我们要继承的
抗大传统可归结为：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敢于胜利的
勇气；刻苦学习的态度和学以致用的方法，以及坚定的革命信念。这些抗大精神与上述
的中国科大学风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风。
四
“学术民主”或称“学术自由”是被普遍认同的又一中国科大特色，这也是中国科大
能够迅速成长的有力支柱。
中国科大的学术民主首先表现在历届党政领导对待学术问题的开明态度。在科研方
面，鼓励和支持广大教员提出有意义的项目，而不在乎提出者名气。实际上，同步辐射
大科学工程的建设就是典型例子。世界上多数重要科技成果是那些“名气”不大的人作
出的。（做出成绩后，才变得有名了。例如：在X射线发现以前，伦琴被认为是“一个
并不突出但还不错的物理学家”。）而世界上能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却少的很！可见
“学术民主“之重要、中国科大党政领导之可敬！
在教学方面，提倡科大教员讲课各有风格，自主取舍教材内容，介绍最新成果和实际
工作中的应用及教师科研工作和体会，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通过学生们交流（中学同学
和相识同学间的交流）形成广泛的影响，有利造就学术自由的气氛。
中国科大学生是在学完基础课以后，再自主地选择专业（当时这样做的学校极少）。
建校之初，学生转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对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形成学术自由
的环境都起着积极作用。
有人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形成“学术民主”的原因单一的归结为中国科大是新建学
校，又遇搬迁，少有学术“权威”（其实没有绝对权威，甚至不应用学术权威一词，因
为权威一词含义不应与学术联系在一起）。其实在中国科大建校之初，搞科研献礼和建
专业实验室及开展科研工作时，学术民主已经形成，只不过搬迁合肥以后，变得更明显
更突出。若考虑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科大前后建校的许多大学，也有些向内地搬迁的
大学并未突显学术民主，就不得不承认在科大工作过的前辈科学家学术民主的风度，他
们为培养中国尖端科学技术人才而对青年（包括青年教员和学生）倍加呵护。科大党
委——中国高校体制下的学校主导——早已做到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科学规
律，才能使“学术民主”发挥作用（有些学校具有比科大更雄厚的人力资源，但没像科
大这样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科大更有像包忠谋副校长这样的管理者。他们勤政，深
入到广大教员之中发现，支持一切有创意的科研尝试，调动广大教员的积极性，对形成
学术自由民主起到推动作用。是否可以说在中国科大历史上曾经做到过“学术自由，兼
容并包”？！
质疑、探索、求真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学术民主”或“学术自由"是科学发展的支
柱！
五
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上学还是留校工作，每周三、六下午政治学习时间雷打不动。
现在看来虽占用了不少时间，当时也许过分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对正在成
长的青年人，仍然是有必要的，只是内容和时间安排更要得当一些。
在我的回忆里，中国科大的政治学习中，报告会特别多。来做报告的人，有国家领导
人如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有科学院领导郭老、张劲夫、杜润生、郁文等，有部长
何长工、罗瑞卿等，有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潘梓年（哲学研究所所长）
等，有英模人物、艺术家，甚至有人民公社负责人，也有许多学校领导人。这些报告的
内容丰富多彩，有国内国际形势与我国的政策；治学之道；革命传统；英雄模范的感人
事迹和奉献精神；世界观形成及其作用；艺术欣赏及陶冶，以及校内的重要举措和重要
情况等等。报告的内容重要丰富，报告人的讲演分析透彻，语言生动极具说服力，在学
生中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
1962年陈毅副总理在报告中谈到当时国际形势，中国外交政策及成就；蒋介石要反
攻大陆，最后讲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恢复应有的名誉地位。他还说中国有
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就硬气了，好当了，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把中国尖端的科
学技术搞上去！陈毅同志在中国科大的报告转发全国有关部门，曾听几个人以羡慕的口
气说，陈老总的报告是在你们科大做的，此时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郭老是同学们崇拜偶像，他对同学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包括经济方面的资助），言词
诚恳的谆谆教导都使同学们非常感动，他每次来校讲话，同学们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听
取。张劲夫和郁文同志的报告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讲的多是政治、政策问题，但没
有给人说教感，他们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具体透彻，他们用生动的语言做激情演讲，深深
感染吸引着学生，不时被笑声掌声打断。前辈科学家的报告更令同学们神往（前有所
述）。
这些活动的影响虽然是隐性的，但却是巨大的、深远的，使同学们了解国际国内校内
大事，知其历史和现实（包括成绩和困难）和将要争取达到的美好目标，同学们自然就
产生爱国爱校之情，自然就想为其做出奉献。很难想象一个人会为他不了解、不热爱的
事业做出奉献。
六
无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合肥是科大建校史上的最大最重要的决策错误。其负面
影响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十年？！），决策错误的根源在于对教育规律的认识
