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影响了我一生

2013-08-21 10:12:57来源:科大-历史文化网

胡成行
2008年4月8日

       大家晚上好。今晚来听报告的大多数是国防生,今天,你们是我的校友,明天,将成为我的战友。我能够以双重身份和你们聊天,既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去年11月份,母校鹿书记带队,包括宣传部蒋部长,专程到我们那里拜访我们。四十多年了,仍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校友,这本身就是我们科大精神的一种体现。就是在那次拜访的时候,提出一个动议:请我再回母校一次,与科大学子聊聊天。所以,我首先要对他们表示感谢,使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同我们的校友们面对面。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母校,是母校培养了我,没有母校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今天回来,要向大家讲什么呢?我脑子里第一个闪出来的标题就是:母校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将回顾一下40年前我在母校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教我们的,我们又是怎么学习的,讲一些片断,也许这些片断不那么系统、连贯,但是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我们科大的文化,折射出科大的精神。

       我是1961年考入中国科大的,如果按照黄埔军校的说法,我算“科大四期”。当年怎么会报考科大呢?我出生在四川东北部一个既偏僻又贫穷的农村里。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我们从外界获取信息的唯一途径就是看报纸。那时候信息闭塞,我对大学的情况知之甚少,于是班主任老师跟我说,你就报考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这所学校是“大跃进”时期办起来的,专门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一所大学,郭沫若是校长,钱学森是系主任。于是慕名而来了。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尽管在当时信息非常闭塞的情况下,而且母校才刚刚办了三、四年,在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有这么好的名声,说明我们学校一开始就在国内有很高的声望,赢得了公众的信誉。

       我们当时是先填志愿,然后参加高考。结果也非常幸运,我被录取了。我们那一届在整个四川只招15名,我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考上以后,从四川到学校,出川的唯一通道,就是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所以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从家走到学校费时5天,也许你们现在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要上大学了,我才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乘火车。到达北京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第二天才有校车来接我们,只好在迎新生的接待站住一夜,迎新生的老校友当晚就教我们唱校歌——《永恒的东风》,这是郭沫若校长亲自作词,著名作曲家吕骥谱的曲,吕骥也是抗大校歌作曲者,而且作曲以后,吕骥亲自到学校教高年级同学唱这首歌。“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从此成了我终身的座右铭。

       因为我是四川来的,不知道北京是个什么样,也不知道北方的气候是什么样,背着铺盖卷就来了,床上就铺一个床单。过了几天上课回来,看到床上多了一床被子,我感到很奇怪,就去找我们班主任,我们班主任是个女的,叫陈陵,我对陈老师说,是谁把被子给弄错了,放到我的床上来了。陈老师说不是弄错了,你们这几天上课的时候,我就到班上各个宿舍去转了转,看了看,发现你们南方来的很多同学,被褥都很薄,你们这样会冻坏的,这个褥子是组织上补助给你们的,你就好好学习吧。我当场激动得一句话说不出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当时流行一句话:“生我是娘,养我是党”,你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是政治口号,但对我们那一代人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我们当时考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一些专业,都要进行严格的政审,能通过政审的大多数人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家里都很穷,到校以后基本上都享受助学金,吃饭不用添钱,并且读书也不要钱(不交学费),享受的是现在我们中小学生义务教育的免费待遇,甚至比他们还好,他们吃饭还要钱呢。当时我们的班主任非常关心我们,在第一个寒假中过春节的时候,她没有与家人团圆,却跟我们这批留校的穷孩子们一块儿过,教我们包饺子,跟我们一块儿吃,大家心里感到非常温暖。

       我们61年进校的时候,也正好是我们国家经济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尽管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学校依然想方设法把伙食搞好。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管食堂的杨处长,他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整整一两年不回家吃饭,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吃饭时杨处长端着碗到处串,跟我们聊天,了解大家对伙食的意见。所以不管是在班主任还是这位处长身上都体现了科大的一种作风,他们说的少做的多,用行动使你感动,做思想工作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无形中就将问题解决了。

