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秉承“公众讨论是市场经济清道夫”的理念。所以，过去的10年间，作为中国电动车行业的意见领袖，绿源集团董事长倪捷以“能言善辩的优势”，义无反顾地参与到关乎行业生存、发展的讨论中。
“但是我突然感到很痛苦！”倪捷说，尽管很多时候，他都能得到“倪捷讲得不错”的评价，可是到头来，很多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包括生产厂家常常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我感到光靠常识，还不能完全令辩论对手认同我认为的真理，所以决定拿起以物理学为代表的数学、物理科学这个武器！”在科学的语境下参与公共讨论，是同在20年前获得于中国著名大学理工科硕士学位的倪捷和他夫人胡继红的强项。
“电动摩托车的主张很荒唐”
倪捷经常写文章，搞研究，这是所有深入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都知道的公开事实。1986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理工科并获得硕士学位的教育背景，转行到宁波大学工商经济系教师的职场经历，以及长期的工业企业科研和管理实践，使得记者们对这位企业家常舞文弄墨的事见怪不怪了！
可是，听到他亲自在“闭关”研究“两轮电动车安全性数学模型”、“电动车与自行车同向变道型无撞击数学模型” 等一些文科出身的记者还无法完全听懂的两轮电动车安全基础研究，而且还有类似的六大系列课题的“大计划”时，不免一惊，也就十分期待了。那是去年11月，倪捷说，第一个关于安全的研究报告可以很快完成，因为他有电动车研发、制造的十年经历，有几十万绿源客户数据，也有曾向他请教过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ChrisCherry博士在研究“中国两轮电动车交通问题”时的详尽调查数据可参考。
果然，两个月后，记者便收到一本10万字的《两轮电动车交通安全研究报告—兼论行驶道路选择和产品技术规定的问题》，一口气读完这份严谨的研究报告，叹服之余更多的是感到欣慰。
从2002年北京发布电动车“封杀令”(2006年底收回成命，宣布可以上路)开始，鉴于官方统计的电动车从 1998年年产5.8万辆到2007年2000万辆的群众需求增长，以及环保、实惠，节省能源、资源等因素，记者和所在媒体一直关注这个有待改进的产品，发表支持声音。可近年来又常诘问自己：如何证明电动车不是危险产品呢？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听到的多是感性描述。在倪捷出具报告之前，我们总探求有人给予科学的回答。
2007年7月，成都地方媒体公布了一系列涉及电动车的死亡数据。从2004年的涉及死亡29人到2006年 39人，两年增加了34％。于是，马上有反对者将电动车冠之为“马路杀手”，进行攻击。
电动车是不是“马路杀手”？倪捷的研究报告给予充分的否定。他从出行率基础上推算恶性事故的比例。结果显示，所谓的“马路杀手”一说，忽视了“成都市电动车保有量从2004年的40万辆增长到2006年的90万辆”的事实，也没有分析成都的“普通自行车的安全系数不如电动自行车高”的数据统计。报告的结论是，电动车比普通自行车的安全系数可能略高，并且随着电动车越来越多地替代自行车和摩托车，成都的交通死亡人数大幅下降，从2003年的1240人死亡下降到895人死亡。因此，“电动车的增加不会恶化交通，反而有益于交通安全！”
这个结论，与他拿2007年国家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一致。
一份数据，为何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关键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数学推导，而不能是简单的、表象的常识。”倪捷说，“这个计算方式不复杂，大部分人看得懂。”
“研究报告不是我为自己的企业或产业‘服务’的。”倪捷说，“而是要用科学的语言对电动车的科学管理提出建议。报告有对企业有利的，也有很多超乎我过去常识的，对我们企业有否定的结果，这也有利于我们优化对电动车的设计。”
关于两轮电动车安全运行的速度值，1998年时由于技术有限，设定在最高20公里/小时，后来厂家就不断增加速度，自然都属于“不合格产品”。可多少数值是合理的？过去几年里协会、职能部门、厂家吵的不亦乐乎。倪捷的报告认为，在25-30公里/小时之间确定一个数值，作为“能够行驶于慢速车道”的电动车速度极限值比较安全。其观点背后有严谨的数学讨论支持。
关于电动车的重量与制动的关系，目前的规定是，电动车重量必须少于40公斤(或者48公斤)，否则不允许上路。倪捷从“车辆重量与惯性动能和结构安全的关系”入手分析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可笑讨论”。“控制质量不能够起到减少制动距离的目的，提高轮胎宽度，扩大接触面积有利于提高制动性能。”可是管理者却限制重量，又禁止轮胎宽度稍宽的电动车上路，完全与安全性相背离。倪捷评价说：“决策者凭感觉以为重量太重、轮胎太宽不像非电动车，就来个禁止，实在太缺乏科学知识。”
与上述结果相比，如果倪捷的数学推导正确，发到企业征求意见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 送审稿)，简直是荒唐。近年来，电动车的主管部门突发奇想，提出了对质量超过40公斤，速度超出20公里/小时和50 公里/小时的电动车唤之“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让这类电动车离开非机动车道作机动车管理。
倪捷在报告中说，现在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全社会保有量大致相当，为8000万。假设电动摩托车的安全系数达到摩托车水平，按摩托车交通事故的万人死亡率计算，全国电动车变为电动摩托车后上机动车道，将造成交通死亡人数增加约1. 15万人！
