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南方周末》的主笔连岳写了本叫《神了》的书，书的开篇是讲导演蔡明亮在自己的工作室外种了一棵小树，看着它慢慢长大。笔者没有想到用这样一种浪漫的方式看着理想成长，但在心里的确种过这样一棵树。
2004年初，笔者被外文局领导调到《对外大传播》（现改名为《对外传播》）任主编。之前已有了在外宣期刊工作20年的经历，因而与很多人一样很想知道，“道”何以为“道”。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回首来路，好像做了一回服务着大家的、在思想的隧道中穿行的毛毛虫，以柔软的并不漂亮的躯体向前爬行。在穿行中学习作穿山甲，慢慢坚强着骨胳，努力朝着那片越来越大的光亮行进。
五年中，有一个人始终走在我们的前面，他用自己的智慧给人影响，他对事业的热忱给人榜样，他对家国的情感给人感动，今年两会上他作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的出色表现令中外媒体喝彩。他就是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岁月的长河中，溪流跌宕着，浪花飞溅滋润着岸边的草木，不仅使事业之树常青，还使满坡上的小草也歌唱。虽然赵启正主任已调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笔者也不再是主编，但仍想讲出他作为一位曾经的领导和“战友”，留给我们的深刻影响和记忆……
他教会我们沟通的艺术
2004年的一天，局领导告诉我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新闻办）在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建议，最好在刊物上开办“演讲录”栏目，为培养新闻发言人工作服务。于是，我们每天忙着在网上寻找演讲文章，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发表的演讲。（后来笔者也被老新闻人、新闻办主任王晨《高原上的雪》和《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而震动）
但平心而论，在当时笔者还没看到过出自官员之手的如此出彩的发言。赵启正从两国人民共同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直到《赵氏孤儿》、《安娜·卡列尼娜》等大家熟悉的文化背景，一路娓娓道来，那些真挚的对中国人民心声的表述，真让人感到伏尔加河上的冰雪都在拂面的春风中融化了。
那个时候，编辑部几乎没有人进过新闻办的大门，也不知道作为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没有对他的稿件作特殊处理，但却产生了采访他的强烈愿望。
做预备功课时，知道了赵启正是学物理的，又做过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心生好奇，一个做经济的人事业平台怎会有如此大的跨度？一个学物理的人怎会有如此漂亮的文笔？
从局档案室又借来《对外通讯参考》，上面记载：在2003年的“迎春招待会”上，赵启正向一位美国记者举杯敬酒时，在一番不足300字的讲话中，他既提醒对方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那段兵戎相见的历史，又回顾了“二战”时期中美两国结下的友谊；既婉转地告诫美国人要在台湾问题上审时度势，又用编辑《中美关系30年》画册这一件“小事”表明了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顾全大局的立场。短短的一段话，竟容纳了如此准确、丰富的信息。
在一个光盘资料中，还看到在2002年10月13日的东京，赵启正与日本朝日电视主持人的对话。主持人田原是时政节目的主持人，他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很是厉害，据说和他交过锋的日本政客也有“失足落水”的。但是，从头至尾赵启正用“以柔克刚”的方式，化解了外国记者提问中那些“尖锐”的触角，许多日本朋友都被他那种处变不惊的儒雅风范所折服。
做了多年的外宣工作，在赵启正主任这里，才更真实地感到“外交”与“外宣”并不遥远，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握手”是如此地紧密。
真正见面是在他办公室对面的专用会议室，主座背后是五星红旗和长城风光的壁毯。他准时出现，握手，寒暄，同时拿出我传给他的采访提纲。
老规矩，笔者试图在第一时间“打乱”提纲次序，让对方思想活跃起来。
“在这之前，我两次到过浦东，曾发表了一组《世界跨一步，浦东跨六步》的专题报道，这个数字之比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浦东高速发展确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地方同志还带我们去了您工作过的小院，院子里小楼还在，那些绿树和花还在。大家对曾为浦东开发动土的您很是怀念。”
笔者向他表达了上面的意思后，没想到，他连声说：“您说得太感人了！这么一说，我们一下就找到共同语言了。”
