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翰站在那里体型高大，当他收起手脚坐在当中的座椅里时，你会感到俊朗的体型即刻把光芒让位给智慧了，但运作精密的大脑很快又让位给人格特征，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总是透出安宁纯静的气息。
湖水般的平静气息恰是这次故事的特点，或许你认为这没有什么特别，由于它的缺乏意外的美。它是一个好孩子的天空，明亮的天气几乎一成不变。当外面的世界旋转而去时，他平静地独辟小径。有一刻——仿佛那一刻早就在脑海里成型，而随时间流逝它越加清晰——它就像几个猛烈跳跃的高音疾箭般把乐曲带入高潮。
这种故事重视体系和完整性，章节和章节严密衔接，但细处又意蕴深远。虽然古板，但这种静水流深的风格也很稀罕，不禁让人想起《美丽心灵》中的纳什，平静之下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同样在英俊文雅的外表下都藏有一个精密的大脑，而人们也都要花很长时间，才知道，他们更有一颗疯狂的心灵。
喧哗与寂寞
从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到70年代，一半小男孩的梦想都是当“解放军”，而另一半都是当“科学家”。但不到初中毕业，很大一部分人都远离了梦想，只有很少几个人还把它放在心里。30多年来，邓中翰把这个梦想一直带到今天。这个梦想的土壤，或许竟来自那个时代的喧嚣。回到当初的情景里，他的周围都在搞文化大革命，窗外闹哄哄的，人们在街区里游行。隔着南京的一溜儿院墙，他独自喜欢航模，喜欢推理，喜欢琢磨无人回答的问题，和跑到街上那些小孩不同的是，他热爱得更孤独，更专注。
喧嚣中的寂寞，给邓中翰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他的内心是最好的向导，思考是最大的乐趣。这两个伙伴助他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这所中国最好的理科大学坐落在合肥，也是个偏僻的所在。他在教室、食堂、操场之间的空间里移动，虽然单调依旧，但他也有了两个新欢：篮球、游泳。
一番挥汗如雨后，心情格外地轻松。除了这样消耗精力，年轻的邓中翰认为自己的脑袋里还可以装些东西，“我主动请战，想加入一位老师的课题组。” 问题是他才是大三的本科生，照规矩没有资格进入研究生组，这位老师虽然没有拒绝他，但给他了一些不可能的任务——且称之为一堆研究复杂问题的英文资料吧。于是他把很多晚上和节日用在科研上了，时近寒假，他还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放假就不想回老家了，干脆就留在校园里读读这些书，最起码把英文学得更好一点”。
于是，邓中翰一边学习英语，一边试图用量子力学解释外太空射线对地球矿物质的影响。不到一年时间，20出头的邓中翰分别在《国际应用核物理学》杂志及《中国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三篇相关文章，在专家圈子里大家心知肚明，在这份《中国科学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通常意味着可以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了。邓中翰为了“把英文弄好点”的努力，一时间备受关注，竟一举获得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没什么比这个奖更能塑造邓中翰了，它释放出奖杯的真正灵魂在邓中翰身上就像某种魔力，使他成为“挑战者”。
14年后，当邓中翰在清华校园里谈到“挑战杯”时，思绪万千， “我总是回忆到这个奖杯——挑战杯，”数万名清华学子们在台下仔细聆听——“在我年轻的心里面，这个奖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我非常希望能把精力放到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来。但是二十多岁的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本事。直到我发表了那篇文章，直到获得了国家奖励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更珍惜时间，更珍惜自己，我加紧了我的学习生涯和工作生涯，所以这个奖应该是一个转折点，它是我从幼稚无知突然成熟的时刻。”
7个和1个
“挑战者杯”之后，邓中翰认识到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他开始对每个月等着父母汇款的学校生活进行省思，难道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吗？他的思想和心灵都超越了校园，在那时候，奠定了一种人生理想的基础，也获取了一种生活的方法：做任何事情都要敢于面对挑战，敢于把自己投入进去。