       党和国家对我们如此关心,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面,报效祖国,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是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是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分配,填报志愿时你可以在要人的单位里面选三个,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志愿都是填的服从祖国分配,我三个志愿全填的服从分配。我们觉得,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们,报效祖国是我们的义务和职责,我们要感恩。今天在座的同学们,哪怕你完全是自费上学,不像当年国家养我们,但你还是要利用国家提供的教育资源,所以不但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要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还要感谢国家和人民的培育之恩,中华民族一直有个传统美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我们一入校正好赶上学校对我们要求特别严的时候,我们61年入校时,高年级的老大哥们刚开始上专业课,当时钱学森给他们授课,这些老大哥们总爱问些在基础课阶段就应弄清楚的问题,钱先生一听很生气,说这类问题你们在一二年级就应该懂了,怎么现在还来问?于是钱学森给学校打了报告,要求先给他们补基础课,就这样让我们的老大哥们晚毕业了半年。补什么呢?数学、理论力学这些基础课。这样一来,他们把我们也“害苦”了,学校说从你们开始要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于是从我们那一届开始,课程明显加重,内容明显加深,作业明显增多。本来从高中刚进大学,讲课的方式就有很大的转变,加之当时老师们不讲普通话,南腔北调,常常听不懂,很多人叫苦连天。没想到我们的教务处长听说后,把我们找去开了一个会,狠狠地训了一顿,说你们现在不就是学习重一点嘛,你们叫什么苦啊,你看你们老大哥们不是吃亏了嘛,现在就是为了你们将来不补课,不再受那个罪,所以现在要你们加强训练。我们的教务长,当时是在清华上的学,是地下党员,129运动的参加者。他说你们不就是光读书嘛,我当年还是地下党员呢,白天上课,晚上地下党还要开会,讨论如何鼓动同学参加游行。我们的地下党员在班上都是前几名,不然你在学生里面根本没有号召力,不但学习要搞好,地下活动还要干,我们向谁叫苦去?把我们骂得谁也不吭声了,那只有咬着牙好好学吧。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风气,从那个时候就形成了。由于课程重,作业多,不少同学的作业书写得较潦草,有的老师把这个情况反映到系里,系里就把王群教授当年上大学时的笔记本和作业本给我们看,看了以后确实令我们汗颜,人家的作业确实写得非常工整。前几年出版了钱学森手稿,我建议在座的同学们也看看,看看我们老一代科学家书写得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治学态度。当时,我们被骂完了以后,很多字写得不好的同学,包括我自己,都抽空练书法。这种训练,使我们养成了“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养成一个好的作风很不容易,但是这个作风一旦养成会让你终身受益。

       我们学校严格要求,同时也有宽容的一面。我举几个小例子。当时我们班里有一个怪人,不怎么爱做作业,五道作业题,可能只做两三道,但每次考试总能得四分、五分。当时实行的是五级记分制,满分五分,三分及格。他常躺在床上像养神,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在想今天老师讲的课程,然后再看看作业,有些题目一看就会,做它没有什么意思,干脆不做了。后来老师知道他这个习惯,也就不过问他了。我们科大不搞一刀切,只要你能学好,采取什么方式方法都可以,很宽松自由,能容许这种“怪人”存在。

       还有个例子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有位教机械原理的老师,他第一堂课上来就说,我今天讲这门课,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讲,我要贯彻教改精神,少而精的原则,所以我在课堂上讲的比较少、比较精炼。结果在下课的时候,要我们课后看教材,从第几页看到第几页,一共一二十页。一出教室,我就跟同学发牢骚:“这老师说的是少而精,少只是对他少,而对我们一点儿也不精,我们回去还要看那么多页书”。没想到老师在我背后听见了,他说:“你下午没课的时候到我们教研室来一趟”。哎呀,我想这下糟了,第一课就把老师给得罪了,以后的日子怎么收拾?下午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忐忑不安地到他教研室去了,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师并没有批评我,他说:“今天下课的时候我没给你们讲清楚,你们看书一定要掌握方法,我知道你们从小学到高中,那个课本要一页一页地讲,逐字逐句地读。而我给你们的教材,不能叫做课本了,叫做参考书,参考书就是可看可不看,别看我让你们看那么多页,但不必每一页都看,可以挑着看啊,上课听懂的地方可以跳过去,不懂的地方你再看看教材上有关章节”。他不但做通了思想工作,而且教给我非常宝贵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一直到我工作以后都非常有用,特别是现在知识爆炸的年代,网上输入一个主题词出来一大堆文献,你有本事把这些文献每一篇从头到尾看完吗?不可能。所以我用老师教的办法,挑着看,先看看文章标题合适不合适,刷掉一批;然后看摘要,看结论,不适用的又刷掉一批;再浏览一下剩下的文章里面那些图表,最后筛选出几篇经典的,才从头到尾去看,其他有用的挑重点看。