笔者当时不知这也是一种沟通的风格，只是非常高兴，并放松起来，接着告诉他：“我不仅去过浦东，还在去年到深圳采访过。我认为，当年深圳是以三天起一层高楼的建设速度引起世人瞩目的，而浦东一起步就以面向太平洋、面向世界的高度赢得了世人惊羡的目光。如果没有浦东，上海至今还会是一座因负重而不能舒畅呼吸的城市。深圳和浦东如同‘双子星座’，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交相辉映，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并驾齐驱之势。”
笔者知道，浦东经过18年的开发，今天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1990年的一个半上海之大，并且高科技产业现代化服务业比例极高。而浦东新区发展中那些不能用数字表述的“软成果”如能提炼示范出来，定会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定有宝贵的参考价值。而赵启正离开上海到国务院新闻办上任，整理名片时发现仅日本客人的名片就达3500张。应该说，在浦东工作时，他不仅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还结识了国外众多的企业家和学者，为做好“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因而，沟通完浦东的话题，笔者想由此转到“浦东开发使他早就具有了面向世界的思维模式，这是否给今天的工作带来益处”的问题。
没想到的是，他接着说：“您能这样描述浦东和深圳，证明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把握是好的，要我说，这该是深圳的速度、浦东的高度和你的深度，一见如故了！这也是一种沟通吧！”当时在场的人都笑了。那一刻，笔者意识到他是在用一种努力，有意识地把大家带入愉快的氛围。
后来，笔者看到他在任何场合都不遗余力地搭建沟通的桥梁，当桥搭好了，他才开始摆渡自己想要渡过去的东西。不过，最难得的是他平等待人之道，确实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而温暖的印象。
在稿件送审时，笔者曾将他表扬的“深度”、“高度”等词语删去，再次没想到的是，稿子回来时，他又亲笔加上了，而且与现场的问答一字不差。这让我知道，他的沟通是建立在真诚待人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应一时之便。
后来这篇《以艺术的、文化的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一文，被赵启正收录在《向世界说明中国》一书里，两年后，又被上海《解放日报》转载。
不过，当时还是有同事指出了采访中提问的不足。回头看看，真是这样，就赵启正面对记者的实力，笔者完全可以再问一些长久困惑心底的问题，只可惜，当时笔者没有采访业内高官的经验，心理自我设定不平等。他答得精彩，但作为记者，却追问得不够紧密。后来，再看白岩松就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对他的访谈，问者步步紧逼，答者毫不躲闪，令人为之击案，被媒体称之为：这是一场两个人的“新闻发布会”。更让人吃惊的是，赵启正主任走出央视新闻会客厅时，笑着说：“我准备了许多问题，白岩松还可以再犀利些。”闻听，更悔！
最为艰辛的对话彰显实力
在跨文化传播中，有许多要跨越的障碍，其中有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交流障碍。笔者认为，最难跨越的是跨宗教和跨信仰的对话。
赵启正，1940年生于北京，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曾在北京中国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航天部等部门工作了近20年。
按理说一个学物理的人与有神论者之间应该有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有志于跨文化传播事业的人，应该有勇气在这个山峰上与有神论者相会。大文豪泰戈尔说过：“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所长卓新平说，《圣经》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并产生碰撞和交流。
赵启正认为，既然对话不可回避，就要搭建这样的平台。如果外宣工作不敢涉及“人权”、“涉藏”、“宗教”等敏感话题并绕着走，那么结果就是把话语权交给了西方，等我们遇到误解再去解释时，舆论已经形成，就造成外宣上的被动和困难了。
一本《江边对话》，收录了赵启正三次与美国宗教界领袖帕罗博士在黄埔江边对话的过程，精彩之极！（目前这本书已经在国外被译成了英文、西班牙文在欧美和拉美发行，日文和韩文本也即将发行）
见到帕罗先生是2006年9月1日，那天笔者在送参加美国百人会主席杨雪兰女士去首都机场的路上，她是应中国外文局之邀，刚刚参加完“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的论坛。路上笔者突然接到采访帕罗先生的通知，说可能会有40分钟的见面机会。
