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荣平
2007年11月6日
年初的时候，校领导让我来做一个关于“科大精神”报告。科大精神博大精深，至今还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这样也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探讨，谈谈自己的感受。作为科大学子，对于科大精神的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感悟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同学们在校期间的感受和工作以后的感受是会有差异的。下面，我想通过追忆科大岁月的历史片段，来谈谈我对科大精神的一些粗浅的认识。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在座的同学提出批评。
我的报告主要分三块：第一，科大精神的形成；第二，科大精神的内容；第三，科大精神的延伸。最后和大家交流一下个人的一些看法，谈谈对于母校以及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些想法。
关于科大精神的形成。我想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像中国科大那样，从诞生之始就与众不同，一招生就是重点大学，短短几年就能够跻身全国名牌大学之列。我是78级物理系的，1978年10月5号正式到科大报道，到现在差不多接近30年了。但在开学典礼上，有关领导和老师的一些讲话对我们的影响一直是很深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劲夫同志到我们的开学典礼上作报告。他当时可能也因为没有带稿子，一下子讲了4个小时。4个小时，全体师生却没有一个人感觉到疲倦的。他说，科技大学从1958年4月开始酝酿，到58年的5月9日正式由科学院向聂荣臻副总理递交报告，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5月21日总理批示，6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来议这件事情，这个速度大家可以想像。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包括张劲夫是主要策划人，还有郭沫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科大创办的全过程。其实创办科大是在一个没有充分物质准备的条件下办成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等一些相关的机关腾出一些他们的办公用房和宿舍，满足了第一批学生入校最初步的物质条件。当时的师资，主要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和老科学家。
78年，我们刚进校的时候，我记得请58级的老校友，来讲建校初期的一些奇闻轶事——他们怎么样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建校劳动中，去平整操场、打扫教室、植树等等。从老校友的介绍中，让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学校师生的那种热情和激情，他们立志又红又专，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忘我的学习工作，这在他们的语言描述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我们进校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定的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经历了上山下火多年辍学，等这样的一批青年才俊来到科大，充满着学习激情。现在问问在座的同学，人生能有几次充满激情的学习阶段呢？我想等你们毕业了以后，这个答案就会越来越明确了。实际上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是容易改善的，而学习的激情很难取得。人生为什么要学习，在座的同学都是高中的佼佼者，大家在高中阶段有学习的激情，可能是老师让你学，家长让你学，寻梦大学激励你学。但进入大学以后，是否还有这样学习的激情？每个人可以自问一下。在缺少充分物质条件的科大创办初期，为什么短短数月，就有一大批优秀青年来到科大？这除了有政府的通知，有各招生单位的具体操作，但最重要的，还是那些有志于科学报国、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的考生。那么，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来到科大孕育的是什么？我想应该从科大建校的历史背景讲起。1956年3月15日，国务院成立了以陈毅元帅任主任的科学规划委员会，调集了几百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来编制规划，这就是我们常常谈起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同时邀请了16名苏联著名科学家来帮助中国把握发展的趋势。这个规划，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指导方针。56年12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后施行。在这个规划里，提出了12项重点科技任务、17项重大科学系统、616个中心问题，阐述了基础科学发展道路上科技体制、科学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合作等等问题。建国以前，有中央研究院、北京研究院，也有一些规划，但是像56年这样制定大型的中长期科学规划，还是第一次。从任务到基础设施再到人才队伍的建设，我想科学院的一批研究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规划指导思想下组建的。人才问题是中长期规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而在当时，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家今天看到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很大的差别。当时科学院的组建，基本上将国内一流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家的90%以上都网罗过来了。所以周恩来总理每次在工业部门开会的时候都把科学院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他表示，工业部门开会，没有科学院专家不能开，因为不能够适应当时的科学前沿发展的需要。在这个背景下，科学院的一些领导提出，目前的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是说目前分到科学院的一些毕业生，满足不了前沿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需要，所以有人提出科大科学院能不能自己办一所大学这样的想法。随后，科学院操作自己办一所大学，而且系科按照前沿科学去制定，直接面对国家战略人才需求。