       我们在校时,党委书记是刘达,刘达对我们学校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一次他作报告解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结果我们班有个同学有不同意见,就写了封信给他。让这位同学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不到十天功夫,刘达书记亲笔写了回信,对这位同学大加赞扬,第一赞扬他的钻研精神,第二赞扬他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所以我感觉,科大传统真是好,宽容人,鼓励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发表不同的见解。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宽容、宽松的环境,所以科大人的思想比较开放,比较活跃,容易出成果、出人才。我工作这些年,知道一个人要想出成果,环境非常重要,可能你们现在体会不到,我是感受很深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促使人才很快成长,也会产生大批的成果。几年前,当时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谈到培养人才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他说现在一提到培养人才,很多人的做法就是去选拔苗子,选拔出来后就给他提供优越的条件,提供经费等各方面的保障,当然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出一些人才,但是只能培养出少量的人才,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他说培养人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培育蘑菇,你多栽点树,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蘑菇会自然而然地成片长出来。当然,要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既要有我们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各级领导的精心培育,同时也要靠我们所有的人积极参与。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从现在开始,培养自己的团队精神、协作精神,去优化我们的环境。科学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很多项目都需要许多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很好地和人沟通、相处的能力。你们将来找工作的时候,用人单位也很重视这点。你一定要知道,在一个团队里面,人人都有长处,要相互学习;人人都有短处,要相互包容;人人都有难处,要相互帮助;人人都有苦处,要相互体谅。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和谐,一个和谐的团队就能齐心协力把工作搞好。当然有些团队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有些处理得不好。听说去年上海有个院士曾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说现在有些合作课题是“五同”课题:写论证报告的时候,同心同德;去答辩争取经费的时候,同舟共济;项目批准下来了,分配任务和经费的时候,同床异梦;干活的时候,同室操戈;最后课题验收的时候,同归于尽。这样的团队能搞好吗?希望从现在开始,同学们一定要培养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我通过这几十年的工作,确实体会到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在建校之初,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校长就提出了办校方针:“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很多是中科院的大师级的人物。那个时候,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下架子,从一年级本科生教起,包括华罗庚、严济慈,都是从本科生一年级教起。我欣赏的不仅仅是他们讲课精辟、清晰,敬佩他们不但给我们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学习的方法,让我们学得更好。给我印象深的有华罗庚,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当时也兼任副校长,他给我们讲学习方法。他说读书要“从薄读到厚”,再从“从厚读到薄”。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不管读到哪一节,你把一些体会、注解往书上写,可能还会把别的参考书上讲的也抄点下来,写个纸条夹在书里。这样,当把书读完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书里增添了很多的内容,所以书就厚了。但是这个过程只是你理解知识的过程,是把知识细化与深化的过程,这是最初级、最原始的一步。最后要“从厚读到薄”,每一章读完了以后要好好想一想,这章究竟讲了什么,主要讲的什么问题,重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你要能归纳出几条来;把整本书读完以后,你也从头到尾仔细想一想,这本书主要讲了哪几方面的问题,有那么几条,这几条之间有什么联系,哪几条最重要。这个过程比“从薄读到厚”更艰难,而且也更体现你的水平,就看你学没学深,学没学透,学没学好,你最后的归纳功夫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要特别重视后面这个归纳的功夫、总结的功夫。