宗教是个多么深奥的问题，杨雪兰女士看出我的紧张，说：“我帮你想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文化是渗透到宗教里面的，我们理解了你们美国人宗教里面隐含的文化，你们如何看待我们宗教里面的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这问题太棒了！岂不正是启正主任对《江边对话》的追求？赵雪兰女士又亲笔向帕罗先生写了引荐信。
在北京中粮广场附近的宾馆见到帕罗先生，这是位高大，和蔼的人，北京气候炎热，他依然是西服、领带，端坐在桌子的那端，面带微笑，热情握手。帕罗先生与杨雪兰女士十分熟悉，又听说是从启正主任那里来的，于是采访进入得很快。他首先说：“我想告诉你，赵先生是个能引发别人思考的思想家。”
随着帕罗先生的讲述，放佛让人回到《江边对话》的特定场景。
黄浦江流淌着，夜晚荡舟，帕罗望着十里洋场的老上海滩，再看着耸入云天的浦东摩天大厦时，触动了一些思绪。他说：“那天我非常开心。傍晚，我们坐在江中的游船上，一边观看两岸的景色一边共进晚餐，非常的高兴。后来我远望着浦东的建筑，我知道那里是赵先生曾领导过的地区。在那些高大的建筑上灯火辉映，令人惊讶。（笑）赵先生说，你看，那栋最高的建筑上将来帕罗先生可以投资，那上面就可以有你们的名字。我说，那我一定会回来看看。尽管这是个玩笑，但我一直体会着赵的睿智和幽默。”
他还这样评价对话的价值：“那天我们俩一直在讨论，讨论世界的起源，讨论这个世界上为何有战争，有谋杀。结果是，通过讨论两人更加了解了。”
通过三次对话，帕罗说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他说： “我觉得中国文化是非常包容的。实际上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包容这一点常常被外国人忽视。”
笔者问帕罗博士：“江边对话”是两个人在一起努力才能做到的事情，您一次次为“对话”远道而来，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原以为帕罗博士会直接说到天主，没想到他这样回答：“我5岁开始就对中国非常热爱。可能许多人不知道，我出生在南美的阿根廷，我的妈妈对中国的热爱起源于讲述中国的一本历史书。小时候妈妈经常教育我说：‘我们要为中国祈祷，祝福。’我希望这种爱与中国朋友共享。”帕罗先生还说：“我认为，１00年后中国可以成为最强大的和平统一的国家，从中国文化的发展上看就是这样。我坚信这一点。”
热爱中国，笔者看到美国宗教界领袖对中国人友好交流的愿望。而这不妨碍他们在《江边对话中》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如帕罗博士所描述的他们的交锋和结果：帕罗说：“赵先生问艰深的问题时都面带微笑，一边微笑，一边手拿尖刀（问题太尖锐），但我们成为了朋友。”
笔者看到过这样一幅照片，那是帕罗先生在美国演讲的场面，那真是一个山呼海啸的群众聚会的场面。无论是布什总统还是其它的政界要员，都与帕罗有深度接触。笔者认为，如果能和这样的宗教界领袖沟通，于跨文化传播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使对话双方有先天的文化隔膜,加之对话双方的不同信仰又形成了对宇宙观不同的认知，是的这种对话本该十分艰难。但启正主任在精神世界的“最高处”,与需要团结的西方宗教界领袖“会合”,使对方理解并支持中国人在现实世界的努力。这是多么的难得。
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就这“对话”撰文说“因为是一篇对话,就像阳光下一面打碎了的镜子,或像一地散落的珍珠,闪亮却有点凌乱,阐述不能展开,精彩毕竟有限。但确实让我们看了一场言犹未尽、意犹未尽的好戏。”他还不无欣赏地说，两位都不是等闲人物,都有功夫和水平,都愿意互相尊重,都是求同存异的“君子”。
启正主任在与媒体的对话中也总是有新的角度，能让人产生期待。刚刚过去的“两会”是一个对新闻全方位扫描的战场，赵启正，媒体眼中的“老发言人”的闪亮登场让人兴奋。此前，笔者感受着他领导的新闻办是怎样大力推动着发言人制度建设,而今天他站在中国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好像是曾经的一个教练，如今在拥有更多观众的国际大赛的绿茵场上展示自己的真功夫，这样的发布会怎能不令人期待？尤其是他在回答关于圆明园被欧洲强盗抢去了的文物，于今犹在欧洲拍卖的事实时，层层剥笋般地用外国人的话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这是多么有力量。后来，也有发言人用这样的方式回答记者的提问，但笔者更欣赏赵启正式的水银泻地般的周密。
2009年3月，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刚一结束，海外媒体就多有好评，香港《大公报》称：“严肃的新闻发言人，微笑的公关大使、爱挑战的新闻官、诲人不倦的学者与善解人意的长者，这五重角色，是赵启正今天给人的印象。”
真挚的情感让事业走得更远
笔者有较多机会与赵启正见面，多次的闲中交流，成了非正式采访，积累起来倒知道了不少他的家底。
赵启正家有三兄弟，感情深厚。
