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宗（1911~2011年），江苏省吴江人，我国著名的放射化学家、教育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4~1946年，在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47~1951年，在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随约里奥－居里夫人从事放射化学研究，获博士学位。1951年秋回国，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研究室主任。1958年9月，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并兼任首任系主任。1961~1969年，任二机部铀矿选冶研究所（简称五所）业务副所长期间，带领五所科研人员成功制备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用的核铀原料。1980年，积极倡办新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合肥联合大学。
虽然被学术界公认为“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的杨承宗先生已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我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和高素质人才的造就作出的许多开拓性、创新性的贡献，已牢牢铭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这位百岁老人一生所持的是宽容大度、默默奉献的君子风范，历史不会忘记这位“没有勋章的功臣”。
问道西洋 承学居里
1911年9月，杨承宗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八坼镇，父亲杨蔼如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民族实业家。杨承宗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32年7月，他以7门功课全是“最优”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理科。
毕业后，经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推荐，杨承宗到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工作。所长严济慈安排杨承宗跟随玛丽·居里夫人的学生郑大章学习放射化学，由此奠定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方向。郑大章是第一位把放射化学带回祖国的海归学者，他治学严谨，为人正直，非常赏识和喜爱善于思考、勤于钻研的杨承宗。师生二人情投意合，迅速投入到铀、钋、镭、氡等放射性元素的研究之中。
1947年初，经严济慈推荐，杨承宗获得了赴法国居里实验室留学的机会。他乘坐战后上海开往法国的第一艘大客轮“香波利翁”号，在海上航行了四十多天终于到达巴黎。在居里实验室，杨承宗师从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前沿理论。求学期间，他系统研究了元素周期表的第Ⅲ、Ⅳ、Ⅴ、Ⅵ族较难分离的一些化学载体元素，成功研究出分离镧系元素与锕系元素的离子交换方法。这是当时放射化学最前沿的课题之一，此法可以利用含铀矿物在稀硫酸溶液中形成络合铀酰离子得到浓集低含量的铀，因而在世界核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1951年6月15日，杨承宗顺利通过了约里奥－居里夫人主持的论文答辩，获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其论文被评为最优秀级。在为他举行的祝贺酒会上，居里实验室的学者们按照惯例，用平底烧杯盛满香槟互相碰杯。一周之后，杨承宗收到了钱三强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希望他早日回国工作。杨承宗当即决定放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他提供的“年薪为555350法郎另加补贴”的高薪续聘。
回国前夕，杨承宗按照钱三强的委托，用组织辗转捎来的3000美元购买了大量与原子能相关的书籍、仪器、药品等。经费用完后，他毫不犹豫地垫上了自己在法国省吃俭用存下的全部积蓄。杨承宗的回国行装是整整13个大木箱，满载其中的全是国内紧缺的实验器材与资料。
约里奥－居里先生听说杨承宗要回国，提前约见了他，慷慨激昂地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钱（三强）呀、你呀、钱的夫人（何泽慧）呀，汪（汪德昭）呀。”杨承宗回国后向钱三强报告了约里奥－居里先生请他转告毛主席的这段话。钱三强请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丁瓒向中央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使他们受到鼓舞。在这之后，中共中央领导开始对中科院的科学家逐渐明确表露准备进行原子弹研制的意向。
近代物理所的“法杨公”
1951年秋，杨承宗回到祖国，钱三强所长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当时该所按科研工作分为四个大组，第一大组的主任是赵忠尧，第三大组的主任是王淦昌，第四大组的主任是彭桓武。没过多久，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归来的实验核物理学家杨澄中也来到近代物理所。由于他们名字的发音近似，为了区分两人，由彭桓武提议，大家分别尊称他们为“法杨公”“英杨公”。