不足，重视不够，没有遵守。毕竟江西共大模式是办不出一流大学的！所幸的是科大很
快就从错误中清醒过来，恢复了尊重科学规律，按教育自身法则的办学传统，不但保住
了中国科大，而且大踏步前进了。所以，下迁合肥充分显示出中国科大优良校风和独有
的文化背景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也显示出科大人能够在近乎绝境中战胜困难，获得新
生，这是意志、毅力和能力的体现，是抗大精神的重现。
刘西尧同志在北京极力阻止科大搬迁失败后，面对下迁合肥的既成事实，可能认为中
国科大已不能按原来的办学方针继续下去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中国科大划
归安徽省和第三机械工业部领导，但原有37个专业中，有18个与三机部不对口，不能
继续办下去。刘西尧于1972年4月，以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的身份召开有二机部、三机
部、中科院和安徽省参加的解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关问题的座谈会，（我校姜志敏、
武汝扬、钱志道参加），提出把与三机部不对口的18个专业分别调到有关学校，其中近
代物理系所有专业调往四川重庆，在北陪与“哈军工”相关系组建原子能学院。这样的
结果就是把科技大学肢解，给安徽省留下一个部属学校。是武汝扬同志以毛主席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要轻易解散（大意）为由，据理力争：如果把18个专业都调走还成
什么科技大学？现在还不是解散中国科大的时候，此会无果而终，同年8月，国务院科
教组在京召开第二次科大问题会议，我校仍是姜、武、钱三位参加，此后于1973年3
月，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体制由中国科学院和安徽省双重领导。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存亡的关键时刻，武汝扬同志挺身而出，有勇有谋，保住了科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被保住了，但对于一个重点大学而言，其办学条件之差是罕见
的，困难是客观存在而且严重。科大人不但没有被吓倒，也没有丝毫气馁，上下一致，
不顾生活上的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对基础很差的工农兵学员（这
是历史造成的，不怨他们自己）从补中学课到教大学的知识，全力以赴。在楼道里、楼
梯下照样搞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科研课题，沉积下来的这些科大人成长为中国科大的中坚
力量，是科大的脊梁，再创了科大的辉煌。
除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外，中国科大党委作了几件其他学校不敢作的事，最突出的是办
了两期教师进修班。培养一批年青教师，弥补教员年龄断档，为中国科大的腾飞提前准
备好条件。另外就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要求，起草“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汇报提纲”和代中国科学院起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
示报告”，突显了中国科大的领导（包括科学院的领导）只想为国家培养人才，坚持真
理，按教育科学规律办学，而不顾个人得失。无私才能无畏，真正做到了“立党为
公”。（为此武汝扬同志被第二次打成走资派，胡耀邦、李昌同志也受到四人帮的迫
害。）
七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发展史上，有一点是值得书写的。那就是中国科大从不照抄照
搬其他学校成功的经验（研究借鉴是必不可少的），也从不随大流，简而言之就是不跟
风，甚至顶风办学，中国科大始终是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自身的条件走自己的路——
世界名校都是走自己的路！除上所述以外，再举两个例子，看似小事，实非小事，影响
深远。
一九五八年建校开学后，正值大跃进高潮，也刮起教改之风，几乎所有学校都停课投
入大炼钢铁和与工农结合的运动中，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甚至一两年不回校上课。对这
种“教育革命”的宣传比比皆是。就在许多人头脑发热之际，郭老对郁文同志说：“郁
文呐，学生还是要上课的”，郁文同志就忠实的执行了学生上课。全校只停课三周，第
一学期共上课三个月，可能是全国唯一的。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又掀起大搞技术革新运
动又有不少学校停课，中国科大没停一天课。文革期间，极左的四人帮大搞上、管、
改。实际上是瞎管、乱改就是不上（课）。中国科大就是坚持上课。四系有些学员不服
要罢课，系总支和教员们讨论决定宣布：只要有一个同学到课，教员照常讲课，期末考
试照常进行。武汝扬同志到4系说：党委支持你们。结果两三天以后，没人再罢课了。
其结果是科大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在教学科研一线工作并取得很好成果的人数（所占学生
的比例）是最多的。学生要上课要复习记住基本原理概念公式，还要考试；考试是学生
总结提高的过程，也是考察教和学两方面的效果，这个教学三部曲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活
动和基本规则。已近乎常识性的真理，却能被“教改风”刮得乱七八糟值得深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后。许多学校的学制改为六年，尤其是北大、清华改为六年
后。中国科大也有不少人（包括学生）认为科大不能比别的学校学的东西少，比别的学
校差。希望也改成六年。张劲夫同志一次给全校师生的报告中说，科学院仔细研究了中
国科大的学制问题，决定仍为五年，而不管其他学校是几年。理由是根据中国科大的培
养目标和现实的教学安排，认为科大学生的学习和训练，已达到要求，将来能胜任科研
工作并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学校不可能把一个人一生所用的知识全部教给学生，以后只
能靠工作中自学。另外科学不断发展，学制是否不断延长？这是不可能的。同学们听后
都觉得有理，不再为比别的学校少学一年而担忧。张劲夫同志讲的学制问题处理过程及
依据比其结论对同学们影响更大，更重要。
一提到中国科大顶风办学，许多人心存疑惧，把它作为办学经验更是认为不妥。本