邓中翰考取托福、GRE，直奔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物理系。海外学子往往生发了出头的感觉，大家买车、旅游、谈恋爱的时候，邓中翰的心情却放松不下来。每天走到伯克利学校走廊时，就看到18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向你微笑。伯克利大学18个诺贝尔获奖者，7个诞生在邓中翰所在的物理系，那真是一个令人老想跳楼的物理系，而邓中翰“每天走过去时，心都提得很高，非常希望将来读物理学博士的时候，在他们的领导下做科研，像他们一样为物理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邓中翰回忆说：“我每次考试的目标都是拿到第一。”他还记得“在物理学两个周末12小时的笔试， 2个小时的口试，在40多个考生里拿到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这样一步步界定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种时刻面临挑战的感觉，陪伴着他一年又一年，奇怪的是他每天都如此肯定“这样的压力，是非常有益的”。
在学校里遇到戈登•摩尔并不新鲜，他给学校捐献了一个会议室，而其著名的“摩尔定律”创造了硅谷历史。每听到一些来自半导体界的报道时，邓中翰就想着，作为硅谷实质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也许正对他发出召唤。“我应该转系”，他对系主任说。“你为什么要转系？”“我对电子学的工作一点都不了解。”这个诚实和疯狂的人让系主任非常担忧，问：“你能不能在转系的过程中做知识结构的调整？”
“挑战者”的回答是“可以”。
每天早晨8点钟，邓中翰自己煮上一杯咖啡，就开始了“知识结构的调整”。这部分学习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以至于他真的没有什么空闲时间。第一学期之后，电子工程系的几门课都考了A，导师才完全接受这个物理系学生，也为他成为伯克利大学建校130年的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科的学生奠定了基础。
银座灵感& 长城动力
1994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邓小平的“南巡”为经济提速注入了动力。举国投入到一片喧嚣的经济大潮中。
此时邓中翰站在东京银座的街头，对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看了一星期。此前他随团到日本NEC公司作报告，因为签证问题而滞留东京。那里无事可做，他站在日本最繁华的地段上看景，东京确有让人迷失的魅力，他不明白这些川流忙碌的人究竟在干什么，这个像巨兽一样的社会究竟在往哪里走，他开始感到迷惑。
要追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回到美国之后，社会运作之谜变成了邓中翰的一个心结。到了1995年11月，伯克利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发明了一整套动态的博弈论。而这一套理论和方法，让邓中翰觉得或许能够解释东京繁华世界的奥秘。他恍然大悟“原来有很多实际的东西都可以被解释”。经济学给邓中翰的思维世界增添了现实感，所有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根绳索就是经济学。他走进了伯克利大学校长办公室，要破学校的先例。
田长霖校长是伯克利建校一百多年来第一位华裔校长，也是美国历史上担任过顶尖大学校长的第一位华裔，是中国留学生的骄傲与楷模。两人相见，岂不惺惺相惜。
“……虽然这在咱们学校没有先例，但学校还是鼓励学生多学知识。只是有一点你要考虑清楚，同时攻读物理学硕士和电子工程学博士已经很不容易，你真有精力再去学经济学？”
“我会为伯克利创造一个奇迹。”
邓中翰的确创造了奇迹。1997年，邓中翰在伯克利大学拿到了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三个学位，成为该校成立130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科的学生。
缓慢的第一乐章在经过银座街头时发生了变化，在他拿到三个学位毕业于伯克利大学时，实际上就开始了第二乐章的澎湃有力的演绎。
离开伯克利大学那天，田校长对他说，你虽然在美国做得很好，学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是还没有为国家做过任何有用的事情。邓中翰点头：是需要用武之地的时候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浪潮澎湃，而且为海外精尖人才拓出一片新舞台，国内频频向海外学子伸出橄榄枝，邓中翰应邀观看祖国五十周岁国庆庆典，在观礼台上他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一定要把祖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因此，邓中翰把创业的领域锁定在具有巨大成长潜力，在全球范围内又属空白的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这与国家发展芯片核心技术的想法不谋而合。