       华罗庚是数学家,还给我们讲“统筹法”,当时是在暑假讲的,我寒假、暑假都不回家,每次讲,我都一节不拉地跑去听。大师讲课真是深入浅出。什么叫“统筹方法”呢?简单地说就是怎么去规划一项任务的工作进程。做一件事情有很多的环节,怎么合理安排这些环节呢?在讲课的时候,他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早晨起床到他去上班要做的几件事。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要叠被子,洗脸刷牙,然后开始做早饭,当时北京没有煤气灶,用是的蜂窝煤,先捅炉子,等待煤火着起来以后才能做稀饭和蒸馒头,等饭好去吃饭,吃完以后再收拾要上班用的书啊、穿的衣服,如果你按照这个程序去做,自然是有条不紊的,但费时间。如果按照他的统筹方法来做,起床第一件事,床也别理脸也别洗,先捅炉子,因为炉子要好几分钟才能着起火来,这个时候就叠被子,去刷牙洗脸,等你把这些做完了,炉子的火也就上来了,上来以后是先蒸馒头还是先做稀饭,他说先做稀饭,因为稀饭很烫,要等时间让它凉啊,所以先把稀饭做好,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把馒头放上去。蒸馒头的这段时间,赶紧去把你要穿的衣服、要带走的书包收拾好,等你收拾好了,馒头也蒸好了,稀饭也凉了,你就吃饭,吃完饭,提起包就走,这样就节省时间。这就是统筹方法最简单的一个思路。当然工作当中,要搞一个大项目,这个项目中会有很多很多环节,环节和环节之间也又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就要画一个分析图,画出来以后用数学方法可以找出一个优化的程序,先干哪一个,后干哪一个,哪个环节要给多长的时间限制,这是一套很好的数学方法。作为一个大教授,他还亲自带着学生,走遍了全国很多工厂,去推广他这个统筹方法和思路,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后来他写了两本书,叫《统筹方法平话》和《统筹方法平话及其补充》,我估计在学校的图书馆还能借到,建议同学们不妨借来看一看。一是要学会这种科学的方法,第二也看看我们大师写书的文采,他怎么样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深奥的数学问题讲得能让外行人看懂。现在有些人搞出点东西,想得个成果奖,故意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写得很玄妙,我觉得那不算本事,真正的本事是要能把一个深奥难懂的东西讲得非常通俗。所以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大师是怎么样把深奥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除了给我们讲这个“统筹方法”外,还给我们讲“优选方法”,很巧妙地利用黄金分割0.618。如果校友有兴趣,不管你学哪个专业,都可以去借来看看,将来在你工作当中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也给我们做过报告。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你们课学得太多,要门门考五分太累太苦,也没有必要,他说你就把主要的几门专业课学好,其他的就是扩大知识面,扩大广度,掌握就行了。有的老师就说,你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励大家偏科吗!结果过了两个月以后,传到他耳朵里,他又来讲一次,重申观点没变,还是说“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是说你要把主要的学好,剩下的时间你去看你感兴趣的书,甚至是文科的书,学点哲学、逻辑学,参加体育锻炼,把身体搞好。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他的思想是很对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思想,不仅仅用在我们学习上,国家制定发展规划时,也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这里有个关键,就是你一定要想好,你哪些东西可以“有所为”,哪些东西是要“有所不为”,不要走偏了方向。“有所为”的方向一定要学得非常地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要好到使自己身怀绝技,掌握绝招,会干绝活。回顾科大办学四十多年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在贯彻钱三强先生这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走出我们的特色路。我们的系主任钱学森给我们指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向,他说我们是理工结合的,对我们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是工程分析中要用到的数学方法,也就是数学基础要打好;第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就是数学物理基础,特别是物理基础;第三是工程设计的原理和实践。他还对我们怎么写论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是给我们高年级的同学讲的,后来我也知道了。他说写论文有这样几点要求:第一,问题和概念的表述必须准确简练;第二,前提和假设的交待必须完整清晰;第三,论文中的数学推导必须严谨无误,不能有漏洞;第四,结论必须明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表述。因为以前中学时候都是写作文,但是科技论文的写法和写作文是两码事。一直到工作以后,他的这几句话对我写科学论文仍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郭永怀给我们讲课整整一年,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带课本,有时候忘了上次课讲到什么地方了,就问大家,我们告诉他上堂课讲的内容后就接着讲下去。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那么长的公式是如何背下来的?他说只要真正理解了是用不着背的。从那以后,我特别喜欢推导公式,这也是我们科大学生的一个特长。参加工作以后,我发现许多公式确实不需要背,工作中可以查数学手册,物理上的也有相应的手册,你也可以到图书馆借一本或者自己买一本,放在你的案头上,什么时候公式忘了,拿出来一翻就行了,用不着背。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这个公式是在什么条件下推导出来的,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有什么局限性。如果一知半解,弄得不好的话,往往用正确的公式弄出一个错误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它的应用条件是什么,所以重在理解。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就非常注意这点。

