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那个夏天，是张亚勤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在太原市西山矿务局第二中学上高中的他参加了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的招生考试，成绩优异，其中数学还考了满分，非常顺利地成了一名大学生。当时，他才刚满12岁。
一切都很像传说，张亚勤后来的路顺风顺水，很完美地书写了标准的“神童”故事。读完大学后，他又在中科大继续读完了电子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并在20岁时赴美攻读博士，师从美国无线通信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匹克霍兹教授。3年后，张亚勤拿到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并先后在美国GTE研究中心和Sarnoff多媒体实验室做过近10年的科研工作。1997年，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将院士(Fellow)称号授予了31岁的张亚勤，他由此成为该协会自1963年正式成立以来最年轻的院士。
如果在1998年，刚刚加盟微软的李开复没有给张亚勤打电话，邀请他一同回国创办面向基础研究的微软中国研究院，那么张亚勤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轨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这个选择无疑成为了张亚勤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按张亚勤温和、中庸、隐忍、专注和略显被动的性格，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他应该会留在美国继续搞科研，因为他身上也有天才特有的某种“呆气”，这种“呆气”天生排斥改变。“有一段时间，我和国际卫星组织合作了一个加密解码课题，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密码和解码。当时我已经从原来租的公寓里搬出来了，有一天半夜下班，我又跑到那幢公寓，却发现钥匙打不开门，一着急我就使劲砸门，结果出来了一个很生气的墨西哥大汉，我这才想起来我已经搬走了。”张亚勤回忆说，“而且这种事情后来居然又发生过一次。”
是不是有点《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里那位经常让人哭笑不得的天才理论物理学家Sheldon Cooper博士的影子？
但天才总要长大。张亚勤接受李开复的邀请回国之后，他所走过的10年证明了，正是这一转折，让张亚勤渐渐摆脱了“神童”的光环，并对其自身价值甚至是思考方式完成了彻底地重塑和再造。
这10年
究竟是因为微软、故土情结还是工作机会本身促成了张亚勤的回归？这很难说清楚，但这三者却全都由于张亚勤的到来而在1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10年全都和研发有关。
1998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微软在海外开设的第二家基础科研机构，李开复出任院长。1999年1月，张亚勤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被委任为副院长兼首席科学家。1年多之后，李开复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被调回总部主持自然界面部门的研发工作，张亚勤由此走上前台，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
从首席科学家到院长的角色转换过程并未遇到阻碍，张亚勤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仅仅在他上任几个月之后，微软中国研究院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两个字的差别，气魄立变。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市场也是自那时起，真正进入了微软公司战略版图的核心位置。此次更名也为日后MSRA能在国际学术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微软的金字招牌和张亚勤的个人号召力，使得MSRA在当时中国的各大高校中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技术圣殿。
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还并非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全部使命。2002年6月，中国教育部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签署了一项旨在推动国内高校计算机教育事业、提升计算机基础科研水平的合作协议，这就是曾经名噪一时的“长城计划”。根据该协议，微软将用3年时间，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接纳实习生、派出客座教授等方式与众多高校、科研机构构建起广泛合作关系，总投资规模为2亿元。
对于“长城计划”出台的前前后后，张亚勤见证并参与了整个过程。这段经历也让他对如何做一位成功的技术型管理者有了更多认识。
在内部的快速积累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合作，再加上来自总部源源不断的信任和资金支持，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张亚勤的带领下，迅速呈现出巨大活力。2003年11月，由张亚勤倡导、脱胎于MSRA的微软亚洲工程院成立，由MSRA老臣张宏江博士担任院长，微软在中国开启了立体化的研发布局。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张亚勤被微软CEO鲍尔默叫去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对我说，希望整合Windows Mobile和嵌入式的业务，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你看有没有兴趣。然后盖茨给我写了个Email谈这件事，当时我的老板里克·雷斯特也极力鼓励我。”张亚勤回忆说，“到了12月时，我又到总部和微软的许多高层聊了聊，他们觉得我很合适。这个位置确实挺有挑战性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决定去试试。”