他的父母亲都是大学物理学教授。二弟赵启大在大学，专业是激光，钟情于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是以实验室为家的人。三弟赵启光居美国20多年，现在任美国卡尔顿大学讲席教授、系主任。父母亲的影响和培养，使他们三兄弟从小就懂得，真诚和善良比才华更重要。这种教导影响着他们生活和事业的轨迹。
笔者有一本赵启光先生赠送的名为《世路心程》的书，书中有他和大哥启正、二哥启大唱和的诗。其中，有“赵家三兄弟”的一帧合影，下面配有小诗，中有“吹笛裂石到天明”之句，道出他在美国对大哥的想念之情。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幼时大哥让他坐在自行车横梁上带他去考试、去图书馆的情景。赵启正第一次发工资，便倾其所有，给弟弟买了一架他梦寐以求的手风琴（启正主任后来说，那次正好赶上是处理的折扣价）。
一个人的感情是立体的。由于家庭的熏陶，赵氏三兄弟集家国情感于一身。
“十年动乱”中，父母随学校去了河北，两位哥哥一位去了湖北“五七干校” 一位去了辽宁参加一年大学毕业生军训，赵启光给大哥信中写道：“几声长啸向苍穹，汉水黑山三千里，各奔西东”。“十年动乱”结束后，启光先生去美国留学前夕，又写下了“几声长啸飞春燕，腰间云涛天际横”的诗句。这虽是启正主任弟弟的言志诗，但也由此看出，男儿要怀“鸿鹄之志”的家庭教育的影响，恩惠久远。
启正主任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在近80岁时，走出课堂，办起大学企业，在启光先生的诗里，这样描述父亲：“帷幄运筹驾长风，舟头破浪晚潮生。八十宝刀犹未老，为君一战取龙城”，这说明他们敬佩自己的老父亲在改革开放年代，敢于变革的勇气和力量。
而他们的母亲，自幼认定女子要力争与男子平等，在北京上中学和大学时一直名列前茅，还选择了那时女生很少去学的物理学。在中学时一直是校篮球队队员，上大学时还破了当时女子60米短跑的全国纪录。有意思的是，后来取消了女子60米短跑项目，他们的母亲就至今还是全国此项目的纪录保持者。
有道是，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无论长多大，也还有童年。
老母亲一直关心着启正的事业，她曾对启正说：“讲话与看书不同，看书有疏漏可以再看一遍，而说话，必要时需重复，否则别人会没听明白，那就影响对你讲话的理解。”
“那个年代家里还没有电视，吃饭就是说话、谈天，你的观点如果没表达清楚，父亲会说，你再重新说一遍。”启正主任说。
“如今父亲重病在床，已不能再与我交流了。要是往年父亲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表现，定会指出我哪里有不足。 而母亲已不幸于一年前去世了。”谈到这些他的语气凝重。
“一位老人的去世，犹如一座图书馆的毁灭”。在他看来，母亲的离去带给自己的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他说：“父母一生培养了许多学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但母亲晚年还是说过，她对社会的贡献没有达到她的理想。我回应说，您的三个儿子都有您的DNA，儿子的贡献也有您的贡献。好像妈妈听进去了！”说这话时，他眼中有泪光闪动。
一个人如果感情真挚，经过他身边的人一定容易感受那份真实的情感。这情感放大到事业上，就会凝聚起人心，这一点笔者深有体会。
记得那是启正主任即将从新闻办领导岗位卸任的时刻。
2005年7月21日，全国外宣会议即将闭幕，启正主任向台下的外宣工作者进行了短暂的告别。他说：“ 在将来的岗位上，我的工作与外宣也有一定的联系，与各位外宣干部还会有沟通。只要有文化存在就有文化交流，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外宣工作 。”台下爆发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今天他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的岗位上，真的并没有离外宣事业远去。他还在和外宣工作者并肩战斗着。）
那天，时任中国驻日使馆新闻参赞黄星原发言时，情感深厚地说：“每当我们的工作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总有一个资深外交家站在我们身旁，这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又是持续而热烈的掌声。那掌声是对赵启正为外宣事业付出的心血和情感以及贡献的肯定。
回顾在新闻办任职七年半的时间，他提出外宣的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真实国情，说明她的社会进展，她的政策，她的困难和不足，以此回答世界对她的不解，也要反驳对她的攻击。”他阐释“正面报道为主”的内涵，是要考虑报道如何能达到对最广大人民最有利的效果。这样就解决了有时不易判断某件新闻本身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困难。