       教我们空气动力学的是童秉纲院士,他讲课的时候,每一个公式是怎么来的,每一个方程或公式里面的每一项代表什么物理意义都解释得清清楚楚。要从这个数学式子里面看出反映了什么物理现象,反映了物理的什么规律理解透。我把这些大师的教诲推荐给大家,希望你们去琢磨琢磨,也许在你们的学习当中,会得到一些好处。

       一个大学,除了教书的任务,还有就是育人。我们学校不仅仅重视专业的学习,而且重视对大家思想政治上的培养。因为我们的校长是郭沫若,他的层次很高,所以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他经常可以请到级别非常高的一些领导人来给我们做报告。如陈毅、廖承志、聂荣臻等很多中央级的首长到我们学校做报告。其中有些报告我记忆犹新。特别是陈毅的报告,他说我是外交部长,同学们你们是搞科学的,你们是我的后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不富强,我当外交部长说的话人家不怎么搭理,同学们你们学好了,把我们国家科技发展起来,我这外交部长就好当了。因为年代久远,这可能不是原话,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我说的不是假话,至少传达了他的意思。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跟我们关系不好,廖承志讲了赫鲁晓夫怎么样搞修正主义,怎么样背叛革命,又怎么样在我们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逼我们还债,这些讲话使我们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爱国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憋着一股劲在学习,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学好本领,报效祖国,让我们国家尽快强盛起来,扬我国威。也正是这样一股劲儿,使我们在学习上产生了很大的动力。我们学校的校风,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当时有些人说,你们中国科大理不如北大,工不如清华,是个四不像。尽管他们那么笑,但是我们科大“一意孤行”,坚持己见,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了。实践证明,我们的办学思路是成功的。培养的学生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所以有些单位评价科大的学生:第一,能吃苦;第二,基础好,基础包括物理基础、数学基础和外语基础。说明“理实交融”的路子走对了,也走成功了。

       “又红又专”这个口号在58年一建校就提出来了,正是我们国家特别强调要“政治挂帅”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但是什么叫红,什么叫专,没有一个很客观的标准,当时也有一些人提出更左的口号,说“又红又专”还不够,要“红透专深”,什么样叫红透了?什么样就是专深了呢,也没有客观标准。当时有一些老师和一些同学因为参加政治活动少点,就被说成是政治觉悟低,受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陈毅讲了一次话,他说:你们是科技大学,你们的任务就是搞科学和技术的,不是培养政治家。对于科学家,什么是“红”呢,最基本的就是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并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就算红了;“专”就是要具有专业知识。我们科大从一开始提出的口号就是非常务实的,既兼顾了政治思想这一面,又兼顾了专业这一面。