杨承宗的归来对中国原子能事业来说是令人振奋的，这不仅仅在于杨承宗带回来了碳酸钡镭标准源和其他科研设备资料，而且在于他本人会对创建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需的基础学科之一——放射化学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当时我国已经有一些从事核物理研究的科研人员，且不乏有几位国际知名专家，但从事放射化学工作的却是凤毛麟角。在近代物理所的科学家中，研究放射化学的只有杨承宗一人。钱三强常说：“核物理和放射化学是我们的两条腿。我们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这也正是他和全所同志那么盼望着杨承宗回国的原因。
近代物理所于1952年10月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了以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为中心，充分发展放射化学，为原子能应用准备条件的方向。其中，放射化学部分的规划就是由杨承宗主持制订的。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杨承宗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在所里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大学毕业生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后来他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精心培育我国第一代放射化学中坚骨干。他亲自主持设计并筹建起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该实验室所在的建筑被称作放射化学小楼，是当时国内唯一能进行放射化学操作的实验室。
为了普及同位素应用，配合全民办原子能事业的方针，从1956年下半年起，物理所开办放射性同位素应用讲习班，杨承宗担任第一期讲习班班长。此班连续开办了8期，共培养了五百多名应用核技术人员，为全国各地开展放射性核素的应用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为原子弹“加铀”
在党中央确定研制“两弹一星”的计划后，中国科学院动员了当时几乎全部相关科研力量的精华，承担“两弹一星”的前期基础性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任务。杨承宗与许多科学家一起，踏上了“秘密征程”。
1961年4月，二机部部长刘杰把杨承宗安排到二机部第五研究所（铀矿选冶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业务工作，以顶替刚刚撤走的苏联专家。在了解了五所的一些真实情况后，杨承宗没接到正式调令前，便立即去五所工作。
从1961年到1964年间，杨承宗带领五所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科技队伍，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创造了中国核工业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自己动手，建成了一座铀冶炼生产实验厂，在我国第一批铀水冶工厂尚未建成的情况下，经过三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150余吨重铀酸铵，生产出足够数量的核纯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与此同时，还开展了铀产品中20多种微量杂质元素的分析测试方法的研究，建立起一整套金属铀的质量检验方法。在他们取得的几十项高精尖的科研成果中，有几项可把铀的生产流程大大缩减，纯化程度大大提高，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其中凝聚有杨承宗和他领导的科研队伍所付出的心血，以及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正如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前身即为五所）的老一代科技人员们所说：“杨先生领导的五所是我院最辉煌的黄金时期。”“一个科研院所，没有杨先生那样的真正学者领导是不行的！”“杨所长制定并认真推行的一套科技成果评价管理制度，即便是国家已明确提出了‘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要求的今天，它仍然是具有先导意义的典范之作。”
情系科大
1958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刚刚成立之时，杨承宗即被请来担任科大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负责该系的筹建工作。他亲自主持制定了相关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为该系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正是从此开始，杨承宗与科大结下了深厚情谊。
1969年冬，科大从北京南迁安徽，杨承宗毅然跟随科大举家迁到合肥，与广大师生共度了最困难的南迁时光。1970年，他与近代化学系64级放射化学专业（6432班）的学生被分配到马鞍山南山铁矿劳动锻炼，工作任务是将大块矿石用锤子敲成小块，在那里度过了半年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的岁月。后来杨承宗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我跟6432班的同学是患难之交，患难之交不可忘。”
在艰辛的岁月里，杨承宗依然不忘为科大的发展谋求出路。1973年，在办学条件不理想、科研工作难于展开的情况下，杨承宗走出校门，亲自在安徽省稻香楼宾馆主持了全国火箭推进剂燃烧机理学术会议。在此基础上，推进了航天部四十二所与科大三系科研协作关系的建立，并将其命名为“4203科研组”。这一举措使科大的固体火箭推进剂燃烧机理研究成果在国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使四十二所与科大良好的协作关系一直发展至今。