科技大学是从零开始的。科技大学的成立赶上了国家在实施科技中长期的规划，即所谓十二年规划，赶上了我们要向科学进军这样一个大时代。十二年规划提出了一个很强的口号：向科学进军！所以热血男儿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了，充满了激情，来到了科学院，到了我们科技大学的大旗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一大批热血儿女立志投身科学事业。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校友录，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都投身到科技大学的门下。为什么？我想一定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大是大非，对大趋势的判断应该是和国家需求相吻合的，所有来科大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这种愿望简单地说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献身科技，以科技报国。这样一些有抱负的同志，即所谓志存高远，我想对于物质条件的匮乏，也不会在意。
远大的抱负奠定了科技大学的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专心学习的精神和为祖国繁荣富强献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当时物质条件的匮乏，也奠定了科大老师以“培养学生为本”的大师风范。至少我们进校的几年里，前后加在一起有8年时间，我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的。大家仔细思考就会发现，科大这种“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是贯彻始终的。尽管有时老师、教学管理人员和学生可能也有一些小的纷争，但是在大的背景下，还是不折不扣地“以学生为本”的。当时，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华罗庚等到学校授课，而且长期担任校系领导，拓展了科大人的思维空间，成就了一批严谨、自信、有为的科学家和管理者。在座的都知道，科大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按照国家的需求，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应科学院一些研究所的需求设立的。当然说今天的科学院有很大的变化，科学院一口气向国防系统转移了43个研究所。这43个研究所基本上都是属于新技术研究开发的，为什么现在科学院的高技术类研究所仍然在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想恐怕是和科学院的传统分不开的。这种文化的存在，基础的存在，就能够产生新的研究成果。而这种研究所文化，对科大精神的提升，对科大研究文化的形成也是有重要的影响。科学院和科大发展本来都很好，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迫外迁，大量的教学资源包括仪器设备、老师，在迁徙过程中流失。历经很多地方，曾经到过河南，没有被收留，又到安徽，最后到合肥，总算有一个家了。这个地方的校舍是现成的，因为合肥师范学院下迁了。当时安徽也好合肥也好，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北京有很大差距，难以为科大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另外，与中国科学院其他的研究所特别是在北京的研究所空间的距离增加，给我们学校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因为58年建校，一些青年同志还没有完全成才，有一些人就流失了。当年给严济慈、华罗庚作助教的一些同志到了科大。没有老先生的指引，这给学校发展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78年3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给科大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鼓舞和吸引了一大批热血青年投身科学发展的伟大事业，加入了科大人的行列之中。科大每一次繁荣或兴起，总有一个时代背景，50年代建校的时候是第一个十二年规划，向科学进军；78年是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当时郭校长的一首散文，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被他的散文所打动。他说：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科学的春天吧！所以两次发展，一次是兴起一次是振兴，都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环境有必然联系。没有科学发展的大环境，科技大学怎么发展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但是从科大的诞生到再次复兴，都离不开国家大的政策，特别是科学技术被提高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58年成立，66年“文化大革命”，在北京也就那么几年时间，后来又到了合肥，在路上颠簸一两年，从58年到66年，只有两届毕业生。不像一些老的大学有很多老的教授。青年人才队伍的成长很不容易，从一个大学毕业生要培养成助教，几年后成为讲师。在这个时期，科大人的奋斗我概括了八个字。就是：自尊、自强、自信、自豪。