1999年冬天，在北京中关村一个仓库里，邓中翰和杨晓东、金兆玮等共同创立了中星微电子公司，他们获得了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的第一批种子基金，而后期的风险投资都由企业自主筹措，从而成为一家以“硅谷机制”创立的中国本土企业。
为了定格这一历史瞬间，几位技术游侠穿着长城T恤在长城上誓师，面向镜头打着胜利的手势，邓中翰在中间并不轻松，他心事最重。这一刻终于到来了。他想，过去、现在、未来在一瞬间凝聚在一起，似乎对喧嚣、宁静、奋斗、宿命种种作出了最终解释，揭示出内在的意义。
“芯”风暴
中星微公司集中体现了几种力量的聚合，邓中翰个人能量的积累需要释放、中国经济突破创新瓶颈束缚的要求、海外人才挑战国际先进技术的能力、国家产业政策结构调整。1999年10月14日，厚积薄发的邓中翰携中星微步入舞台中心。
邓中翰和伙伴们放弃优越生活，在仓库里，琢磨超越世界最尖端的技术。 “我们的起点是非常艰苦，非常落后的。”到冬天，北京刮起寒风，屋子里暖气又不足，来自硅谷的博士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恶劣环境，一个个手上起了冻疮。邓中翰说，但他从不为自己的挑战感到胆寒，“正是这种挑战，使你个人作出的承诺变得更加可行，我们自己也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吸引到更多的人。”
仓库虽然寒酸，却酝酿着中国最尖端的技术，蕴藏着无限的奇迹，散发着迷人的科技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很快中星微阵容就不断壮大起来，40几位硅谷回来的留学人员，研发人员占总员工比例的70％以上，与清华大学建立的后备力量培养基地相比，中星微内部甚至建立了科协——一个科学家们研讨交流激励的平台。邓中翰把硅谷那套经验移植到中国，股权激励、制度化、宽容的创新文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策略。这些眼花缭乱的在技术与管理上双管齐下的经营策略很快把中星微塑造成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公司。
1999年成立的中星微，2001年推出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这个指甲大小的薄片，揭开了中国挑战世界领先电子技术的序幕，其集成度达到奔腾系列水平，成功打入国际IT市场，并广泛被飞利浦、三星等品牌用于电脑摄像；接下来星光二号、三号、一直到五号以及更多的芯片的推出，客户覆盖欧、美、日、韩等16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60％的份额。伴随其科研能力成长，中星微共申请国内外专利截至2008年6月已经超过1300项，并积极参与产业标准的制定。成果应接不暇，“仓库博士”们抢眼全球，人们突然间发现“中国芯”风暴已袭来。
势如潮涌，邓中翰直冲2005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年度大奖。
这是今天最为炫目的舞台，这一刻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初识一个挺拔、英俊的技术领袖。他并非弄潮儿，其实倒更习惯于离开镁光灯，运筹帷幄之中，但此刻他作为商业领军人物将发挥标杆作用，“我是代表着以自主创新、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年轻人得的这个奖。”他说，“我相信中国芯将会响亮世界！”是的，在中国商业困于鄙薄价值的忧愁气氛里，邓中翰的风格和实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人们感受到了“中国创造”在年轻一代中酝酿的巨大推动力。
他说：“每个人都是从平凡到逐渐取得一些成绩，在很长时间里都应该默默努力地工作，获得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在产业里面形成有影响力有推动力的一股力量，那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多年的平凡工作积累的成绩在那一刻实现。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是在孤独、寂寞中默默工作进行累积。”这让许多随波浮沉、见缝插针的企业家黯然失色。
邓中翰黑白照
我们站在今天，小心回顾历史时，发现正是有些社会潮流也左右不了的内心坚持每每造就最卓越的成就。
那种内心为一个个体铺出一个简单纯净的天空，我们进入邓中翰的世界一窥，就能发现，在任何混乱的岁月里，邓中翰走的路似乎不存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他只是一站接一站地前行，而他每次似乎只看到一个点，那是战胜自己的下一个高度，尽管艰辛，但也一如既往地在他纯净的天空中前行。
在赛场上，一个跳高运动员之所以独得高度，那是因为他心无旁鹜。