人却未敢苟同。关键是顶什么风，为什么顶，怎样顶风。顶风虽然可能得罪一些人，甚
至是顶头上司。但如果是为发展教育事业，更好的培养国家需要的高水平科技人才，这
样做还是值得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以来，实际上是忠实的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
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虽然不敢说
比其他学校执行得更好，却决不逊色。中国科大建校方针中，以抗大为榜样，又组织大
量的政治报告、政治学习及讨论，就突显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只不过在执行教学过程
中，又遵从了教育自身的规律。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天下皆然（西方国家也无例外，只
是形式不同）。但教育不等同于政治活动。在服务政治的大前提下，教育有其自身的运
作规律，学校有探索真理的学术自由（西方人称之为教育的独立性，是否正确可以讨
论），每个有政治头脑，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人都应该这样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包括科研实践，这是科大办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更不在话下，中国科技大学培养出的学
生质量好，已被国内外普遍承认。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中国科大顶风办学，是哪些方面呢？简单的说就是大跃进时期停课最少，文革时期上
课最多；教师进修班培养青年教师；起草“汇报提纲”和“代拟稿”。这些工作的正确
性及取得的成效已不必再多说了。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科大领导和广大师生对祖国
教育事业赤诚的心，对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和坚持真理的胆识。
现在重提不跟风，要独立思考办学理念并采取相应措施有无实际意义？答案是肯定
的。改革开放廿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由于大政方针性的错误而需要
顶风办学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然而，在世纪之初世界各国都在思考，讨论（争论）大
学的作用、定位和改革，以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连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
也是怀着不无恐惧的心态，对待这些问题，以保持世界名牌大学的地位。在国内教育改
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由于现在的大学改革涉及对大学教育的再认识，包括将来社会
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及大学作用；社会（政府、用人单位)和学生家长对学校的企盼
（包括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与学校教育之间协调等等，具体到一个学校，在改革时还要
顾及学校历史和现有条件。可见对中国的大学而言若想争创适应新世纪发展的名牌大学
而进行改革是一个多么复杂但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决不是简单地改变一些机构、管理
办法，引进点新教材，甚至只是把别人的办法引入或者拼凑些条例就能成为一流大学。
创办一流大学是一个艰苦且需要相当长时间（10年？20年？）的探索过程，不可能
一蹴而就。面对如此复杂的新事物，创办过程本来就难免出现不适当的想法和决策，再
加上许多人会急于求成（可以理解的心态），各国都有可能出现一些采取急功近利的做
法的学校。以现代化社会标准来看，我国目前人文教育比较落后，人文环境极待提高，
人们的科学水平、科学思维和科学决策水平还不高，也不普遍。今后在大学改革中国内
外会刮什么风也难预测。那么不盲目跟风转就十分必要了。
八
党委治校，教授治学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功的重要保证，在中国由谁来
治校一直是个争议的问题，不少人主张教授治校，其实并不正确。因为管理思维与科学
研究思维，尤其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差别极大，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差别也很大（这里
不再讨论这些差别）。正如理查德•费曼（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在他“科学的价值”
讲演中说：“对于这些比科学研究复杂千百倍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决
无灵丹妙药”。“我认为当科学家思考非科学问题时，他也是无知的，当他要对非科学
问题发表见解时，他和所有的门外汉一样幼稚。”治理学校实质上是解决社会问题，或
更确切地说是解决社会问题中的教育问题。那么管理学校的人就不应当是门外汉的科学
家，而应当是管理的行家里手。像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应同时是政治
家、教育家、哲学家（大意）。如果是科学家当大学校长，他就必须随身份的改变，而
改变其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否则就不会胜任。这也许就是国外大学，绝大多数是人文
背景很强或本来就搞社会科学的人当校长的原因。在中国大学里有党委，他们职责原本
就是搞政治，搞管理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人，党委治校应是对的。
大学应该是传授知识，探索真理和培养学生优秀品德的场所，既要传授旧知识（已知
的科学与技术），又要发现、发明新的理论和技术，治理大学是管理者的任务，同样道
理，治学的任务应由教授们来完成。治校者的任务之一，甚至可以说主要任务是为教授
们创造优良的治学环境——学术自主、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党委做到
了这一点，使得党委治校、教授治学达到了完美的结合，结出了丰收的果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之初，中科院党组和中国科大党委就把治学任务交给了科学