我觉得这八个字是科大在合肥发展时期对建校初期形成的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专心学习的精神的进一步延伸。最早在北京，我们还是有很多优越感，说科大要建校没有房子，然后就到玉泉路，见旁边有一栋楼，是解放军的，谈了几次没谈下来，就跟郭老说，然后郭沫若校长就亲自去了。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说明什么？科大在北京有很多优越的地方，有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科大。所以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在合肥。远离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远离了科学院的研究所，当时经费也紧张，来一趟也要花不少钱。正是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下，科大人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尊、自强、自信、自豪”的精神。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人生的锐气没有受到根本影响，我没有下过乡也没上过山。上学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可是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大自然。而且这种自发的原始性的玩法，可以带来很多创造性的快乐。我们这一代人和大家恐怕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学快毕业的时候，赶上了恢复高考，比较幸运，能够自然过渡到大学。我们能够理解恢复高考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面临着战略选择，必须把你的战略选择作好。这种幸运伴随着我们进入科大。我是合肥人，上学不用走太多路，一路小跑，半个多小时吧。当时，科大、北大、清华基本上并列，招生老师告诉我，科大学生毕业基本上都到科学院工作，所以就义无反顾地报了科大，其实，选择科大时，并不了解科大的文化和人文历史，我前面讲的八个字也是到了学校以后逐步感悟的。现在还能看到我们当时住的楼，就是“四牌楼”。“四牌楼”是当时科大最新的建筑，我就住在152楼418房间。当时，别的学校都是8个人一个房间，科大4个人一个房间，住宿条件相当好。而且，我们一些76级老校友，他们住的是院子里停放着一架旧飞机的楼，那是破的，把好的让给我们新来的，这是传统。上课的时候，把一些最好的老师派到一线给我们上课。当时给我们上课的几位教授，后来都成了科学院院士。我记得我们的辅导员说，我不看你们第一年，不看你们第二年。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第一年就把身体玩命玩坏了。当时是学习肯定不用催，所以要好好地锻炼身体。要看三年、十年、五十年。
有的同学说，你们当时怎么不想办法把学校弄回北京去？我现在做个解释。我们也努力过，学校的老师也努力过。当时学校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到北京去申请。我们焦急地等待从北京来的声音。应该说，科大人曾经非常努力地想回到北京去，但是后来没有去成。我想战略机遇很重要。国家将合肥定位为科教城市，实际上是以科大为主。
回到“自尊、自强、自信、自豪”，首先，大家都是高考得高分的，天然具备自信和自豪的心理素质，百考不厌、百考不烦、百考不败。另一方面大家经历过高考，属于过关斩将后的胜利者。作为科大人，要保留我们的自尊，要把学习搞好，在各项有关科大荣誉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尊严，这对于我们克服困难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自尊、自强、自信、自豪”都是建立在刻苦学习，团结互助上的。当时自习占座非常普遍，晚上更是占座高峰。当时晚上统一熄灯，同学们提意见，要求延长宿舍供电时间，于是学校同意在一教的两边，把101、102教室的灯延长到午夜两点。在和同学的相互切磋之中，能够加深对我们所学知识的理解。科大学生一般都比较自信，一是在自己专业内要广泛涉猎，二是非相关的。当时学生对知识是非常饥渴的。我们要培养一个知识面很宽的人才，一个是要宽、厚，这是我们科大的严格要求，一个是纵向的要拔高。所以我们在科大呆了四年，学了三年半的基础课，两年半的高等数学，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点我谈到要严格要求自己，这也是“自尊、自强、自信、自豪”的需要，你只有踏踏实实建立在刻苦学习、积极主动这种严格要求基础之上，这个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自豪才是真正的自豪，自尊才能得到落实，自强也才能得到落实。
当然科大的自豪感除了和我们自己的能力相关之外，也和科大的客观条件有关系。在80年代初期，科大是恢复高考以后最早招收博士研究生的，第一批是12个博士，11个是科大的研究生。所以我跟外国人经常说，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招生是在科学院招的。50年代从科学院开始，恢复高考以后还是从科学院开始。所以在科学院能够看到它对我国教育事业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一个就是“所系结合”——我们可以到研究所去实习，到研究所做论文。科大以前是五年制，在所里，我经常对我的硕士生说，你这个硕士论文还不如我本科时论文做的认真呢，你花的时间才几个月，我本科生还花了五个月呢。科大人的这种认真是一种韧性，所以他自信得起来，自豪得起来，没有这些，你凭什么自豪、自信？这是我的一些切身感受。许多高校里很难具备这一点。我们实习的时候，指导老师有的也是院士，力量很强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院有个代号，04单位。我到上海出差，拿着04单位的介绍信，一看这个，人家马上就说你这个是保密单位，请问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我这里面带了两个仪器，可否放这一下，他说放这，我给你保管好，保证不会出问题。还给我单独安排在一个房间，跟他们不一样，感觉很优越。因为我们从事的是非常高尚的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事业，所以我们觉得有一种自豪感。早期的科大，有一种科学研究和教学结合的理念，“所系结合”就是由研究所文化和学校文化的大结合。所以，科大的进步，既是科大人自己创造的，也是研究所文化在科大的发扬光大。而这些，恰恰是很多高校所没有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前几年，有些人说科大不行了，我说，这不太可能。有人给我做了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排名在世界前列的大学，他说我们选取SCI论文数据，我说行啊，不能全数，只数前1%，各学科前1%期刊，只有进入这些期刊的论文才是好的。结果科大还是很靠前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世界学科排名在200到300名之间的，北大有8个学科，清华大概也是7个到8个，科大大概是5个学科，其他大学都见不着。我觉得，科大学科少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大规模小，你的学科跟人家比差三分之一，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数。当然科学院作为一个整体，有16个学科。这个老师的报告呢，给我一个提醒，说明咱科大人基础好，但我们科大还有很多弱势点，我觉得这是我们科大人应该力图弥补的，沾沾自喜是不足取的。科大的教学和研究相长，是我们能够自信、自豪的一个重要基础。