今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向记者回答问题的邓中翰，仍然很好地保存着他的安宁和纯净，他认真回答问题，仿佛小时候的经历也是一件必须客观对待的学术课题。对话间，你可以进入他的世界，明亮的天气好像从没有变过。但你绝不可因此忽略或忘记邓中翰的理想与野心，这种清澈之下有种绝对的执著，它在主导着会议室无法容纳的更大的世界。在走廊里，年轻的科学家们衣着时髦、彬彬有礼。中星微办公楼的装修风格严谨有致，只有阳光透过走廊扫在闪闪的奖项上，狂野之“心”才夺目而出。
到处可以看到它的成就，在中星微总部走廊里，国家领导人关怀的照片和题词比比皆是，奖项和专利证书摆置得就像博物馆。瞬间你就知道中星微是一个开拓者，但得用一个上午你才能看完图片和奖杯，了解到它在社会中产生的能量。但这不是最有趣的部分，真东西搁在走廊尽头，在墙壁上有一款方型的图画，上面描绘了一个芯片的剖面，那是中星微的创造力结晶——星光系列多媒体芯片：上百万条细线从一个原点上游弋出来，几经曲折，进入网络中心，迷失在雾气一般的丝线之中。但他们目标清晰，一定找得到自己的位置和目标，最终传递出使命与能量。
对话
赶快找到大师级人才
新前程：邓博士怎样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学习上有何个人的窍门？
邓中翰：时间就像海绵，在繁忙的日程中，我总是能压出时间来读书，甚至还能完成一些课题研究。如果说学习技巧的话，根据我的经验，无时无刻不是学习，你可以从生活和工作的细节与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这就需要开放的思想和心态。
在开放的思想和心态下，我常常在市场需求分析、技术推动的过程中学习到东西。此外阅读、参与展览会、拜访客户、与人聊天的过程也都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对行业其他同行的研究和学习，给中星微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新前程：你和索尼打过交道，在一次被拒之门外之后，又把产品卖给了索尼，你认为我们和索尼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邓中翰：我们和索尼的差距很大，他们是一个巨型的世界顶级企业。尽管我们看到这两年三星也在崛起，但是索尼代表了一个时代。索尼像苹果一样，发明了很多东西，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中星微到今天，我们非常推崇的一些偶像级的企业，就是索尼、苹果这样的企业，突出的特征是创新性。我们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把我们的创新应用在产品概念中的这种精神，另外一方面像索尼和苹果这些公司，他们很多人对技术的热望以及对产品和世界的影响是由衷的，它们不是简单的为了商业，首先是有了创新带来价值，才会考虑个人的价值，这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和巨人企业在一起共同探讨世界的未来，在这种层面产生的交流和碰撞，是非常令人震撼的。
新前程：聪明人在一起一定会各执己见，你是怎么开会的，怎么处理分歧和争吵？
邓中翰：每个季度，我都会带领团队一起离开北京开会。我鼓励团队讨论问题，也认为争吵是获得信息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竞争的方式，但是，如果老是这样吵下去的话，公司团队就会很不团结，时间久了，矛盾就会激化，所以，每个季度我要带大家到外面去开一次季度会。
季度会是一个阶段性调整，因此地点和环境非常重要。开季度会的时候，我总强调“看得更远”，这种状况下，大家就可能比往常更能团结在一起。另外，办公室气氛的会议一定是非此即彼、针锋相对的辩论，而一旦到了外面更大的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时，大家自然会感觉到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致对外，自然环境给人的心理造成的影响是很关键的。
新前程：你说中国也要有像比尔•盖茨、安迪克鲁夫这样的大师级人才，用什么机制？
邓中翰：安迪克鲁夫是一个典型，他是在二战中从匈牙利跑出来的一个犹太人，他在纽约获得了政府的资助留下了。美国把这样的一个人才留下来，转变成国家的重要资源，这就是一个思路。
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觉得美国的思考方向是对的。所以我的观点首先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其次是对创业人才的研究进行大力扶持。第三要尽快培养、选拔未来引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展的人才，这些人才应该已经在我们周围了，我们要赶快找到他们，并考虑如何做领军人才的工作。 文/陈湘鹏
来源：《新前程》 http://www.jrj.com 2008年10月23日1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