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半年国际著名科研资助机构“人类前沿科学计划”宣布的本年度资助项目名单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薛天榜上有名，未来三年他和他的团队将获得总计9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
像这样的年轻“励志”科研故事在中国科大还有很多：陈宇翱，中国科大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教授，32岁时获得2013年度菲涅尔奖；李传锋，中国科大“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青年教授，其研究组的“八光子纠缠态”成果入选2011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中国科大的青年“军团”正以不俗的表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该校45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学科研工作者人数已占全校的70.2%，青年人已成为科研创新的重要生力军，多项世界级高水平研究均由青年科学家担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年轻的科技人才能获得如此迅速的成长呢？
打通上升通途：爬坡阶段给助力
今年2月，中国科大工程学院教授吴恒安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海姆课题组合作的“氧化石墨烯薄膜快速筛选离子”研究成果刊登在《科学》杂志上，引起广泛关注。
说起与海姆教授的合作渊源，吴恒安的记忆可以追溯到2009年的一个下午——学校领导与全校青年教师座谈，鼓励大家积极申请“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计划”。“那时我留校也有几年了，但科研上总感觉打不开局面。”吴恒安说，“这个座谈会给我的触动很大。”当晚，他就给海姆教授写邮件，第二天就收到了热情的回信。
2010年，吴恒安顺利进入这个国际交流计划，以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海姆教授的实验室，开展石墨烯材料力学行为的模型和数值模拟研究。他们紧密合作，制备出一种新型隔气透水石墨烯薄膜材料，并揭示其微观力学机理，成果于2012年1月由《科学》杂志发表，引起巨大反响。
公派结束回国后的吴恒安感到了质的改变：“研究的眼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研究质量和水平开始与国际接轨。”
“科大本身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学术布局与国际前沿紧密结合，多个学科水平与国际接轨，青年人在科大有很多施展的空间。”中国科大分管人事人才工作的副校长窦贤康介绍，“我们鼓励老师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为青年老师量身打造出国研修计划，并要求学院的学术带头人帮助年轻老师联系海外研究机构，由学校提供良好的资助条件，让年轻人有机会去国外一流的实验室锻炼，开展高水平研究。”
自身资源少、申请项目难一直是事业处于起步阶段的很多青年人才共同面对的难题，尤其是在他们刚从海外回来，对国内环境尚不熟悉时。而中国科大地空学院教授雷久侯却没有这样的困扰：“我是通过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回国的。刚来到科大，科研经费就到位了，采购仪器到位后就开始做观测和实验，没有耽误时间。”中国科大物理学院教授徐宁把“百人计划”经费看作自己回国后科研的“第一桶金”。“学校在我入职的第一时间提供了启动经费70万元，通过中科院择优之后又追加了200万元。”徐宁说，“我的研究领域是‘软凝聚态’，这样的经费与国外相比也算很可观了。”
“学校希望在青年科技人才事业爬坡阶段助上一把力，全方位创造条件为他们打通上升通途，让他们的科研水平‘水涨船高’。” 中国科大人力资源部部长褚家如说。
弹性考核：让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
近年来在国际量子领域崭露头角的李传锋，自称是一位“老派科大人”—— 从读书到工作一直都在科大。而1999年留校的李传锋，起初的学术之路并不顺利。“特别是到了2006年、2007年，感觉各方面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却总是捅不破那层窗户纸，做不出好的成果。”李传锋反思自己的科学品味火候未到，更加努力地“泡”在浩瀚的文献里，去体会别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
“蛰伏”后是惊艳的翱翔。从2009年开始，他的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量子信息科学界的关注，其中，《观察到光的波粒叠加状态》被《自然—光子学》杂志选为封面文章，并被《自然—物理》杂志“研究亮点”栏目报道；“八光子纠缠态”成果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
“在没出好成果的那几年，学校没有给我施加压力，而是给了我宽松自由的环境去作更深入的研究。”李传锋说，“科研是积累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科大尊重科研规律，从不干扰做科研的节奏，在我心里，这里最接近真正的大学。”
在中国科大，很多教授都表示，感受不到来自学校的压力，很多学术单位通行的数论文、算经费的年终考核更是没有。“对于高水平的老师，我们以‘弹性’评价方式替代硬性的年度考核。”褚家如介绍，年终，教授们只需填一张表格，说明这一年的工作内容即可，没有硬性的考核指标。
现在，学校正在建立一个数据库，综合全校教授本科教学、科研和指导研究生的信息，年终由行政人员把教授的信息整合到表中，再由教授审核并修改补充后签字即可。“这样一来，教授们连填表都免了。这种方式已经在部分学院试点，并会逐渐向全校推广。”褚家如说，“我们希望把事务性工作对科研的干扰降到最低，使教授们可以集中精力安心做科研。”
个性化支持：“雪中送炭”
“在科大，我们做得最多的是‘雪中送炭’。” 窦贤康表示，“大到经费、设备支持，小到住房等生活问题，我们都尽力为青年人提供个性化支持。”
生命学院和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双聘教授薛天在刚回国时，国家“青年千人”经费按规定只能按年划拨，第一年只能先到位100万元，但是研究的起步阶段需要购置大量仪器设备，往往是花钱最多的时候，到位经费并不够用。薛天给学校人力资源部写了一封邮件，说明了实际困难。很快，学院的科研管理老师拿来了一张“科研借款”申请表请薛天签字，学校审批后，借款迅速到位。
“没有复杂的手续和程序，仅仅是一封邮件、一张表格，就解决了燃眉之急。”薛天表示，“这种灵活而个性化的管理机制，对科研起到了很好的支持作用。”如今，薛天在神经光感受的信号转导、神经环路和相关再生医学等方向上均颇有斩获，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上的研究成果，他引千余次。
徐宁在回国之初也遇到了实际困难——购置的计算机机群需要安放在调温空间里，但他却找不到。时任物理学院执行院长刘万东知道后，帮他联系，在其他老师的机房中拨给徐宁一个机柜。
对雷久侯来说，第一次直接感受到科大的人性化管理是在入校之初。“学校提供了装修一新的周转房，但因为孩子小，我担心装修气味，就和人力资源部提出，能不能帮我换一套装修年份久的住房。”雷久侯感慨地说，“第二天上午人事就通知我，可以换房入住了。”
“我们希望通过人性化的管理与服务，切实解决青年科研人才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科研之外的后顾之忧。”褚家如说。（本报通讯员 曾皓）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4-10-09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