那天会议结束后的晚宴上，笔者到他桌前敬酒，说：“启正主任，谢谢您，您的外宣立场、事业情感与传播技巧已像火种一样留给了我们。”他赶紧端着杯子热情地绕过桌子来到笔者面前。“大家可能格外看重您的沟通艺术，但其实您的国家立场和对事业的情感是排在技巧前面的，也是最打动人的。”听笔者这样说，他当即表示能被这样理解很是感谢。
2005年，爱泼斯坦先生去世了。早在1944年，爱老作为外国记者赴延安采访，并且经过他改写的第一条英文新闻稿由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用自己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喜怒哀乐的情感。
还是在那间大会客室里，午后的阳光照在启正主任身上，他翻开爱老撰写的自传体著作《见证中国》，那里面有他划下的一行行读书笔迹。
“在我生命的夕阳余晖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在爱老的最后一次生日会上，启正主任轻声吟诵着爱老的话，他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他的内心世界与爱老交融着。
那天谈话中，他说：“人们为什么这样问爱老‘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因为爱老有选择舒适生活的机会。而爱老用一生经历从容而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天他谈的是爱老，但笔者分明感到那也是启正主任对爱老崇高精神世界的响应，是他自己对这个美好世界的真诚回答。
那篇采写稿落笔后，笔者有点犯思量，发现启正主任表达的内容很连贯，但问话似乎把语境切割了。因为准备不足，问话就是在搭架子。于是，把问话部分抽出去，再看，感觉文章完整了。事情过去了，有一天到他的办公室，他对身边新闻办的一位局长讲述了成稿过程，他说：“作为主编能不计较个人名利，执意把自己的采访录，变成了被采访者的稿子，还是第一次遇到。”
平心而论，那稿子真是启正主任谈话的原始记录，与他接触过的人一定了解他出口成章的本领。再说，能在杂志上发表他署名的文章这对我们是多大的支持！但他却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感谢。他不愿埋没普通记者的劳动。直到他的《向世界说明中国》出版时，他仍在里面注明稿子是根据采访而成，并写上笔者的名字。
还有个镜头也很是难忘。2007年春天，他托人给《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责任编辑带去了一本他亲笔签名的书。这位资深编辑是原新世界出版社的社长，已退休。记得当时在楼门口，她打开刚拿到手里的书很是感动——只见扉页上，启正主任用银灰色的粗笔写着“没有您的心血，此书不会出版”。夕阳的照射下，银灰色的字迹更显得情意浓重。
记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与原广州市市长黎子流做节目。黎子流说到，工作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工作合作得很好，工作结束了，人也就没关系了。另一类人是既把工作做了也成为了朋友。他说，他很珍惜后一类同事加朋友的关系。
写到这里，想起启正主任说过的话：“爱泼斯坦老有许多朋友，中国的，外国的，他都是认真对待他们，以诚相见，凡数十年如一日。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有这样一种情形 ，有些人与人往来，‘见了面，握了手，吃了饭，换了片，断了线’。时间、精力、花费就白白付出去了，这对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人是一种怠慢，应当保持联系的渠道。表达中国要有渠道，渠道要积累，还得善待，才能畅通，这些方面爱老也是我们的榜样。”
当然当代社会生活节奏很快，大家都在匆匆赶路。上面那段话对很多人来说都难以做到，但启正主任做到了，正因如此，他诚挚待人的品格才显得格外珍贵，他才能为事业发展团结起越来越多的人吧。
如今大家在网上搜索，可以看到这样一张便笺：“六三毕业后，老来一相逢。握手疑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路程异，共恋同学情。明日分南北，六十再校庆。”时间落款200８年9月20日。当时启正主任在母校校庆50周年的日子匆匆赶回学校。同窗相见，分外亲切。他在一张便笺上即兴改写了（唐）李益的诗。这张写有小诗的纸条至今还被校友挂在网上，透着纯朴和亲切。笔者也保留着一张照片，那是启正主任在灯光下与郁金香花的合影。
那是2006年“两会”期间，编辑部送给全国政协委员赵启正的鲜花。尽管那时他离开了新闻办，尽管笔者与他相遇的机会已经很少，但这束金灿灿的郁金香盛开在过往的岁月中，那是对外传播媒体人对他的一份真挚感谢和美好的祝愿……
附录：
1、《江边对话》中基督徒说：“上帝就是光。如果您相信这一点，您就会成为一个最有权威向科学界解释‘上帝就是光’这个道理的人。”
无神论者说：“我不能理解《创世纪》，比如关于光的说法，我认为光的产生是一种物理现象，并且相信上帝不会把事情规定得那么复杂，让光具有波粒二象性”（是指某物质同时具备波的特质及粒子的特质。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基督徒说：“一个无神论者，很多时候会很孤独……但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造物主，他就有了一个参照点，从那出发，去了解人的命运。然后又有了目标感，前进感……”