家，对科学家治学是绝对地信任、支持，极少干涉。科大的系科（专业）设置，教学及
课程安排，自主教学方式方法，科研项目选定，都是由科学家设计的，完成的。形成了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办学模式；构建起重紧深的教学格局和
“三严”治学风格等。都是教授治学的硕果。
在中国科大，不但教授受到尊重，一般年青人才也得到关心爱护。郁文同志对调入中
国科大的一批被认为有问题的年青教员一事的评价是：“科大发了一笔洋财”（在文革
中，这也是郁文同志的罪状之一）。在中国科大的宽松环境中，这些老师也确实发挥了
明显的作用。另外在其他时期的教师选调中（包括教师进修班）都没有受到极左思潮的
影响。在教学和科研 的安排上更没有歧视青年人。
中国科大党委带领党政工作人员承担了所有的校内外社会活动，处理各种运动中的问
题和上下关系，承担了所有教学、科研和人员生活的后勤工作，而没有让教授们（各系
主任和在校主管业务的副主任们）分散精力。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筹备期太短，
建校一年多就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刚有好转又遭遇文革下迁，科大办学的物质条件之差
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中国科大四十五年的历史是年年面对困难度过的，所幸的是中国
科大党政领导与全校师生一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获得了喜人的成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之初制定的办校方针，培养目标，及其校歌，一直激励着科大
人树立雄心壮志，不断向前，为祖国建功立业，在任何岗位上都要做先锋的信念；中国
科大的教学模式和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在科大形成的学风是勤奋再勤奋地刻苦学
习，理实交融；在“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的良好氛围里，以“三严”的科学作风
不断攀登并创造科学高峰；中国科大党政领导的务实精神和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以及成
功的品德教育，筑就了科大人的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尊重科学、遵从科学规律、理性
地对待一切的校风。所有这一切融合成不辱校名——科学技术——的中国科大人文环
境。在这种人文氛围中成长的一代代科大人，不但爱祖国、爱事业，更异乎寻常地热爱
科大！
这种根深蒂固的科大情结，不仅激发了科大人克服困难办好科大的决心和意志（在搬
迁合肥后表现得更突出），也会激发出不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成世界名牌大学誓不罢
休的气概和决心。这是中国科大一笔用之不绝的宝贵财产。让我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
护科大人的科大情吧！使其发扬光大！
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一次面临发展的十字路，在全世界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想办成世
界名校，难度陡增，竞争激烈。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仍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仍
然得到中国科学院重视和支持，自身的教学和科研基础设施、办学条件已经极大地改
善，已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更可庆幸的是
中国科大的人文环境尚存，科大人的强烈的科大情尚在，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个世
界知名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争创二十一世纪的名牌大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改了。它已经触及到人类社会
发展与大学教育关系的一些深层次的根本问题：大学教育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的
作用和地位，以及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的作用——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提出
和争论这一问题的诱因，显然是目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观念，但其本身却是现代大
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必须研究的问题。它将决定一流大学的走向，影响深远而长期。
如果说解决这类根本问题尚需时日，且对目前的大学具体改革而言，又显得过于深远。
那么作为具体改革的指导思想，例如，教育的基础性，相对稳定性与超前性与现实社会
需求的矛盾和统一；教育应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促进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教育不
等同于经济，如何认识和处理教育不受经济规律支配问题；学校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关
系；教育不能培养单面人等等，应该认真思考，毕竟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没有正确的
行动是普遍适用的原则。只有把这些理念搞清楚，才能有正确的大学定位。有明确的培
养目标，找到合适办学模式，才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好传统。有理由相信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科大党政领导带领广大师生员工，走自己的新路，做到中国科大
不是北大清华，不是哈佛、MIT，也不是牛津、剑桥，科大，就是科大——世界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