更可笑的是速度达到和超过50公里/小时这项指标。如果把现在普通电动车的电池容量增加5.6倍，质量提高到 96公斤，按50公里/小时全速行驶，倪捷使用一堆数学公式后得出，这样一辆电动车，一次充电只能跑29公里。“消费者绝不可能买价格更高，每次却只能跑半小时的所谓电动摩托车。”所以倪捷说，“即便管理者对增加死亡人数毫无恻隐之心，技术上先天决定的不可能性，也应该让管理者放弃电动摩托车的主张。”
“我不想再用常识跟他们争论，我会把系列研究成果寄给有关决策部门，也提供给相关专家、同行，我欢迎任何科学语言的争辩、反驳。作为一块‘砖’，我的研究是够格的。”
倪捷说：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发展的还有待完善的新型交通工具。然而，我反对有些人因为这个交通工具尚有缺陷的不足而直接封杀它，或者编造一些诸如污染、危险等根本不存在的理由对它进行骂杀，还有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不合理的一些限制。”
用科学语言行使表达权
作为绿源电动车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倪捷与夫人胡继红分工明确：倪捷的任务是高点强攻，“眼睛朝上看”，主管企业的发展规划与科技研发；而胡继红的工作是管短平快，“眼睛朝下看”，主管企业管理和日常工作。
对倪捷2007年底开始的“闭关”研究，“胡总”很支持他的“不务正业”。胡继红1988年是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电力系统专业的研究生，两人已夫唱妇随了20年。“担当了企业里95％以上的日常事务，一边还能在家里帮助我验证推演的结论是否正确。”
“胡总”坦言，这一次的支持，是因为倪捷 “科学是民主的基础”的观点。就笔者所知，这是倪捷的第三个著名论断了。
1997年，绿源生产了第一批电动自行车。为了这个新产品的销售，倪捷经常起早推着车子到公园门口向大叔大妈们宣传，那时的电动车就是在自行车上加个电池和电机，性能说真的不咋的。可几个胆大的大叔大妈经不起倪捷“忽悠”，被他的诚意感动而献上了他们宝贵的金钱。于是，绿源电动自行车就第一次有了“销售”的体验，正是他们大胆的消费行为，倪捷的创业理想成为现实。所以在2005年被评为“风云浙商”时，他讲了一句获奖感言：“伟大的消费力才是生产力澎湃不断的源泉。”
2002年后，陈旧的城市交通管理体制成为电动车行业的政策瓶颈。倪捷并不在意“商不与官斗”的规矩，反而更愿意把这当作公共话题。北京、福州、海口、珠海、广州，他或写作万言书，或出席听证会，甚至还曾把政府部门告上法庭。这么做，是因为他秉承一个理念：“公共讨论是市场经济的清道夫”。
他说，公共事件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一旦上升为公共事件，要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你就必须想办法说服公众，首先你要做认真的调查研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公众才会相信你有道理。
这个民主化进程对于经济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越来越多的人讨论经济领域的公共问题，经济生活就会越来越透明。对企业家的限制也会越来越多，老板就不敢做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对管理者也很有益，虽然其间不免有一些言语刺激，对管理者的权威有些影响，但公共讨论会给你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即便你有错，那也不要紧，知错就改。大家都会为你的改进感到欣慰。这样做还可以破除一些神话，没有公共讨论，政府管理是神秘的；有充分的公共讨论，公共意志能影响决策，政府管理就有了民主的基础。
这一次，倪捷又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找到了一个理由：“科学是民主的基础。”他的“科学”情节，来之于自己管理企业的感悟：从所有成功企业的经验来看，讲究科学是制胜的法宝。在绿源有两句话，一是“科学面前人人平等”，是说只要你说的有道理，能讲出科学依据，那么你就是对的，不管反对你的是谁；二是“尊重秩序，更要追求真理”，就是说每个人要遵守既定的规则，但同时只要发现规则的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就要勇敢地、毫不客气地予以改进或更正。倪捷认为，对科学的追求是所谓“学习型”组织的真谛，而他自封为“绿源首席学习官”。
倪捷说，这几年电动车应该发展还是枪毙的争议很多，管理者如何管理、国家标准的各种限制争论也很大。如果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争吵，是不利于公共事业的；进一步讲，即便都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但是没有科学的方法，都凭自己的“常识”表达观点，就形成不了科学决策。常识就像科学的影子，但完全相信常识，找不到内在联系，就会变成捕风捉影。而“科学以及追求科学与真理的精神，是一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不断发展和前进的不竭动力。”
在第一个研究报告完成后，倪捷和他的团队又开始了“六大专题”的第二个研究：两轮电动车对中国能源状态的影响。他希望比较自行车、两轮电动车、公共交通、私人汽车等交通工具使用中的环境、能源、资源代价，为中国百姓生活的“自动化率”提供最优的交通选择路径。
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把“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无疑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又一重大进步。那么，公民表达权如何表达呢？倪捷的“不务正业”应该是有益的：那就是以尊重科学的精神，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达。
观察与思考 2008年03月18日 记者 徐友龙