1978年，杨承宗被任命为科大副校长，分管科研工作，为科大的二次创业殚思竭虑。杨承宗非常重视外语教学，作为副校长的他还兼任了外语教研室主任。杨承宗从指导思想上提出外语教学应以英语为主，全面兼顾，既要向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又要向现代科学发源地国家学习。自此科大不仅在全国高校中由俄语转向英语最快，而且是外语教学收效最好的学校。在历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统考中，科大学生平均成绩一直名列榜首。
古稀之年 创新教育
“文革”结束后，杨承宗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将关注的视野从科大校园扩展到江淮大地淝水之滨。杨承宗认为，要促进安徽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生活康乐，发展教育是主要出路。在“四化”建设当中，可以引进设备、引进资金，但国民素质是引进不来的，只能依靠教育。在杨承宗的多方呼吁下，1980年10月，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合肥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正式成立。杨承宗被任命为首任校长。
联大的办学思路围绕着杨承宗提出的“联办公助”“自费走读”“不包分配”等几项原则，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打破了传统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局限。例如，在经费方面，联大实行“学生缴费和社会集资为主，国家资助为辅”，学校经费依靠学生缴纳的学杂费、社会资助和国家补助等渠道。理工学生每年缴纳学费50元，文科40元，这是自费的部分；安徽省、合肥市政府按每年每位学生给学校补助100元到150元，这部分属于公助。据统计，当时安徽省的普通大学培养一名大学生的平均费用是1700元，是联大投入的10多倍。“联办公助”是联大办学思路的核心，合肥的高校特别是科大，对联大的建设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创办的前三年里，联大没有固定的教室、实验室，所有教学设备的应用，基本上是插科大的空档；科大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做实验，联大学生则相反，有时还利用中午或周日上课、做实验。
联大的创立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是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全新探索。杨承宗作为一个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和执着，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以顽强的毅力、前瞻的思想和创造才干，推动了国家高等教育的改革，功勋卓著。联大于2002年更名为合肥学院，现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20多个院、系，在校生15000多人的颇具影响和实力的特色院校，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各类专门人才。
淡泊明志 笑对人生
2010年9月5日是杨承宗的百岁寿辰。9月2日下午，北京中关村杨承宗家中发生了感人一幕。96岁的原二机部部长刘杰从折叠椅上站起来，缓缓走到百岁老人杨承宗身边，俯下身，两位老人抱在了一起。一位是杰出的老领导，一位是著名的科学家，当他们的脸贴在一起时，心也贴在了一起。杨承宗无比高兴地说：“我感觉到了生命的幸福。”
这位百岁老人一生所持的是宽容大度、默默奉献的君子风范，他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中国科大办了一个专业。”他的同事、学生有的当选院士，有的荣获“两弹元勋”，但他既不是院士，也没有佩戴上共和国的勋章。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但是对于荣誉得失，他的心总是平静：“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然而，历史不会忘记，杨承宗被公认为是“没有勋章的功臣”。正如他的老领导二机部原部长刘杰所说：“杨承宗传约里奥－居里忠言，为培养放射化学奠基，为发展核弹原料胜利攻关，并为核事业培养了众多英才骨干，功德无量。”学术界一致公认他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
2011年3月18日杨承宗因发烧住院。五月中旬病势日渐严重，但他依然放不下放射化学的发展。在学生刘清亮、王庚辰、王玉琦、杜连卿前来看望时，杨承宗对他们断断续续地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放射性同位素。第一是同位素的宣传，第二是同位素的推广，第三是同位素碳14的应用，这对国计民生极其重要。”
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平凡而又伟大的百年人生。
王方定院士这样评价杨承宗：“先生为我国核燃料化学的建立、发展和培养人才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高。”虽然杨承宗先生驾鹤西归，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放射化学事业。但他对我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和高素质人才的造就作出的许多开拓性、创新性的贡献，已牢牢铭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而他淡泊明志、笑对人生的豁达人格，也为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张志辉 刘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4-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