       科技大学从成立到现在,已经50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尽管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觉得“又红又专”依然没有过时。这些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工作单位“专”强调得多一些,“红”的方面讲得少了一点。我要提醒我们的校友,要认识到思想的重要性,一个人的思想素质非常重要。无数成功人士的经验表明:“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就是说在事业上取得一些小成绩、小成果,靠专业知识、小智慧,甚至耍耍小聪明就可以做到;但是你要成就一番大事业,要做出大的成绩,出大的成果,就要靠你的德行。为什么?因为要做一项大的事情必然要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遭受很多曲折,如果思想素质不过硬,就很可能因为某种诱惑而动摇,因为追求名利而浮躁,因为碰到困难而退缩,因为遭到挫折而灰心。今年我们开奥运会,你看那些奥运会冠军,他们是什么体会,就知道了。获得金牌是运动员梦寐以求的事情,也是他们奋斗的目标,但是如果你的心理素质不过硬,一心只想拿金牌,往往就拿不到金牌。在比赛场上一心想着拿金牌,他就会患得患失,就稳不住阵脚,心里容易发毛,心里一发慌,失误就越来越多,一直到最后把金牌丢掉。我们搞科技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要强调“又红又专”里的“红”字,大家千万不要丢掉,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心理素质,这样将来才不怕任何困难、任何挫折,才能把工作做好。

       同学们都比我年轻三四十岁,我非常羡慕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我非常羡慕你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第一,你们现在正处在青春时期,这个时期是一个人思想最活跃也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容易做出创新的成绩;第二,我非常庆幸你们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那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你们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也许觉得非常自然,但是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经历了更多的挫折,就知道这个时代来得非常不容易,非常值得珍惜。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话一出,会场马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很多知识分子感动得流下眼泪,戴了几十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终于给摘掉了,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他们在“文革”期间的10年,基本上没干什么工作,很多的老知识分子受到冲击批判,甚至残酷的摧残和迫害。例如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研究所里的171个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21人受到冲击和批判。我们科大的创始人之一,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先生,可能你们将来在校史里面都能看到。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卫星总体方案就是他提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在学术上非常有建树的人,一个老科学家,在“文革”当中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在不堪凌辱的情况下含冤自杀,非常可惜。好在历史是公正的,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同样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虽然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但是人民没有忘记他。现在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我们一定要把以前丢掉的时间夺回来。78年以后,我们科技进步很快,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努力奋斗有很大关系。同学们,你们今天不会再经历“文革”那样的时代了,你们一出校就会受到尊重、重用,所以你们要好好珍惜这一段时光。科教兴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党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之后才提出来的。你们出校以后,工作中得到的机遇要比我们多,我相信你们做出的成就也肯定比我们多。

       我们科大出去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在科研第一线工作。一个做学问的人就不要去追求金钱,做学问的人没有几个发大财的,不信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这几年发布的富豪榜,那里面有几个是做学问发财的?但是民意调查表明,在360行里面,社会声望最高的却往往是科学家、大学教授排在前几位。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是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占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他创造了多少财富。所以科学家、大学教授能够得到很高的社会声望,尽管他们的收入不高。一个要出家当和尚的人,先要扪心自问,能不能做到清心寡欲。同样,一个想做学问的人,要先问问自己能不能做到安贫乐道。从目前情况看,做学问的人至少衣食无忧,所谓贫只是相对的贫,和别人相比或许要差一点。那么怎么样“安”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要安稳,就是贫不丧志,贫不移志。尽管我们的收入,比社会上一些人少,但是我就热爱我的科学,矢志不渝,所以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坚持下去;第二是心安,就是你的收入不要和你的同学比,也不要和你的同事比,更不要和社会上的大款比,这样你就心安理得,知足常乐,这就是安贫。那么乐道呢?我的理解,所谓的“道”,就是行道,或者说你所从事的工作。怎么“乐”呢?乐也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要乐于去干这个行道,也就是要热爱你的工作;第二要在工作当中去寻找乐趣,在工作的成绩当中去获得乐趣。所以每当看到火箭冉冉升空的时候,我心里就美滋滋的,就有一种成就感、自豪感,因为里面包含我的一份辛劳,这个是乐道。假如你说知识分子太清苦,钱也太少,待遇也低,不想去干,想去挣钱,我就劝你趁早别进知识分子里面来,最好你去当商人,商人挣钱比当知识分子挣钱要快;要么你去炒股票或摸彩票,没准哪一天摸到奖,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但是我要说,这不太符合我们科大的精神,也不是我们科大人的品格。我对科大怎么理解的呢?就是“科大科大,要做科技界的老大”。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老校友,在我们建校五十周年之际,给母校的衷心祝愿,也是对在座校友的殷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