2004年1月，张亚勤被提升为微软全球副总裁，调回总部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开发业务。微软负责全球研究院事务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这样评价张亚勤：“在带领团队致力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快速发展的同时，亚勤展示出了他杰出的管理才能和对技术敏锐的洞察力。”
没过多久，张亚勤在总部的平静生活节奏被李开复的跳槽事件打乱。在盖茨和鲍尔默眼里，只有张亚勤是最合适的救火队员。2005年9月，他被火速调回中国出任微软大中华副董事长，并闪电开启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筹备工作。5个月之后，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立，张亚勤毫无意外地担任了主席。
由于张亚勤的归来，微软和谷歌在中国围绕人才的白热化争夺战看似出现了平衡局面，然而就在盖茨于2007年4月完成了他代表微软进行的最后一次访华行程之后，微软中国的一场重大人事变动悄然来临——时任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的陈永正在2007年9月宣布辞职。鲍尔默钦点张亚勤再次出面救火，代理微软大中华区CEO一职。这样的局面直到2008年11月新任CEO梁念坚的到来才宣告终结。
代言人和方向感
时至今日，在整个大中华地区，没有人会比张亚勤更值得盖茨和鲍尔默信任、更适合代表微软在中国的整体形象、更适合表达微软对于中国信息产业界的技术观点。
作为旗帜存在着的张亚勤在几年前曾对本刊记者说：“做研究需要有深度，会和公式、数学符号打更多交道；做产品则会与市场、用户打交道比较多，这两种角色我都挺喜欢。在研究院，一次成功就叫成功；但在产品部门，100次试验中有一次失败，就叫失败。从根本上讲，在每一个阶段我喜欢做不同的事情。”当时，他正在用心规划着Windows Mobile的研发进程，看得出来，他同时也在探索技术与管理的平衡，“整体上来看我是个比较中庸的人，很少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我是做技术出身，但对管理也兴致盎然。”
在微软的10年间，张亚勤已经渐渐领悟到了平衡的艺术：“聪明是很重要，但知道怎么使用和发挥更重要。如果把人比做计算机，智商就像CPU的性能，较难改变，而性格好比操作系统，心态、判断能力、简化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等像用户界面和应用软件，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培训改变。”
自2006年初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创立之后，张亚勤一直都在为整合并使微软在华研发资源最大化而努力着。今年年初，像当年将微软中国研究院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模式一样，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正式更名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与此同时，研发集团设在上海的创新园区微软中国上海科技园开园；今年9月底，微软宣布将在深圳设立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南方总部，整合华南地区（包括港澳地区）的研发、生产、外包等业务，在嵌入式技术，软硬件外包、移动技术、数字医疗、云计算等领域，扩展在深圳的投资与合作。这也是关于此项事业的最新一条新闻。
而在北京中关村，耗资近3亿美元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总部大楼很快就将启用。一个“微软除美国以外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创新基地”呼之欲出，其职能已经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战略合作等多元领域。
随着阶段性的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即将接近尾声，张亚勤也将有更多时间来进行思考——无论是云计算、移动互联网还是传感与互联的物联网，这些本应是他更感兴趣的内容。
张亚勤身上现在已经很难再能见到“神童”的痕迹，他的睿智被沉淀在了一次次代表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所做的公开讲话中，甚至是他在博客上贴出的一篇篇博文中。而他在完成了一位天才的职业蜕变之后，对其自我价值的重塑也已步入一个崭新阶段：不仅仅是一位技术型的职业经理人，更要成为“中国‘智’造”的布道者。
在张亚勤看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正确思路是：依托于强大的制造业基础，通过赋予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的中国制造以创新DNA和巨大的智力附加价值，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欧洲、日本之后的又一个创新基地——以创新为特征的“中国‘智’造”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和不竭泉源，且必将催生出面向未来的、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溢价力的创意产业和知识经济。
来源：《IT经理世界》 2010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