无神论者说“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同样有着灵魂和精神方面的强烈追求，这一点并不因为无神论者心中没有上帝而减弱。”
第二次对话时，两人就哲学、真理、物质能量的转换等问题发生了你来我往的坚持，这时赵启正说：“实际上科学家和神学家各有一座山。他们必须友好相处，在两座山上互相打招呼。他们不应该距离越来越远，而应该越来越近，这需要对话”。
2、赵启正与田原总一郎对话：
原田：朝日新闻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人喜欢中国的占38.6%，不喜欢的占22.8%，喜欢中国的比讨厌的多。1997年对中国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喜欢日本的占10%，讨厌的占34%。到了2002年，调查显示，喜欢日本的仍是10%，讨厌的占53%。一下增多了，为什么？
赵启正：这个民意调查要看是什么时候做的，如果是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或是教科书一类的事情发生之后做的，就对日本印象坏些，但这不表明那么讨厌日本人。一些政要去靖国神社参拜，或极少数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是从白种人手里解放亚洲人，这个时候做民意调查，效果会差一些。我希望下次调查情况能够改变。
原田：现在日本觉得中国对日本构成了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日本的公司、工厂都迁到中国。假如今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日本企业变得空洞化了，日本就会越来越不行，也会越来越不安。这到底该怎么办好呢？
赵启正：这个担心我觉得有些过分。确实日本的许多工厂到中国来投资，但是否会引起日本企业空洞化我觉得需要分析。因为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日本差不多，但美国对空洞化的说法就比较少。中国现在大体上相当于日本70年代初期的水平，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可能是贬义，也可能是褒义。但中国距离世界工厂确实还有很大距离。不要说GDP，就说工业产值，中国只占世界的5%。而日本占15%以上，美国占20%，但大家谁也没有害怕美国和日本。何况中国的生产大量使用日本的材料。虽说中国的空调机占世界产量的50%，电视占世界产量的1/3，洗衣机占1/4，但很多重要材料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中国出口越多，购买日本的产品也越多。
3、 2009年3月2日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赵启正介绍会议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我们最近非常关注有关法国拍卖中国兔首鼠首一事，今天上午有了最新进展，您认为政协应该发出怎样的声音？
赵启正说，关于你问的法国法院驳回了要求佳士得停止拍卖，由圆明园盗窃的兽首这件事情，在国内影响很大，委员们也很关心。有的中国网友在网上问，“我们一向很崇敬法国文化，这次怎么了？法国文化生病了？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知道，法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文化中核心价值就是价值观是什么样的。法国的价值观并不是由少数法国人来承载的，是由全体法国人来承载的，我想我们应该这样看问题。大作家雨果这样写过，有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我希望有一天法国解放并涤清了自己，会把这抢来的东西送还给中国。
有一个现在还健在的法国作家叫贝尔纳·布里泽，他写了一本书叫第二次鸦片战争洗劫圆明园，这本书有中译版，我记得是2005年图书展览时是一本热门书。他说，圆明园的洗劫给中国人造成的心灵创伤就好象是如果1871年普法战争的时候，普鲁士的士兵把卢浮宫、凡尔赛宫，再加上国家图书馆一起摧毁，那么给法国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灵创伤，这是一样的。这是这本书里写的。希拉克读了这本书，他说感谢这位作家。他说，我欣慰地看到，是由法国作家写清楚了这段历史。
还有一个法国人，他也叫波曼德·高美斯，他是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主席，他也提出来制止佳士得的拍卖。所以政协委员们跟我说，不能够把佳士得强行拍卖圆明园的兽首看成是这次事件的失败，它却教育了世界人，包括法国人自己。 （作者：申宏磊）
来源： 《人物》 2009年0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