我是学物理的，后来搞科技政策，我想大家可能认为肯定是搞物理搞不下去了，自然科学学不透，跑到文科那边去了，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搞不下去一定有搞不下去的理由。所以我还要跟大家谈一谈我改行的经历，我为什么要改行？前面，我不断地讲战略很重要，因为一个人的一生非常地短，虽然你长则百年，哪怕你就是再吃长生不老药，估计二百岁也差不多了，二百岁和一百岁没有很具体的差别，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活的要有意义。狭隘一点来说，对你自己有意义，对家人有意义，广义一点，对社会有意义，或者说对一个国家是有意义的。那么，为这个国家你能够做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下你对这个国家奉献最大，或者干什么事情最适合你发挥个人的潜能，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问题。我以前研究激光器，觉得目前的这种研究很难找到突破点，不知道结论在什么地方。我看大家都在做研究，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研究。我看了很多书，觉得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关于物理学的发展，很多人也做了研究，但是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这种联系做的非常少，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历史上去看，历史演进的脉络，也许会找到再往下延伸的一些方向。正好碰到了物理系的一位老师，叫李志超，李老师兴趣非常广泛，他建议我读一读科学史。所以，后来我就很高兴地到了科学史。当然我还做了一些光学方面的事情，就是在李老师的办公室里面磨了半年的玻璃，后来发现有很多变数，但是我觉得从物理系到科学史的过渡，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应该是一种转折吧，这种转化强化了我的唯物史观。
科大是一个生长科学的地方，交叉科学研究也主要是自然科学研究。那么科大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似乎远逊于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兴趣，这可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今天在这鼓吹，是因为我有些想法，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误区。各门学科的科大人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管理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如果各个学科之间不能相互欣赏，恐怕每一个人都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作为一所名校，要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应该维持不同学科特别是文理、人文社会和管理科学等各学科之间的一种必要的张力。我讲的张力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对他们的一些提法不赞同，可能会有一些看法，但你要认定他是在探讨问题，要尊重每一位探索者，要学会相互欣赏，这就是我讲的张力。
我为什么要选择科技史，我觉得有很多因素，当然我觉得首先是星球大战计划的结果，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出台了一个星球大战计划，全球都受影响，国家科技水平提高了，国家对科技事业发展进行干预，以致科学家在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不知道科研经费这个钱谁给的，这个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操纵，这就是政策的因素，是决策性的操纵。二战过了以后，美国其实也是非常乱的，当时美国总统的一个顾问提出一个口号，叫科学是历史也是哲学，他建议美国立法，成立了美国自然哲学经济制度。去年，我国通过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实现创新型国家。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科学家怎么去选择对于我们国家发展最重要的技术方向和领域，中国未来20年的技术，中国2020年最重要的技术领域技术课题是什么？我们的技术专家、科学家应该来做什么？等等。
对于我来说，这十几年，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幸运，就是能够有机会迅速地进入一个negeit。现在很多人在说，人生做学问有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实际上我刚刚进入这个领域其实也是充满了变数，觉得一片茫然，根本就不是这一行里的人。怎么样才能够迅速地融入到一个研究团队，其中之一是可以通过参加许多会议，来找到自己合适的领域，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你所研究问题的背后的问题，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就是到了第二个境界。到第三个境界，我想我十几年来参加过许多国家的重要政策的制定，这个使以往的基础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提升。
最后我讲第四个问题，简单一点，科大人天赋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我们能不能坚持，并且发扬光大。科大精神就是自尊、自强、自信、自豪。这八个字落实到我们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即一是要循序渐进，二是要谦虚，三是要热情。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都能够相互坦诚地发表我们的意见，相互欣赏，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文化，科大就能强盛起来。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